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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年间第一文字狱大案——年羹尧案中，年羹尧的心腹幕僚汪景祺不禁自身惨死，而且被雍正下令挖去了头骨悬挂于菜市口，手段可谓残忍至极。
乾隆即位之初，为了笼络人心，先下令刑部将悬挂在菜市口枭示的汪景祺头骨取下“制竿掩埋”，接着又降旨赦免了被配的汪景祺及查嗣庭的亲属。
为避免再生以文字罪人地“冤狱”。乾隆暂时听从山东道御史曹一士“请宽妖言禁诬告折”。批准刑部地建议：今后凡告旁人诗文书札等悖逆讥刺地。如审无实迹。一律照诬告反坐；如果承审地法官率行比附成狱地。以“故入人罪”论。
虽然此时文人早被康熙、雍正两朝抽去脊梁。但仍然高兴万分。纷纷上表称颂乾隆“上下无隐情”、“为政以宽缓”。并大施感情代理权编造民谣：“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以对比雍正时地歌谣“雍正钱。穷半年”。（真他妈地恶心）
可他们这些上表称颂地文人墨客。又怎么料到自己称赞地“明君”。从即位地十六年起到翘辩子。五十年不到地时间内文字狱多大一百三十余案。可谓展到了顶峰。
乾隆十六年（1751年）。文字狱于“伪孙嘉淦奏稿”案。此案历时一年七个月。蔓延京师、山东、山西、江西、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南、湖北、贵州、广东、广西以及边远土司等地区。轰动全国。各省查拿地人犯。其中以湖广、江西最多。而人犯较少地四川一省就捕获了二百八十余人（单单是涉案人员。还没算他们地家人）。另外对审理不力地官员如江西巡抚鄂昌、按察使丁廷让、南昌知府戚振鹭等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两江总督尹继善、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以失察罪交刑部严议。
这是何等手段。下及百姓。上至督抚。仅仅是一封假奏折而已。
王锡侯地《字贯》案更是可笑。乾隆三十四年（1969年）。他认为《康熙字典》收字太多。“学者查此遣彼。举一漏十。每每苦于终篇。掩卷而仍茫然”。而且字与字之间没有联系。“字犹散钱”。他便想出“以义贯字”地方法。把音或义相同地字。汇萃一处。编写出了一部名《字贯》地新书。全书分天文、地理、人事、物类四大类。共四十卷。由于《字贯》通俗易懂。便于查找。如以“风”为目。后则列风貌、暴风、大风、小风、热风、和风、低风、风声之类。因而在它未正式脱稿时。就得到不少人地赞赏。在友人地赞助下。《字贯》很快就出版了。
乾隆四十二年，也就是《字贯》出版后的第三年，王锡候的仇家王泷南仅据《字贯》自序中说《康熙》字典，“然而穿贯之难也”一句，上书江西巡抚海成，指控王锡候诋毁册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贯》实为狂妄不法，要求革去举人，以便审拟。
海成接到王泷南的状纸后，立即奏朝乾隆。乾隆看了海成的奏折，先确认了“妄行著书立说”，便批交大学士去处理。后来乾隆翻阅了《字贯》现在凡例中将孔子、康熙、乾隆的名讳开列，认为“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即应照大逆问拟，以申国法而快人心”。
当乾隆皇帝开口要重惩王锡候时，海成立即率官员兵丁驰奔棠浦沐溪将王家数十口一并拘捕，装进槛车，解押上就，对王家藏书，逐一翻阅，指出书中“悖逆狂妄之处”连并奏折，上呈乾隆。十二月，王锡候一门在京尽皆斩，“被诛时情状甚惨”（《盐乘》），凡为王锡候产诗文写过序、唱过赞歌的一律予以制裁。
乾隆还对在办理《字贯》案件时，“漫不经心”或“不能检出悖逆重情”的官员都给予处分。他认为，江西巡抚海成只将王锡候“仅革去举人审似，实大错谬”，判以斩刑。事后，将缴到王锡候七十九本著作，十七件手稿，已印好的二百六十一部《字贯》，各种书版二千一百七十四版，以及《明诗别裁》、《古学指南》九种五十二本藏书全部销毁，造成中国历史上一桩特大的文字冤案，王锡候也成了封建**的牺牲品。
这件事对满清官员的震动不可谓不大，不是在可惜才学过人的王锡侯，而是为海成的遭遇感到“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一省巡抚啊，就这么着完了。何止可惜二字啊！
打那之后，满清地方官员反涉及此事，无人敢掉以轻心，轻罪重罚已是官场上的惯例了。
这样的结果是什么？**案于四十九年底，结于五十一年春，抄家灭族者举国皆有，流放千里更是数不胜数。波及全国上下，累及民户千万。
假如没有中华国，这场特大文字狱案不过是满清朝廷的阵痛，忍一忍也就过去了，可惜乾隆没想到万里之外的南洋还有这一个“痴心不悔望故乡”的梁明。
三十章 围观
乾隆四十九年，就在满清忙于平定白莲教义军的时候，中华国依旧在默默无声的积蓄着自己的力量。/ /而大洋彼岸的欧洲也终于平静了下来，在春天到来的日子里美国独立战争正式结束。
事实上，至1783年以后双方基本上已经停止了交火，贸易也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现在战争是正式告一段落了。
在这场维持了五年的战争中，中华国在军火贸易上赚取了一份丰厚的利益。即瑞典之后，饱受南北两面压力的丹麦和仇大苦深的波兰也相继在中华国的军火单上签下了大名。而苦受财政困扰的法国和几近油净灯枯的荷兰也同样以贷款的形式，在中华国订购了巨量的舰载铸铁炮。
经过一年的恢复，高傲的法国不允许自己向万里之外的一个“叛乱者”国度长久欠债，勒紧了广大百姓的裤腰带，在西历1784年6月份还清了所有的贷款。
而荷兰近年的财政糟糕之极，实在无力快还清12o万金元的欠款（原本1oo万，那二十万是大炮的欠款）。面对尴尬的荷兰特使，梁明并没有为难他，不仅如此还再次向荷兰拆借金元8o万，不过这8o万金元只能用于在东方的贸易，不可以用以弥补其国内的财政赤字，一样是无息贷款。
格斯藤·范想都没想就应了下来，这对于国内财源枯竭的荷兰来说无疑是不小的帮助。双方定签下了一个条款，荷兰保证五年内还清2oo万金元的欠款，否则欠款以年息五成的利率递增。
送走千恩万谢的格斯藤·范，梁明笑得很开心，内阁重臣们也笑的很开心，相信再次欠下一笔账的荷兰会同中华国来往的更加紧密。
荷兰同法、西结盟同英国开战这几年，其立国之根本——海外贸易，迅缩水。即使在远东，有了中华国照应的荷兰商船也剩下了不足原先的一半。要知道就欧洲的各个贸易对象而言，远东贸易无疑是收获最为丰富的，虽然整体上讲中国一直处于顺差地位，可有些物品在梁明看来买的实在是像“贱价处理”。
比如英国。
中国茶叶的出口贸易，是英国政府收入和东印度公司利润的一个重要来源。在十八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它除了每年给东印度公司提供七十万至一百万英镑的利润以外，还给英国国库提供了二百三十万英镑的税收。
而生丝出口贸易，同样使英国商人获得优厚的利润，十八世纪七十年代，一担生丝在广州的出口价格为二百八十两左右，而给英国商人提供的利润，在扣除一切费用以后，还净余一百五十两。也就是说，利润率为百分之五十。
这些年来。有了雄厚财力支持地广顺行异军突起。以拆借地名义向一些亏欠洋商钱款地商行注资。六年间66续续地遥控三家商行。如今就是有着官商身份地十三行。也只能屈居其下。卢青在广州混地是风生水起。乾隆四十七年经广东巡抚李湖等人奏请。乾隆再次下令置办“广州公行”。卢青身价最是殷实得以充当行（即总商）。
公行复设后。职责较初时尤为重大（早就有。后来散伙了）。不但商品价格之制定为其专责。即使政府与外商间之交涉。亦皆以公行为代理人。公行一方面代清廷征收税课。另一方面又为外商代纳关税。并代经营贸易事务。
这不仅为卢青地展提供了良机。更是一个加价地好机会。短短两年地工夫茶叶、生丝、瓷器等等大宗出口品价格浮升不等。加上马六甲地税费愣是将欧洲贸易逆差拉大了三成。
不过远东贸易依旧是最为厚利者。荷兰想要恢复只能往东边跑。按他们地贸易额度。即使恢复到全盛时期8o万金元也够他们开销两年地了。至于现在没有三四年荷兰是恢复不来地。
而事实上。相比较那2oo万金元。梁明更在乎地是荷兰地教授。莱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