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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喜欢他的想法。“我想他跟踪每个女人，”我说，“她们是特别选出的目标。我想他可能在案发之前就去过她们的家，但结果不是她们不在家，就是锁上了窗。凶手可能习惯性地会去那些被害人住的地方，时机一到就下手。”
他耸耸肩，考虑着我的说法。“佩蒂·刘易斯在布兰达·史代普死后几个星期被谋杀。她死前一个星期曾出城去看一个朋友。所以他可能去找她，她却不在。当然，事情可能就是这样发生的。谁会知道？三个星期后他杀了塞西尔·泰勒，但又一个星期后他再次出动，谋杀了洛丽·彼得森——谁知道他的理由是什么？说不定他立刻就中了头奖。洛丽的丈夫忘了锁上窗户。凶手可能在谋杀洛丽·彼得森的几天前才同她接触。如果她的窗子上周末上了锁，他只有在这周末再试试运气。”
“周末，”我说，“好像对他很重要。他总是在星期五深夜或星期六凌晨一点左右动手。”
马里诺点点头。“唔，他算计过了。要是问我，我猜他星期一到星期五在工作，所以选在周末动手，干过后有时间冷静下来。但也可能他另有理由，用这个来恐吓我们——星期五到了。他知道整个城市的人，像我和你，就好像误闯到高速公路中央的猫那般紧张。”
我犹豫片刻，但还是提了出来。“你觉得他对暴力的需要越来越高了吗？这些谋杀的间隔越来越短，是因为他受了新闻的撩拨，觉得压力越来越大？”
他没有立刻回答，但开口的时候很严肃。“他对暴力上了瘾，大夫，只要一开始就停不下手。”
“你说那些新闻与他作案的形态没有关系？”
“不，”他回答，“我没那样说。他的模式是采取低姿态，闭嘴不引人注意，如果媒体不迭样渲染，他反而会忍不住吹嘘几句。那些耸动的新闻像是给他的礼物，他不需要多说，那些记者自然会奖赏他，而且是免费赠送。如果现在记者都不写他了，他会很受挫，可能更大胆。过一段时间，说不定他会开始送信、打电话想引记者再写他。他可能会出纰漏。”
我们静坐了一会儿。
然后马里诺再次让我大吃一惊。
“听起来你和弗特西斯谈过。”
“什么意思？”
“你说了那套新闻让他受不住，让他更快诉诸暴力之类的话。”
“他这样告诉你的吗？”
他顺手摘下太阳镜，放在仪表盘上。他看我时，眼睛里隐含着愤怒。“没有，但他告诉了两个对我很重要的人。一个是鲍尔斯，另一个是坦纳。”
“你怎么知道？”
“我在局里的耳目同我在街上的一样多。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以及最后会有什么结果——嗯，可能的结果。”
我们沉默地坐着。夕阳已经降到屋顶下，阴影笼罩了草坪和街道。马里诺刚才的举动像开了一扇门，把我们引入互相信任的坦途。他知道，而且他在告诉我他知道。我不知道我敢不敢把这扇门开得更大。
“鲍尔斯，坦纳，这些权力人士对消息走漏非常恼怒。”我小心地说。
“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弄得精神崩溃。这是常有的事，特别是当你同亲爱的艾比住在同一个城市。”
我只能苦笑。多合适。你对亲爱的艾比·特恩布尔说出心中的秘密，然后她把每个字都印在报纸上。
“她是个大问题，”他继续说，“简直就像有内线直接通到局里的中心。就连局长哼一声，她也会知道。”
“谁告诉了她？”
“这样说好了，我有怀疑目标，但没证据，明白吗？”
“你知道，有人侵入我办公室的电脑。”我好像在说一件尽人皆知的事。
他锐利地看了我一眼。“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不知道。几天前有入侵入，想找洛丽·彼得森的档案。我们运气好发现了——我的电脑分析师偶然没照惯常的步骤操作，结果我们发现了侵入者留在屏幕上的指令。”
“你是说可能有人侵入几个月了，但你一点也不知道？”
“不错。”
他安静下来，脸色凝重。
我逼问一句。“你改变疑心的对象了吗？”
“嗯。”他只哼了一声。
“就这样？”我被激怒了，“没有别的话好说？”
“没。只有一句，最近你一定火烧屁股。埃伯格知道吗？”
“他知道。”
“我猜坦纳也知道。”
“不错。”
“哼，这可以解释好几件事。”
“比如？”我立刻惊慌起来，马里诺显然也看了出来。“比如什么？”
他没有回答。
“到底什么事？”我追问道。
他缓缓打量了我一会儿。“你真想知道？”
“我最好知道。”我平稳的声音掩饰了焦虑，那种焦虑正升级为恐慌。
“嗯，我这样说吧。如果坦纳知道今天下午你和我像这样一起开车出来谈话，他可能会把我撤职。”
我难以置信地瞪着他。“你说什么？”
“唔，今早我在总部碰到他，他把我叫到—边，对我说他和另一些高层人士要防堵消息走漏，要我保证绝口不谈这些案子。这种事哪需要他告诉我。他还说了些当时听不出有什么道理的话。重要的是我被禁止再告诉你的办公室——意思是你——任何办案进展。”
“什么——”
“像调查怎么进行、我们的想法是什么等，都不该知会你。坦纳的命令是我们从你那里拿验尸报告，但即便你问现在是几点钟我们都无可奉告。他说有太多消息到处乱传，唯一制止的办法，是除了我们这些没有资料不能办事的人之外，不能将信息告诉任何人。”
“没错，”我抢白道，“也包括我。这些案子在我的工作权限范围之内，是否忽然间所有的人都忘了这一点？”
“嗨，”他平静地说，瞪着我，“我们不是坐在这里谈吗？”
“对，”我平静了点。“是。”
“我？我不在乎坦纳说什么。说不定他只是被你的电脑纰漏惹火了，不希望警方把敏感的消息给法医的走漏新闻专线。”
“请你……”
“说不定还有其他理由。”他自顾自喃喃低语。
不论是什么，他并没打算告诉我。
他粗鲁地换挡开车，我们驶向河边，往南去柏克莱低地。
接下来的十分钟、十五分钟、二十分钟——我没注意时间——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我在难堪的沉默中静坐，看着窗外的景物飞逝。我似乎成了残酷笑话的取笑对象，又好像有个除我之外尽人皆知的故事在流传。那种被隔离的感觉令我难以忍受，而深刻的恐惧动摇了我的判断力、敏锐度和理性。我不再有信心。
只不过几天前我还前途光明，现在却一片阴霾。消息走漏的罪名归到我的办公室头上。我企图将办公室现代化的结果是损坏了我一向维持的高度私密性。
就连比尔也不再确定我的可信度，现在警察又奉命不再给我消息，看样子他们不把我坐实成所有凶杀案的代罪羔羊绝不罢休。埃伯格即便不直截了当地炒我鱿鱼，也会慢慢将我踢开。他别无选择。
马里诺在看我。
我几乎没有注意到他停了下来。
“离那里有多远？”我问。
“哪里？”
“离我们刚才去的地方，塞西尔的家。”
“七点四英里。”他看都没看里程表就脱口回答。
在目前的光线下，我几乎没有认出这是洛丽·彼得森的房子。
她的家看起来空荡荡的，没人住，也没人照顾。阴影下的白色墙面有些脏，灰蓝色的木板窗一片阴沉。前面窗户下的百合花被践踏在地，可能是警察在那里仔细搜查每寸土地寻找证据的结果。门口还留有一圈围住犯罪现场的黄色警戒线，过长的草地里有一个啤酒罐，可能是有人随手把它丢出了车外。
她的房子是那种整齐、普通的标准美国中产阶级住宅，在每一个小城或小区都有。人们买第一栋房子时常会选择这样的，然后搬走，晚年时又回到原点。住在这里的人多为年轻的上班族、年轻夫妇，和那些子女长大离家、退休后搬回来的老人。
她的房子几乎与我在巴尔的摩念医学院时租的那栋白色墙面的房子一模一样。我当时也像洛丽·彼得森一样，对居住的环境毫不关心。我一早就出门，通常要到第二天晚上才回家。我的生活局限在书、实验室、考试与轮值中，并为如何保持体力与精神以熬过这种日子而伤脑筋。我永远不会想到，就像洛丽不会想到，一个陌生人会决定取走我的生命。
“嗨……”
我忽然警醒到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