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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字呀？”“‘主持人’呀！”孟欣极其不经意说出了三个字，技术员照办。周围没有任何人流露出惊异或是质疑，依旧没有喝彩和祝贺，大家平静地继续后面的工作。只有在我的心中，经历了翻江倒海的激动，我强忍着——我害怕，没有任何名分的我可以被叫作“嘉宾主持人”，或者“特约主持人”，如果这样就意味着我只有这一次机会，就意味着我只是在中央电视台领了一个纪念品，接下来我就要打道回府，而我的努力都将化作遗憾。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1994年3日28日，我终身难忘的一天，我庆幸它成了一个起点而不是终点。孟欣走的时候，我胆怯地说：“谢谢孟导。”孟欣只是笑了笑，高立民也冲我笑了笑。现在回想，当时我没有任何正式手续，身份还是兰州的军人，高立民老师毫不介意地将我领进大门，孟欣导演坚决爽快地收留了我，邹友开主任广纳贤言认可了我，而每遇关键时刻，又会有崔亚楠、杨东升、刘真、张海潮他们的侠义身影，伸出援手，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今天。人生路上会遇到很多朋友，很多恩人，我是幸运的。他们的出现给了我人生路上最重要的帮助。今天我们都是非常熟悉的同事，常常可以见面。是他们陪伴我度过了人生的一道关卡……。我终生祝福他们
就当是兰州军区交给你的任务（1）
节目顺利播出。播出就播出了，三秒钟激情之后留下了更加现实的生活。将自己的名字前面打上“主持人”三个字，在我看来是人生的转折，其实什么都不能代表。那短暂的三秒之后，我需要处理的是一系列更加具体和棘手的问题。如果之前的困难还带有很多的人生命运感，以后的问题就更加现实——现实就意味着一时半会儿靠我的力量难以解决。节目播出那天，我只是通知了兰州几个要好的朋友以及自己的家人，不想再口出狂言给自己更多的压力。更重要的原因是，出来很久，既没有向团里正式请假，也没有和哪个领导私下打过招呼，我依旧是个军人，部队的一纸命令可以让我所有的努力灰飞烟灭。而这边，自己的业务水平时时处处都需要提高。更麻烦的问题是，我带的钱几乎花光了。我不敢向任何人提任何要求，因为我什么资格都没有，也不敢打电话回家，因为我知道我出来的时候带走了家里所有的钱，就像歌里唱到的：“所有的问题都自己扛——”不久，《东西南北中》剧组搬家到了京丰宾馆，在北京丰台区，离台里的距离更远了，跑步肯定不行了，于是我又多了坐车的开销。每天上班依旧和以前一样，早晨打开水，中午买盒饭，乐呵呵地和大家一起研究节目，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着。那时，中央电视台只有两套节目，节目量不大，我们的《东西南北中》是每月播出一次，节目制作周期很长。周末，不上班的时候，是我最难熬的，因为那时暂时搁下的烦恼都回来了。我一个人在宾馆的房间里看电视，中央台和北京台一共才有几个频道，更没有卫视节目，那种8个按钮的电视机就足以排满所有的电视台。没有遥控器，在楼道中捡了一根竹竿，长度正好够得着电视，我颓废地躺在床上，用竹竿捅电视上的频道按钮，从一捅到八，再从八捅到一，反反复复，在烂熟于心的几个节目中倒腾。实在饿了，就来袋方便面泡泡，一天就这样过去了。白天睡多了，晚上睡不着，夜里连电视都没得看的时候，我难以抑制地开始思念自己在兰州的家，回味咀嚼惬意的小日子。房间里没有电话，即使有也打不起长途，于是漫漫长夜让我阵阵恐惧和狂躁，毕竟我不是初涉人世的小青年，眼看30岁了，上有父母双亲，下有妻子家庭——以后怎么办？沮丧时想到了回去。然而那3秒钟的电视镜头，给了我生命的全部期待和信心！全部的关键就在挺一挺！很多时候，成败就在一念之间，我不害怕具体困难，但是心灵上的孤寂，那种在异乡的不安全感让我难以自拔，我仍然在漂……有一天中午休息的时候，我想到商场买点主持时用的化妆品，因为经常在外景出镜，化妆师不能常在身边，常常需要自己化妆。我和崔亚楠到离中央电视台不远的百盛购物中心，两个大老爷们儿来买化妆品，又不熟悉品牌，转悠了一圈终于来到了“羽西”化妆品柜台前。小姐热情介绍一番，我们随意买了一瓶深色的粉底，一个浅色的唇膏。小姐好奇地问我们为什么买这些东西，崔亚楠快人快语跟人家小姐逗贫：“小姐，他是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过几年肯定是一个大明星，你还不赶紧让人家给签个名！”小姐听了他的话，上下左右打量了我一番，一脸的莫名其妙，很不屑地问了一句：“您是主持什么的？怎么还自己买化妆品？”边说边低头熟练地帮我们包装。小姐的话真伤了我的自尊，就觉得臊得慌。后来在录制《艺术人生——黄磊》节目的时候，他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刚刚和陈凯歌导演合作拍完《边走边唱》，心气正高，却没有什么新戏可拍，闲在家里。一次家里来了一个电工，修理完了电器，黄磊的爸爸为表示感谢，非要送给人家一张黄磊的照片，还要黄磊在照片后面签名，电工愕然地看着黄磊问：“他演过什么？”
就当是兰州军区交给你的任务（2）
黄磊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显然有成功者的自嘲和幽默，但在当时一定是尴尬的。对于演艺界的人来说，成名意味着一种成功，那种站在大家的面前却被熟视无睹的滋味并不好受。人有些正当“虚荣”是很自然的。但在当时，经常遇到的嘲讽，像针一样地刺伤了我，不管有多么俗不可耐，在我的心里，我开始真实地渴望被大家认识，因为我知道那是我真正成功的一个标志。“别在我这晃悠了，下午我们就走了，找谭梅亲热去吧！”刘部长善解人意地把我“轰”了出去。我“擅离职守”到北京后不断地接到团里的同志捎来的口信，甘肃电视台的节目也要定期录像，我就想方设法周旋，什么生病请假、有事外出等等，时间长了总觉得不是个办法。但又有什么其它办法呢？1994年4月26号，谭梅她们到朝鲜访问演出回国，要在北京转火车回兰州。她们的日程安排得很紧，深夜到京，只休息一个上午，下午一点多要离开。这是我和妻子分别好几个月之后唯一一次见面的机会。同时我也知道，这次带着她们出国的是兰州军区文化部刘部长，这真是难得的机会，我得见机行事，把“擅离职守”的事向领导汇报。当然同时就意味着我和谭梅见面的时间又会缩短很多。那天上午，我向台里请了假，早早来到谭梅她们住的空军指挥学院招待所。说来也巧，上午10点10分正好是《东西南北中》重播的时间，我到了驻地先没找谭梅，径直来到了刘部长的房间。刘部长对我的突然出现深感惊讶，这么久没有见面，忽然出现在北京。寒暄之后，我打开电视机，不一会儿，片头闪过，我的影像出现在屏幕上。刘部长惊讶地睁大眼睛：“朱军，你？这是怎么回事？”我没有说话，节目播出了20分钟。我一语双关，斗胆问刘部长：“您觉得行吗？”。刘部长仔细地看看台标，CCTV1，又回身看看我，将信将疑。我怕惹恼领导，于是寻章摘句拣好听地说，把自己来中央电视台实习的事情，谈了个大概轮廓，然后非常委婉地说出了我的耽心。刘部长是个老军人，性格刚直，说话不拐弯，看看电视又看看我，似乎全明白了，然后坚定严肃地说了一句让我终身难忘的话：“朱军同志，你要好好在中央电视台实践，而且要把它当成兰州军区交给你的任务来完成。懂了吗？”一语惊人！早知道刘部长开明通达，但这样地痛快淋漓是我万没想到的！“谢谢首长！”我便装，敬了一个军礼。“别在我这里晃悠了，下午我们就走了，找谭梅亲热去吧！”刘部长善解人意他把我“轰”了出去。从刘部长那里走出来，如同吃下定心丸，气定神闲。只有当过兵的人才能理解我那时的心情。从入伍的那一刻，我就懂得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父亲是老兵，从小严格的家教绝对不允许我违抗组织。假如团里一纸命令让我回兰州，别说是中央电视台，就是上月球我也不敢。我是军人，我可以追逐梦想，但是我必须服从命令，我没的选择。刘部长命令我“好好在中央电视台实践”，就像小时候有一回生病，医生没给开苦药，竟然让我“连吃三根冰棍”！我一听，什么病都好了。眼下，刘部长又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