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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邓他们一开打，对面的上甘岭侧翼阵地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于是也就跟着打，他们那边还有门六零炮，咣咣地直往山谷里炸。可奇怪的是，山上打得这么热闹，山坡底下却一点反应也没有。不一会，老邓他们连长跑来了，问是怎么回事？魏班长回答说坡下面有敌人，连长说先别打了我看看情况，于是大家都住了手，趴在坡沿上树起耳朵。听了半天，没发现异常啊。魏班长说刚才是有敌人的有动静的他们俩都听见了的，老邓一面跟着点头一面心里犯嘀咕。连长说，刚才有动静现在怎么反而没有了？难道敌人都被你消灭光了？
正说着，指导员来了，说指挥部在电台里问情况呢。连长说：“什么情况？八成是这几个二百五搞错了！”等到天亮，山坡下面果然什么人也没有，连长火大了，把魏班长臭骂一顿，老邓也就只好窝窝囊囊地回坑道睡觉去。
一觉醒来，老邓看见指导员笑嘻嘻地坐在旁边，隆重地端过来一杯糖开水，并且亲切地拍拍他的肩膀，夸奖说：“小伙子，不错，不错啊。”把老邓闹了个莫名其妙。
原来，昨晚山坡下确实有一股敌人，他们原本是准备袭击对面上甘岭侧翼阵地的，没曾想却被下甘岭二号阵地的老邓他们发现了，观察哨一开打，对面上甘岭方面也有了防备，敌人见无机可乘就撤退了。守备上甘岭侧翼阵地的是24军的另一个师，他们的侦察小组看见撤退的敌人有两百多，还拖带了十几具尸体，那边的部队把这个情况通报给了七十师，师长很高兴，当即表扬了老邓他们连。
三个“二百五”给连里增了光，连长指导员自然十分欢喜，结果是，魏班长记功一次，老邓和另一个战士各得一个大表扬（据老朱介绍，这表扬分大表扬和小表扬，小表扬是开会表扬，不记入档案，大表扬则要上报嘉奖，差不多就是立功的意思了）。
呵呵，老邓第一次打仗，连敌人是什么样都没看见，就立了一功，不能不说是个福将啊。
冬天过去，天气逐渐变热了，到端午节的时候，老邓已在上甘岭前线战斗了四个月。这期间老邓又打了多少仗，他没讲，马甲也不知道，不过据老邓说这四个月他们连队曾经换下来休整了两次，那个魏班长也牺牲了，可见战斗是十分残酷的。
端午节的时候，老邓他们防守的是上甘岭的东南阵地。那一天，祖国慰问团送来了好多东西，除了苹果，还有日记本、针线包、毛巾。大家都乐意要笔记本，因为那里面一般都有封信，闹好了还可能有张照片什么的。“我分了条毛巾，上面绣了个红五星。日记本没得到，要的人太多。也是怪呢，越是不识字的人越是喜欢那本本，拿着封信到处求别人念”，老邓如是说。
在坑道里天天吃饼干，缺维生素，所以苹果是好东西，一人分一个，剩下的由指导员统一管理，保管苹果的任务自然就落到指导员的通讯员老邓的头上了。
端午节中午，老邓正在坑道里忙着往弹药箱子里收拾苹果，这时候炮响了，密集的炮火震得坑道里尘土飞扬。打了几个月的仗，老邓当然知道这是敌人要进攻了。可是，当时他并不知道，这将是他参加的最后一次战斗。
第八章
1953年的6 月，正是朝鲜谈判谈谈停停的时候，双方在板门店桌子边争吵得越热闹，三八线的战场上打得也就越激烈。
在坑道里，老邓他们得到的消息是这样的：“美国的无产阶级是反对侵略战争的，想扩大战火的是杜鲁门和资产阶级一伙。”因此“反动派不肯认输，我们就把他打回谈判桌去”。根据这个原则，从5 月份起，阵地上就配置了高音喇叭，由会说英语的广播员负责给美军中的工人阶级士兵做思想工作，而老邓他们则专门负责消灭属于资产阶级的那部分坏蛋。
英语广播有多大效果不好说，反正敌人进攻的强度不见减弱，密度倒还有所增强。
这一阶段的战斗都是围绕着阵地的争夺与反争夺而展开的。“连长和指导员每天都不停地说要坚守阵地坚守阵地，一步也不许退。我们的部队是渡江英雄营，连长和指导员都是最勇敢的人。”
说是要坚守阵地，可是坚守也不容易。阵地上的土早被炸弹犁松了，“不能挖战壕，坑挖深一点，炮弹一震就把你埋到里面去了”，“只挖个膝盖那么深，前面用土麻袋挡着，能趴下就行”，“我使步枪，步枪要掩护机枪。敌人进攻，在前面跑着的那些我不管，那些归机枪打。我们打蹲着的和趴着的，蹲着趴着的家伙你不打他，他就瞄着我们机枪干了”。老邓还说：“我们当然也打敌人机枪，但敌人机枪的打法和我们不一样，我们的机枪手都是好战士，摆在前面，打得最狠；他们的机枪躲在老后面，胆小。” 2
1953年端午节的中午，老邓听见炮响，赶紧把苹果放好，再往自己脖子上挂了个铜喇叭，拎起枪就站到指导员旁边。按以往习惯，指导员负责机枪组，所以这时几个机枪手也跑了过来，可指导员一摆手，让他们跟连长去。
原来这天坑道里有客人。从6 月份开始，二十四军在上甘岭战区逐渐转入进攻态势（老邓他们这个阵地就是不久前才占领的），当时部队的口号是“一鼓作气，消灭美三师”。为了配合这个形势，朝鲜方面也开展了宣传活动，这天正好有一个人民军的政治军官和朝鲜青年团的一个同志来连队采访，现在战斗打响了，指导员先要把他们送回去。
指导员让老邓帮朝鲜同志把采访包背着，一边坐着谈话，一边等炮停。
从炮一开始响，连长就守在坑道口，看见炮火延伸，连长手一挥就带着一个排冲上去了。接着，指导员、老邓和朝鲜同志也来到坑道口，准备等我军的反击炮火开始之后，沿着运输线返回到团部去（师、团的前指离阵地不到三百米，但真正的师、团部离一线却要远得多）。就在这时，敌人的炮又响了。指导员赶紧指挥战士退回到坑道里，不一会，阵地上抬下一个人来，是连长。
连长的背被炸开了，像血糊的一样，抬进来后只动了几下就咽了气。指导员当时眼睛就红了，他和连长是老乡、老战友，年纪差不多，平时点一根烟都要两个人分着抽的，关系极好。指导员不让别人插手，自己找了床棉被把连长裹上，然后问上面的情况怎样？连长的通讯员哭着回答：“美国人，人很多。”指导员于是对朝鲜同志说：“对不起我不能送你们了。”
指导员安排老邓把两个朝鲜人送回去，并且让他把一个包交给团政治部，那里面有连队的战斗日志和全连战士的决心书。决心书的事，老邓知道，那是指导员写的，分苹果的时候还张罗着大家签名字。每次祖国人民送礼物给志愿军，前线部队就用决心书当作给慰问团的回礼。
指导员话还没有交代完，那个人民军的军官就把照相机挂到了老邓的脖子上，并且说“不用送我，我必须留下来”。旁边的那个朝鲜青年团的同志也坚决要留下。
这个军官姓洪，是人民军报的记者，他小时候在中国东北读书，能说很流利的中国话，抗战胜利后随金日成打回了朝鲜，在战斗中负过重伤，是个老兵了。这些情况当然是老邓日后听介绍才知道的，当时他甚至还不知道那个青年团员原来是个女同志（其实，坑道里的人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听到人民军洪军官的话，老邓说指导员当时就愣在那里了。洪记者先问清楚老邓的名字，掏出个信封刷刷写了几个字，要求老邓必须把他的信和文件转交到人民军政治部，然后转身就往外走，指导员这才想起阻拦他，可洪军官大声说了句“我级别比你高，听我的”，人就出去了。指导员没辄，只好带着部队顶着炮火冲了上去。
老邓说，当时他就觉得这个洪军官很了不起。因为头几天连里的副指导员牺牲了，副连长受伤还没有回来，而现在战斗才刚开始又损失了连长，连级干部只剩下指导员一个人，大家心里都有些发慌。洪军官一定是发现了这个苗头才决定挺身而出的。老邓说，朝鲜政治军官的军衔标志和其他军官的不一样，他看不懂。但是，“真正的政工干部就应该像他那样做”。
老邓一面赞赏着一面往团部跑。这时他还不知道，在他兜里装着的那封洪军官的信将会给他带来一枚朝鲜勋章。
洪军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