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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时，李璮派人将王文统曾写给他的三封书信送还，被巡逻兵截获，送到世祖面前。忽必烈“以书示之，文统始错愕骇汗。”书中有“期甲子”一句，“世祖曰：‘甲子之期云何？’文统对曰：‘李璮久蓄反心，以臣居中，不敢即发，臣欲告陛下缚璮久矣，第缘陛下加兵北方，犹未靖也。比至甲子，犹可数年，臣为是言，姑迟其反期耳。’世祖曰：‘无多言。朕拔汝布衣，授之政柄，遇汝不薄，何负而为此？’文统犹枝辞旁说，终不自言‘臣罪当死’，乃命左右斥去，始出就缚。”
无论《元史》还是《新元史》，对于这次审讯过程都语焉不详，疑点百出。王文统呈上的交代材料到底都写了些什么？为什么李璮会把王文统写给他的书信送还，还正好被“逻者所获”？王文统给李璮的书信，内容是什么，是串通谋反还是确如他所说“姑迟其反期耳”？
疑点多，且无其他旁证，我们只能存疑。但忽必烈却并未存疑，已经认定王文统谋反证据确凿。于是召窦默、姚枢、王鹗、刘秉忠及张柔等人，把上述三封书信给他们看，问“文统当得何罪？”窦默、姚枢是王文统的政敌，自然不会有什么好话，刘秉忠虽然一直是王文统的支持者，但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也必须站在正确立场上。于是诸文臣皆答：“人臣无将，将而必诛。”所谓“无将”，出自《公羊传》，意谓不得企图叛逆，只要是企图叛逆就该杀。武将张柔更是干脆说“宜剐”！忽必烈让大家“同辞言之”，也就是统一口径，于是都说“当死”。王文统的命运就此决定。
是年二月二十三日，王文统及其子王荛以同谋之罪被诛杀，元朝初年的王文统时代迅速落幕。
王文统与窦默、姚枢、许衡等人的政争。虽可算理财派与汉法派之争的开端，但王文统本人并非嗜利无行的佞臣，其当政时的种种举措对民生也极为有利。他自己其实只能算是汉法派中较为务实的一份子而已。儒化极深的太子真金虽深受老师窦默、姚枢的影响，但对王文统也很认可尊重 。如果由他长期秉政，其实并不妨害元朝日后走上汉化的道路。他被李璮牵连而死，忽必烈“始疑书生不可用”，纯粹以理财为要务且丝毫不关注民生的阿合马等人才有了登上历史舞台的机会。
也就是说，王文统时代，理财派与汉法派所争不过是原则上的细节，外带一些自身名利的争夺。到了阿合马时代，两派的分歧就直接触及到了原则问题，以至于争斗更加波谲云诡，血雨腥风。
【正文】
帝国的隐线
——汉法派与理财派之争（中）
王文统之死，对于姚枢、窦默、许衡等汉法派来说，不仅没有胜利的喜悦，反而产生作为儒生不再被忽必烈所信任的忧虑。
虽然忽必烈的“始疑书生不可用”，并非完全排斥汉法派，彻底摒弃附会汉法所建立的制度，但对于儒士们来说，想在忽必烈时代实现大元王朝的全面儒化已经不可能了。
他们只能寄希望于未来——继承忽必烈的第二任皇帝。
也就是现在的太子——真金。
无论是北魏、辽、金，还是后来的满清，这些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王朝，往往要经过一两代，甚至三代以后才会有基本上抛弃草原民族的彪悍性格，而以文弱形象出现的帝王。而元朝，却在忽必烈之后就差点出现了与草原上的祖先，甚至和父亲都完全不同的继承者，这便是忽必烈的嫡长子（实际上嫡次子，长兄早逝），后被追封为裕宗皇帝的真金太子。
真金太子的母亲是察必皇后，出身于与黄金家族世代联姻的弘吉剌部，从成吉思汗的母亲诃额仑，到成吉思汗的妻子勃儿帖，都是出身于这个部族，真金的蒙古血统可说相当纯正，可除了血统，在他的一生中，可说很难找出一点和祖先相似的地方了。
蒙古人之所以能够从弱小松散的游牧部落成长为无坚不摧的战争机器，在于从成吉思汗开始的全民皆兵政策。每个男子都要经历严酷的军事训练，男孩还没有学会走路就要先学会如何驾驭马匹，只要能够顺利长成，一个十五岁的蒙古男子便已经是弓马娴熟，吃苦耐劳而又无惧死亡的战士。而蒙古帝国之所以可以数代保持旺盛的征服欲望和超强战斗力，则在于历代贵族也要经历这样的残酷训练，成吉思汗的儿孙辈，些许并不能都成为军事家，但无一不能横刀立马，冲锋陷阵。
到了第四代，这样的遗传稍有减弱，但总体上还保持着马背民族的特征，而真金却极不协调的出现在了黄金家族的第四代之中。
首先，他的名字便和兄弟们不同。忽必烈有十二个儿子，嫡子四人，除真金外，分别叫朵儿只、忙哥剌、那木罕；庶子八人，分别为忽哥赤、爱牙赤、奥鲁赤、阔阔出、脱欢、忽都鲁帖木儿、忽里带和铁蔑赤。全都是正宗的蒙古名字，只有真金，用的是如假包换的汉名。
真金的名字，是第一个接触蒙古贵族的汉传佛教禅宗高僧海云法师所起。真金出生于公元1243年，正赶上海云法师到和林传法。海云法师是得道高僧，他的这次北游记，给了忽必烈两样宝贝，一个是此时还是他的小沙弥，日后被留在和林，成为忽必烈首席谋臣的刘秉忠，另外一个，便是给新出生的王子取的这个“真金”的名字。
也许，一个名字并不代表什么，但从汉地而来又为王子取汉名的海云法师确实是将附会汉法之风吹进了忽必烈的心中。于是，随着法师北上的脚步而降生于人世的真金也走上了完全不同于所有兄弟的道路。
【正文】
1250年，真金只有七岁，忽必烈便命姚枢为真金的老师，专门教授儒家经典。姚枢本就是忽必烈身边强烈推进行汉法的中坚人物，得到这么个培养汉法第二梯队的机会，自然使出浑身解数言传身教，对真金“日以三纲五常先哲格言熏陶德性” ，在他的教育下，真金很快便学完了《孝经》，儒家的义理也逐渐在幼小的心灵中扎根。
1253年夏，到真金十岁时，启蒙老师姚枢要追随忽必烈南下攻打大理国。仗要打，可皇子的学业不能耽误。于是忽必烈又命另一位儒臣窦默继续教授真金。小孩子习惯了一个老师，突然换人难免要闹情绪。忽必烈赐给窦默自己随身的玉带钩，并特意嘱咐道：“此金内府物也，汝老人，佩服为宜。且太子见之，与见朕无异，庶几知所敬畏。”这和尚方宝剑一样，要真金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尊重老师。但毕竟真金已经是现在上小学四年级的年纪了，只有一位老师已经满足不了教学需要，于是忽必烈又命儒士王恂作真金的伴读，算是窦默的“助教”。
虽然姚枢、窦默都是很称职的老师，但要说对真金影响深远的，则是王恂。这位与郭守敬齐名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精通经学的儒者。因为是伴读，给真金的感觉不像老师那么严肃，陪伴真金时间又长，而且“于太子起居饮食，慎为调护，非所宜接之人，勿令得侍左右。” 可说是关系极为紧密。这使王恂得以“每侍左右，必发明三纲五常，为学之道，及历代治忽兴亡之所以然”，“以正道经书”辅翊。这样教学方法属于启发式，最能抓住学生的心。真金得以独立思考，以儒家思想来分析问题，经常和王恂讨论尝问“历代治乱”的原因，王恂则“以辽金事近接耳目，即为区别善恶，而论著得失，深切世用，盖二十万言上之” 。
在三位大儒的熏陶教导之下，真金离草原上的金戈铁马、祖先们的豪勇善战越来越远，而三纲五常、微言大义、诗书典册则慢慢融进了他的血液。
于是，我们在史书中便看到了一个情感丰富，仁慈孝友，而略显懦弱的王子。父亲“违豫”，便会“忧形于色，夕不能寐”，母亲“暴得风疾”，“即悲泣” 。
而在与臣子们讨论论立身处世之道时，也不再以祖先的教导为唯一真理。一次与撒里蛮、伯颜、札剌忽等大臣谈话时，真金谦虚地说道：“吾属适有兹暇，宜各悉乃心，慎言所守，俾吾闻之。”
王子发话征求意见，臣子们自然把最拿得出手的见识奉送。撒里蛮说道：“太祖有训：欲治身，先治心；欲责人，先责己。”伯颜道：“皇上有训：欺罔盗窃，人之至恶。一为欺罔，则后虽出善言，人终弗信；一为盗窃，则事虽未觉，心常惴惴，若捕者将至。”札剌忽曰：“我祖有训：长者梢，深者底。盖言贵有终始，长必极其杪，深必究其底，不可中辍也。”
三位大臣一位说太祖，一位说当今皇上忽必烈，一位干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