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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两人的交情很深，可以信任。
老四打来电话说，所有人的周围都没有人监视，但他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有人在监视政协。大宝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沉思了。
阿光带着温广平进来；温广平的手上提了一个大箱子。他带上手套拿起信研究了一下，说：“这不是普通的打印机，这是联想推出某个新型号时捆绑销售的打印机，我家里就是这一种，所以我很熟悉。”
阿光又拿出仪器研究，然后叫大家过来看：“你们看，这肯定不是通过正常渠道曝光的检举信。按照常理，这样一封信最少应该有个３个人以上的指纹；写信的，传信的，看信的；而且看信的应该不止一个人才对。不然也不能以这种速度传播。但很奇怪，这封信上只有一个指纹，很明显这个指纹是不知情的人在看阅这封信时留下的。等于是说，这封信在被拿到以前，只有一个人看过。或者说他们和我们一样，在看信的时候到带着手套。我认为这封信不会是从外面来的，肯定是有人直接放到组委会的桌上，被在旁边监视的知情人在看到有人拆阅以后就迅速传播。也许这个放信的人就是在旁边监视的人。也完全有可能是组委会里的人。”
大宝说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找出这么快的传播速度的原因，找到了这个原因，我就能大致推断出是谁在做这件事情了。有人监视政协，说明敌人不是很放心做这件事情的人，也有可能做这件事情的人是被逼的。遂叫老黑联系方仪约隋东亮见面。
大宝和隋东亮在１７０８坐下以后，大宝说：“感谢秘书长冒这么大风险帮我们这个忙，别的我就不多了，你能给我讲讲那天的事情吗？”
“一个看这封信的是组委会的召集人，因为信就是放在他的桌上，他是我们政协的秘书长。因为是开会期间，所以我们很多人都在一起拆阅代表信件。当看到这封信时，他的旁边有４个人，其中一个就有我，因为我们要归纳代表意见并进行编号。我们四个就是站在身边看完这封信的，当时我们都没出声，因为这是政协成立以来从没在开会期间发生过这种事情。秘书长看完信后，就把信放进了抽屉里。我就赶紧找了个借口打电话给方仪。然后方仪叫我有机会就把信给换出来，并叫我最好不要留下指纹。”
“开始有人说这件事情，是在你换信前还是换信后呢？”
“换信前。因为当时我还没回到组委会就有人问我是不是早上收到了一封检举信。当时我很吃惊。”
“你回到组委会发现有什么人表现得很平和，就象没发生过这件事情一样。而不是象大家的那种从众心理，很好奇，很八卦的样子。”
“你让我想想．．．．．．”
“还有没有人在你离开之后也离开了，在你回来之后又回来的。”
“有两个。这我记得很清楚。一个是办公室的赵书，一个是民盟的黄大勇。赵书是个刚分配来的大学生，很明显他是出去吃早餐回来的。黄大勇就不知道了。他进来以后就干他自己的事情，我也就没留意。当时我都是在想怎么找机会换信。当时大家已经都在议论这件事情了，他有没有参与我就不清楚了。”
“这个黄大勇是什么人？”
“是民盟的主席。本来他是很有机会做政协副主席的，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当上。都５０岁了，还只是正处。平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哦，对了。他和省委排名二的何良，何副书记有点交情，但至于他们的关系到什么程度我就不知道了。听说何副书记在推荐他做湖城市的政协副主席时不遗余力，但在省委常委会上没通过。”
“有没有当时在场的人问过你们最先看到信的４个人。或者说有没有人向你们求证？”
“有。因为当是有很多人在场，而看到信的就我们４个，所以很多人问我们。但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奇怪。”
“什么事情？”
“就是秘书长曾明的反应。”
“反应？”
“是。本来发生这种事情，他应该马上拿着信去找政协主席马在春的。但他没有，而是一直坐在座位上。后来我了解了一下，当时马在春正陪着代表在湖城饭店。那他应该跟一位副主席汇报呀，但他没有，直到我换了信。马在春回来以后他才拿着信给马在春。”
“后来呢？难道他没怀疑过这封信？”
“应该没有，因为我们的打印机都是一样的，当时我也很诧异。这种打印机都是配套的。当时我也没有多想，毕竟这种电脑是典型的办公电脑。现在想想，这也有可能就是在我们办公室打出来的。”
“谢谢你，秘书长。我不知道怎么表示我们的感谢。”
“自己人不说这些，那我先回去了。有什么事情我会及时跟你说的。”
老黑把老四叫过来，把黄大勇和曾明的名字给他：“我要这两个人这一个月来的所有情况，我要知道他们昨晚睡觉的时候穿的是什么颜色的内裤。”
很快就搞清楚黄大勇的情况了。
黄大勇这一个星期以来跟何副书记通话频繁，最长的有１个小时，直到事前发生的前一天他们还有在通电话。在事情发生的那个早上，却没有跟何副书记通话的记录。
黄大勇有一个儿子在北京工作，他老婆就是一个普通的邮电局干部，准备退休去北京陪儿子了。黄大勇有一个情妇，是他家乡的来的，原来是他们家的保姆，后来跟了黄大勇之后，被黄大勇安排在市政协的招待所做了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他老婆也知道他们的事情，也闹过，最后却不了了知了。现在没有发现他们之间有什么异常的。就是黄大勇的这个情妇比较爱赌，也没说过他给黄大勇带过什么绿帽子。
黄大勇的情妇叫黎珍。长得还算娇小可爱。黄大勇很喜欢她，还用积蓄帮她买了一套二手房，毕竟政协的民盟主席是没有什么外快收入的。黎珍经常召集一帮人到家里打麻将赌钱，跟黄大勇都闹过好几次了。好象现在黎珍在外面欠了很多钱。她最大的债主是老四一个手下的手下王杰。这些情况也是王杰了解到的，王杰已经把黎珍控制起来了。
曾明的情况倒是没有什么异常。电话记录也很正常，在那天早上，事情发生以后他打的一个居然是给达达的父亲。用的不是手机，是办公室电话。他的嫌疑肯定可以排除。
大宝想，这就能解释曾明为什么没有在一时间跟马在春说了。大宝对老黑说，事情现在有些眉目了。放信的人十有八，九就是黄大勇，但是他肯定不是为了自己才放的这封信。现在要搞清楚是什么人要他放这封信，也可能是何良或者何良的团伙。他们应该不是很信任黄大勇，所以才会一直监视他。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继续监视黄大勇，看他还会做什么。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我们不知道到底什么人要通过这件事情达到什么目的，这让我们很被动。要叫王杰逼迫黎珍还钱。不然就闹到政协让黄大勇还。他们自然就会动起来。
监视的人说黄大勇离开了政协办公室，到了一个茶室。已经拍到了跟他见面的那人的照片。是个年轻人，给了他一样东西，有可能是存折之类的。他们说了一会话就分开了。黄大勇回到办公室并约了黎珍晚上见面。
很快照片上的人搞清楚了，是何良的侄子何放。他给黄大勇的东西很可能就是钱。
大宝说现在我们就是要了解何良的意图了。他最终要得到什么？老黑对于他这个级别的干部来说我还真的什么都不是，那剩下的就是爸爸和刘伯伯的事情了。
大宝还没想好怎么跟父亲说。他有种感觉，这事从头到尾针对的就是爸爸和刘伯伯，而且并不是简单的打击报复。何良应该是想做什么事情才对。不然以他这个级别干部的政治敏感度来说，他不可能不知道这里头的厉害关系。这事处理不好，那后果可是不堪设想的。中央不会愿意看到一个省两个刚提起来的省常委在这种敏感的时候出什么事情的。那整个Ｇ省的官场将会发生大地震是无庸置疑的。这与中央一直在强调的稳定压倒一切的主流意识不符。
最后大宝决定还是照实跟父亲说。毕竟他们都是这个圈子的人。
当父亲听大宝和老黑说完以后大吃一惊。想不到这个事情把何良也扯了进来。他暂时想不通是为什么，因为何良和他们一向是河水不犯井水的，大面上都还过得去。他想不通何良为什么要犯这种大不为的错误。黄大勇他不是很熟悉。一个５０岁的处级干部为什么要为何良冒这种风险？如果真出什么事情，那黄大勇能不能正式退休都成问题，就别在说提拔了。这是官场忌讳，他不会不知道呀。他这样做与现有官场秩序是相违背的。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