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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篇稿子毫无特色。
于是我说：“就我记忆所及，那篇专访软绵绵的，既没有造成伤害，也没有什么好处。”
“那是有理由的，”他反击道，“我猜她并不想写那一篇。”
他不是在暗示那次访问很无聊，而是有别的事发生。我的神经再度紧绷起来。
“我跟她在一起的时间糟透了。她花了一整天跟着我，坐在我的车上，跟着我去一个接一个的会议，见鬼，甚至跟我一起去了干洗店。你知道那些记者的德行。如果你不反对，他们会跟着你去厕所。嗯，这样说好了，到了晚上，出现了非常不幸的情况。”
他暂停下来，看我明不明白他的含意。
我太明白了。
他看我一眼，脸上肌肉僵硬。“情况完全出乎预料。我们从最后一个会议出来时大约八点，她坚持我们一起去吃晚饭。你知道，报社请客，而且她还有几个问题要问。我们一出餐厅停车场，她就说她不舒服，喝了太多酒什么的，要我送她回家，而不是回报社，因为她的车停在报社。我就照做了。当我在她家门口停下来时，她整个人都贴了过来，糟透了。”
“然后呢？”我以不在乎的口吻问道。
“我显然没有处置得当。虽然是无意的，但我猜还是羞辱了她。从此以后，她就一直找我麻烦。”
“比如？她打电话给你，给你威胁信？”我并不很认真，但没想到他接下来会说出那样的话。
“她写了那些耸人听闻的东西，你的电脑被人侵入，说出来好像有些不可思议，但我觉得这些都出自她的个人动机——”
“走漏的消息？你的意思是她侵入我的电脑，写那些恐怖的细节，都是为了要找你麻烦？”
“如果这些案子在法庭上出了问题，是谁遭殃？”
我没有回话，难以置信地瞪着他。
“是我，我会出庭起诉这些案子。报上登出太多细节会搞砸这些恶性的重大案件。没有人会送花给我，感谢我。她知道得再清楚不过，凯。她在整我，这就是她在做的事。”
“比尔，”我降低声音，“身为一个称职的记者，她的责任是要锲而不舍地挖掘消息然后写出来。更重要的，是假设你唯一有的证据是凶手的证词，然后辩护律师让他改变主意，推翻以前讲的话，那么这案子在法庭上才会出问题。现在埃伯格那些人认为，凶手是精神病人，他从报纸上看到各种谋杀的细节，并想象自己犯了那些案子。这简直是胡说八道。杀死那些女人的恶魔并不打算要自首或认罪。”
他一口喝干，再次倒满。“说不定警方注意到他，把他当成嫌犯，然后诱他认罪。也许情况就是这样。说不定那是唯一的证据。目前还没有一丝可用的实物证据……”
“没有一丝实物证据？”我插口。我一定没有听对，还是他醉迷糊了？“他留下一大堆精液。如果他被抓到，DNA的证据可以把他钉死——”
“噢，不错，当然会。在弗吉尼贬州，DNA证据在法庭被用过两次，先例极少。以全国来看，也只有几次因此而定罪，而且每个案子都在上诉中。你试试对里士满的陪审员解释，这家伙因为DNA证据而有罪。如果我能找到会拼DNA的陪审员，就算走运了。任何智商超过四十的陪审员、辩护律师总是会找个借口不用它，这是我天天在忍受的……”
“比尔……”
“见鬼！”他开始在厨房走来走去，“就算有五十个人亲眼看到被告扣扳机，要定罪都不容易。辩护律师会拖来一群鉴定证人蹚浑水，把所有的事搞得混杂不清。你比谁都清楚DNA证据可以有多复杂。”
“比尔，过去我也曾对陪审团解释过同样复杂的证据。”
他想说什么，但没说出口。他又开始瞪着厨房，喝了一大口酒。
沉默持续着。如果DNA证据是影响案子结果的关键，那我将成为检察官最重要的证人。过去我有很多类似经验，但不记得比尔曾经担心过。
这次不太一样。
“到底怎么一回事？”我强迫自己去问，“你因为我们之间的关系而不安？担心有人会发现，然后说我们在专业上也同床……指控我操纵结果来配合检方？”
他看着我，满脸通红。“我没这样想。不错，我们是在一起，那又怎样？我们出去吃过饭，看过几场戏……”
他不需要说完。没有人知道我们的事。通常他到我家来，或是我们到远点的地方去，像成廉斯堡或华盛顿特区。在那里我们被人认出的几率很低。我似乎比他更在乎公众的意见。
或是他意有所指，还有更惊人的事？
我们不是情人，不完全是，这在我们之间造成一种潜藏不安的张力。
我想我们都感觉得到那股强烈的吸引力，但一直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直到几星期前有个案子到晚间才结束，他随口邀请我去喝酒，我们走到法院附近的一家餐厅用餐，两杯威士忌下肚后我们往我家赶去。一切发生得很突然，像青春期一样激烈。我们欲望炙热，更因不该发生而愈加狂放。当我们身处客厅的黑暗中时，我突然感到恐慌。
他的饥渴从身上猛然爆发出来。当他把我压倒在沙发上时，根本不是在抚摸我，而是在侵犯我。就在此时，我忽然清晰地记起他死去的妻子。她像个真人大小的可爱娃娃，压着淡蓝色的枕头，躺在床上，白色家居服的前面沾满深红色的血迹，一把九毫米口径的手枪就在她垂下的右手边。
我去自杀现场时，只知道一个州检察官候选人的妻子自杀了，那时我还不认识比尔。我检查了他的太太。那些景象在好几个月后我黑暗的客厅里一一浮现眼前。
我抽身离开他。虽然我从没告诉他真正的理由，他对我的追求却更为热烈。我们彼此间的吸引力仍然存在，但中间竖起了一堵墙。我想推倒，但似乎做不到。
我几乎没有听到他说的话。
“……我看不出来你怎么可能操纵DNA结果，除非负责测验的是私人检验室，半个法庭部门都与你合作……”
“什么？”我问，惊住了，“操纵DNA结果？”
“你没听我说话。”他不耐烦地脱口而出。
“嗯，我是有些分心，没错。”
“我说没有入能指控操纵任何事——这是我的想法。所以我们的关系和我在想的事一点关系也没有。”
“好吧。”
“只是……”他说不下去。
“只是什么？”我问。他又喝完一杯，我加了一句：“比尔，你还得开车……”
他挥挥手不理会。
“到底是什么？”我再次追问，“是什么？”
他抿嘴不肯看我，慢慢地说出来：“只是我不确定，到那时候从陪审员的立场来看，你的处境会如何。”
就算他出手打我，我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惊讶。
“上帝……你知道了什么？是什么？那畜生在打什么主意？他想利用那该死的电脑入侵事件赶我走，他是不是告诉你这个？”
“埃伯格？他没耍诡计。妈的，他没这个必要。如果走漏消息的事怪罪在你办公室头上，或者大众相信由于这些渲染的新闻，刺激了凶手加速出手，你的头会在砧板上。人们需要有个怪罪的对象，但我可不能让我的明星证人有信用或人气的问题。”
“午饭后你同坦纳是不是在讨论这个？”我几乎要哭出来，“我在人行道上看到你，从北京楼出来……”
他沉默了许久。他也看到我了，但假装没看到。为什么？因为他大概正在和坦纳谈论我。
“我们正在讨论这些案子，”他不予正面回答，“还有很多其他的事。”
我既愤怒又深受挫折，决定最好不开口。
“你听我说，”他疲倦地解开领带和衬衫的第一个纽扣，“这件事的发展很不顺，我并不希望变成现在这样，我发誓。现在你很难过，我也不好受。我很抱歉。”
我沉默如石。
他深吸一日气。“只是我们确实有事需要担心，而且还应该通力合作。我只是在作最坏的打算，先有心理准备。”
“你到底希望我怎么做？”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吐出，以便保持声音的平静。
“做任何事之前先想五遍，就像打网球一样。当你输了一盘或是心情不对时，更应该特别小心。集中注意力在你的每一招，眼睛紧盯，一秒钟也不放过迎面而来的球。”
他的网球比喻有时会惹恼我，就像现在一样。“我一向步步为营，”我不悦地说，“你不需要告诉我如何行事。我并没有失手的记录。”
“现在这时刻特别重要。艾比·特恩布尔有如毒药。我觉得她在陷害我们——我们两个。她躲在幕后，用你的电脑来害我，也不管是不是会造成法网不张，只要那些案子搞砸了，你和我也跟着丢官。就是这样简单。”
说不定他是对的，但我很难相信艾比·特恩布尔会这样邪恶。只要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