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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又一行的报道。上面有张黑白照片，医护人员抬着她的尸体走下门前台阶。还有一张较小的照片，可以认出上面身着卡其色雨衣的人正是我。标题写着：“首席法医凯·斯卡佩塔医生到达谋杀现场……”
露西睁大眼睛瞪着我。柏莎把报纸藏起来是有道理的，但露西很机灵，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一个十岁的小孩看到这样的报道会想到什么，特别是上而还附了张她姨妈的照片？
我从未对露西详细解释我的职业。我避免与她讨论我们生活的野蛮的世界。我不希望她和我一样为盲目和残酷的血水洗礼，失去了天真与理想，再也不存一丝信任。
“这跟《迈阿密先驱报》一样，”她的话让我吃了一惊，“《先驱报》老是登些谋杀新闻。上星期他们在运河里找到了一具无头尸体。他一定是个坏蛋，才会有人把他的脑袋割掉。”
“说不定，露西。但就算他是坏蛋，还是不该被砍下头，而且，不是每个被谋杀的人都是坏人。”
“妈妈说他们都是坏人，好人不会被谋杀。只有妓女、毒贩或者强盗才会。”
多萝茜的确会说出这种话来，但更糟的是露西真的相信她说的话。一股囤积已久的愤怒从我心底冒了上来。“但那个女子是破勒死的。”
露西的想法动摇了。她的眼睛睁得那么大，几乎可以把我吞下去。“她是个医生，姨妈，她怎么会是坏人呢？你也是医生，她就像你一样。”
我忽然警觉到现在已经很晚了。我关掉电脑，牵着露西的手走出书房，进入厨房。当我转头问她要不要在上床前吃点心时，却猝不及防地发现她正咬住下唇，眼里充满泪水。
“露西，怎么哭了呢？”
她拼命地抓住我抽泣，哭叫道：“我不要你死，我不要你死。”
“露西！”我惊住了，不知如何是好。她发脾气、使性子我都不意外，但这是怎么了？我可以感到她的泪水沾湿了我的衬衫，可以感到那紧贴住我的小身体发热、紧张。
“别怕，露西。”我想不出别的话，只有把她抱得更紧。
“我不要你死，姨妈。”
“我不会死，露西。”
“爸爸就死了。”
“不会有坏事发生在我身上，露西。”
我的话并不足以安慰她。报上的新闻像是对她下了毒。她有成人的智慧，但又未脱离儿童的想象力，何况她原本就有很深的不安全感和失去父亲的经历。
上帝！我想不出要如何回应才好。我母亲对我的非难开始在我内心深处沉浮。我没有孩子，我大概会是个糟糕的母亲。“你该是个男人。”我和母亲最近一次的遭遇战中她如是说，“你把全部精力放在工作和实现野心上，一点也不像女人。凯，你会变成个虫干。”
当我在心灵最空虚、最痛恨自己的时刻，天杀的，我童年时家里草坪上那些虫子的躯壳就会浮现在眼前。半透明、硬脆干扁、死透的虫！
平时我不会这么做——给一个十岁大的小孩倒一杯酒。
我带她到她的房间，然后，我们坐在床上喝酒。她问我的问题却不是我能回答的。她问：“为什么有人要伤害别人？”“这样做是玩游戏吗？他觉得好玩才这样做的吗？像MTV上的节目，他们在MTV上也做那样的事，但那是假装的，没有人真的受伤。说不定他不是故意伤害他们的。姨妈。”
“有人就像恶魔一样。”我平静地回答，“就像狗，露西，有些狗无缘无故就咬人。他们有问题。他们很坏，而且一直都很坏。”
“因为别人先对他们很不好，他们就变成坏人了。”
“有时候是这样，”我告诉她，“但并不是绝对如此。有时候一点理由也没有。从另一方面来说，有没有都不重要。每个人都可以选择。有些人宁愿做坏人，他们就是对入很残酷。这是人生丑恶不幸的地方。”
“就像希特勒一样。”她低声说，又喝了一口酒。
我开始用手指梳理她的头发。
她继续嘀嘀咕咕，但声音里充满睡意。“吉米·库珀也是。他住在我们街上，老喜欢用BB枪打鸟。他还喜欢从鸟巢里把鸟蛋偷走，然后把它们摔在地上，看那些鸟宝宝挣扎。我恨他，我恨吉米·库珀。有次他骑自行车经过，我就对他扔石头。我打中了，但他不知道是我，我躲在树丛后面。”
我啜着酒，梳理她的头发。
“上帝不会容许坏事发生在你身上的，对不对？”她问。
“不会有坏事发生在我身上，我保证。”
“如果你祈祷上帝照顾你，他就会照顾你，对不对？”
“他会照顾我们。”我不确定自己是否相信这一点。
她皱起眉。我也不确定她相信。“你从来没有感到害怕吗？”
我禁不住微笑。“所有人都有害怕的时候，但我百分之百安全。没有任何坏事会发生在我身上。”
她睡着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希望永远待在这里，姨妈，我想要和你一样。”
两小时后，我了无睡意地坐在楼上，瞪着一页书，却一个字也没看进去。忽然，电话铃响了。
我好像已经形成条件反射，瞬间惊跳起来，一把抓起听筒。我的心怦怦直跳，猜想最有可能是马里诺。我怕凌晨的场景会再次上演。
“喂！”
没人回答。
“喂？”
电话那头依稀传来鬼气森森的音乐，让我想起那种在清晨放映的外国电影或恐怖电影，或是那种老式唱机磨砂般的声音，然后，电话断了。
“咖啡？”
“嗯。”我应了一声。
这几个字足以代替互道早安。
不论我什么时候走进尼尔斯·范德的检验室，他的第一句话永远是：“咖啡？”我也永远会要上一杯。咖啡因与酒精是我的两大弱点。
在买车时，不像装甲车一样坚固的我绝不考虑，不系上安全带我绝不开车。我的房子里到处装有防火警铃，外加一套昂贵的防盗系统，而且只要有可能，我就避免乘飞机，宁可坐了火车慢慢来去。
咖啡因、酒精、胆固醇这三种人人视为大敌的东西，我发誓绝不放弃。我参加过一个全国性会议，与三百多个病理学家同桌宴饮。这些人是全世界对疾病与死亡钻研最深的专家学者，但四分之三的人既不慢跑，也不做有氧运动；只要有车坐，绝不动脚；有位子坐时，绝不站着；除非是下楼或下山，比较不费气力，不然一见楼梯山坡，避之唯恐不及。三分之一的人抽烟，几乎每个人都喝酒，而所有的人无不开怀饕餮，好像人人没有明天。
压力、沮丧，加上可能因为天天目击惨剧，我们比其他人更需要欢娱。人生能讲道理吗？一个爱嘲讽世事的芝加哥法医朋友就喜欢说：“什么了不得的，你会死，人人都会死，就算你死的时候还很健康，那又怎样？”
范德走到他桌后的咖啡机旁，倒了两杯咖啡。他不知为我倒了多少次了，但从来不记得我喝黑咖啡。
我前夫也永远不记得。我和东尼生活了六年，但他从来不记得我喝黑咖啡，吃五分熟的牛排，牛排的颜色不需要像圣诞节的色彩，只要带一点粉红就行。更别提衣服的尺寸了。我穿八号，我的身材几乎穿什么都行，但我受不了任何繁复的花样。而他呢？他老是送我六号的衣服，而且带着花边，还半透明——只适合上床穿。他母亲最喜欢的颜色是春绿，她的尺寸是十四号，一堆花边是她的最爱。她讨厌套头装，喜欢拉链。她对羊毛敏感，懒得穿任何需要干洗、熨烫的衣服，憎恨任何带紫的颜色，视白色和米色为不切实际，绝不穿横条或卷花，但对那种超软皮衣则毫不在意。她相信她的身材与褶子绝对无法配合，但偏好口袋，越多越好。东尼替他母亲买东西时从未出错。
范德在我们两人的杯子里分别丢下整整一大匙奶精与砂糖。
他还是照旧不修边幅，又细又疏的灰发活像丛生的野草，宽大的罩袍上抹着一道道验指纹的黑色粉末，胸前染着墨水的口袋里鼓胀出一大蓬圆珠笔和签字笔。他个子很高，四肢瘦长见骨，偏有个不成比例的大肚子，头形活像个灯泡，眼睛则是那种洗得透彻的蓝色，里面永远弥漫着思想。
我在这里的第一个冬天，有天傍晚他到我的办公室来宣布下雪了。他的脖子上缠着一条红色的长围巾，套在耳朵上的则是一顶飞行皮帽，很可能是按邮购目录买的。这是我见过最可笑的一顶冬帽。我想他如果坐在一架一战时的战斗机里，一定如鱼得水。在办公室我们就叫他“飞行的荷兰人”。他老是忙忙碌碌的，楼上楼下奔来奔去，检验室罩袍在腿边挥来荡去。
“你看报了没？”他一边问，一边向咖啡吹气。
“全世界谁没看到。”我没好气地回答。
星期天的头版新闻比星期六晚上的更糟。巨大的横幅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