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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定她在寻找引擎盖先生……”
我正要对马里诺大发脾气,他的声音便被电锯的巨响掩盖。温格开始切开那死去女人的头骨,一团骨头粉末扰人地散布在空中,马里诺与那个州警立即撤到房间的另一头,在那里,里士满最新枪杀案的被害人正由法医解剖着。
电锯声戛然而止,温格将头盖骨拿走,我停下来迅速检查了她的脑子。没有脑溢血……
“有什么好笑,”温格开始他愤怒的控诉,“一点也不好笑!怎么有人会觉得这种事好笑……”
那女人的头骨破了,仅此而已。她的死因是多重骨盆挫伤,她的骨盆受到剧烈伤害,她皮肤上可以看到那部车子散热器护栅的痕迹。撞她的不是跑车那类底盘很低的车子,很可能是辆卡车。
“她留着幸运签,因为那张签对她有某种意义,带给她希望。说不定这就是她昨晚去酒吧的原因。她在寻找能携手共度一生的人,或等待改变她一生的事发生。结果却是有人酒醉驾车撞上她,将她拖了五十英尺到沟里。”
“温格,”我一面开始照相,一面疲倦地说,“你最好不要乱想。”
“我忍不住……”
“你必须学着去控制。”
他受伤的眼神转向马里诺,马里诺不撩拨他绝不罢手。可怜的温格。那些在粗暴环境中讨生活的警察大都受不了他。他从不觉得他们的笑话有什么好笑,对他们的辉煌战绩也不感兴趣,更明白地说,他与众不同。
温格的身体线条柔软,黑发贴在脑袋两侧,顶端头发有如凤凰鹦鹉的羽毛,末端则有一截发尾卷在脖颈处。整体而言,他精致英俊,看起来像是那种穿着名牌服饰、脚着欧式软皮皮鞋的模特儿,就连他自己购买、亲自动手清洗的深蓝罩袍也很有风格。他不和女人调笑,也不在乎女人指挥他做事,更不像对我检验袍或套装下的身材有任何兴趣,有几次我在更衣室换衣服,他不巧走了进来,我却依然很自在,几乎没有注意到他的出现。
如果几个月前他来求职时,我对他的性倾向有一点好奇,说不定我不会雇用他。这点是我不愿意承认的事。
我在这地方看遍了各种极为恶劣的例子,因此太容易有刻板印象。譬如身披假乳义臀的人妖,因忌妒的怒火而谋杀情人的同性恋者,在公园、游戏厅游荡,结果却遭厌恶同性恋的老粗举刀猛劈的年轻男妓,那种身上有下流刺青,在监狱里奸淫遍了所有两腿动物的囚犯,以及那种在同性恋浴室和酒吧荒淫纵欲,也不管谁会染上艾滋病的人。
温格不像那些人。温格只是温格。
“你可以从这里接手吗?”他愤怒地冲洗他戴着手套、血淋淋的双手。
“我会做完它。”我随口答道,开始重新测量肠系膜上的一个大洞。
他走向柜子,拿出一瓶瓶消毒剂、破布和一些清洁用品,然后戴上耳机,打开挂在罩袍腰际的录音机,立刻沉醉于自己的世界里。
十五分钟后他开始清理一个小冰箱,里面储藏着周末放在解剖室的证据。我模糊地注意到他拿出一样东西,看了良久。
他走到我的桌旁来时,耳机像衣领一般挂在脖子上,一脸迷惑不安。他手上拿着装着证据的硬纸夹。
“嗯,斯卡佩塔医生,”他清了清喉咙,说,“这个在冰箱里。”
他没有解释,也没这必要。
我放下手术刀,顿时觉得胃部抽紧。硬纸夹上的标签印着洛丽·彼得森案子的号码、名字、验尸日期——但她所有的证据我在四天前就已交出。
“你在冰箱里发现的?”
这一定是个错误。
“在深处,最下一层。”他迟疑着加了一句,“嗯,没有人签。我是说你没有签字。”
一定有什么缘故。
“我当然没有签字,”我尖锐地说,“她的案子我只收集了一套证据,温格。”
我嘴上这么说,心里的疑云却像风中摇曳的烛火。我试着回忆。
周末我把洛丽·彼得森的样本存在冰箱里,就和其他星期六的案子放在一起。我清楚地记得,星期一一早我亲自交到检验室,其中包括一个硬纸夹,里面装着上面有肛门、阴部、口腔样本的棉花棒。我确定当时只用了一个硬纸夹。我绝不可能送出空夹子——它总是包括一个装了棉花棒的塑料袋、装了头发的信封、试管和所有其他东西。
“我不知道这是从哪里来的。”我强调。
他不安地将身体重心转移到另一只脚上,眼睛也望向别处。我知道他在想什么。我把事情搞砸了,而他不愿意直接指出来。
出错的可能性一直存在。自从玛格丽特在解剖室的电脑里安装了制作卷标的程序后,温格与我就把整个作业流程想过很多遍。
病理学家在动刀解剖之前,可先将有关死者的数据输入电脑,然后印出一串标签,用来贴在所有可能采集的样本上,比如血液、胆汁、尿液、胃部的残留物,和其他个人证据。只要每个病理学家谨慎地把正确的标签贴在正确的试管上,而且记得签名,便能节省很多时间,大家也都可以接受。
但这点小小的自动化有一样特性让我紧张。无可避免,会有标签剩下来,因为没有必要收集所有可能的样本,特别是当检验室工作繁忙、人手又不足的时候。譬如,如果有个八十岁老翁在除草时心脏病发,我何必要收集他的指甲?
那些剩下的标签该怎么办?当然不能随处搁置,以免贴错试管。大多数病理学家会撕掉那些标签,我则把它们放进死者的档案夹。这样,我就知道做了哪些检验,哪些没做,以及我到底送了多少试管到楼上去。
温格踱到另一头,伸出一指翻阅验尸间的记录。我可以感到马里诺在那边瞪着我,他在等着拿他办的一个凶杀案的子弹。他向我走来,此时温格刚好也走回来。
“那天我们有六个案子,”温格好像当马里诺不在场般的提醒我,“星期六,我记得。台面上有很多标签,说不定有一个——”
“不,”我大声说,“怎么可能?我没有把她的标签留在那里。它们和我的文件放在一起,夹在我的档案夹里。”
“该死!”马里诺一脸惊讶,从我肩后探出头来问道,“你们在说的事跟我想的一样吗?”
我发狂般甩掉手套,从温格手里夺过硬纸夹,用指甲划开胶带。里面有四个玻片标本,其中三片上绝对涂有东西,但并没有照规定注明从哪一部分采集而来。事实上,除了硬纸夹上的电脑卷标,没有任何其他标志。
“也许你以为你会用得上,但后来改变了主意?”温格试着解释。
我没有立刻回答。我记不得了。
“你最后一次用冰箱是什么时候?”我问他。
他耸耸肩。“上星期,说不定是上星期一。我拿东西出来给楼上的医生。我这星期一没来,今天是我这星期第一次用冰箱。”
我慢慢记起温格星期一补假。是我自己把洛丽·彼得森的证据拿出冰箱,然后再上楼去收集其他证据。我会没有注意到这个硬纸夹吗?还是因为太累、心思太乱,以至于把她的证据与那天处理的另五组证据混杂起来了?如果真是这样,哪一个硬纸夹的证据才是她的?我已经拿上楼的那一组,还是这一组?我无法相信会发生这种事。我一向都非常小心。
我很少穿着罩袍走出验尸房,几乎从来没有,就连火警演习也不例外。几分钟后,当我穿着血迹斑斑的绿袍快步走在三楼走廊时,检验室的工作人员不免好奇地盯着我看。贝蒂正在她拥挤的办公室喝咖啡休息。她只看了我一眼,眼神就僵住了。
“我们有麻烦。”我马上说。
她瞪着硬纸夹,注视着上面的标签。
“温格刚才清理冰箱里的证据时发现的。”
“噢,上帝!”她只说了这么一句。
我跟着她走进血清检验室。我对她解释,我不记得曾经采集过两组洛丽·彼得森的证据,也无法解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她戴上手套,从柜子里拿出一些瓶子。她试着安慰我:“我想你上次送来的应该是正确的,凯。那些显微镜与棉花棒都一致,与其他证据也一致。所有证据都指出是非分泌者。这一定是你多采集到的一组,只是你忘了。”
又多了一个疑问。我只采集了一组,是不是?我能发誓吗?上星期六已经是遥远的记忆,我不能确定我当时的每一个动作。
“里面没有棉花棒,对吗?”她问。
“没有,”我回答,“就只有这个装了玻片标本的硬纸夹。温格就只发现了这个。”
“嗯。”她在思考,“让我们看看会显示什么。”她依次把每个玻片放在显微镜下。长长的沉默后,她说:“我们有大的鳞片形细胞,可能是口腔或阴部的细胞,但不是肛门的。而且,”她抬头看我,“我没有看到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