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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想时间顺序。第一个女人在四月十九日被杀，第二个在五月十日，第三个在五月三十一日，洛丽·彼得森在一个星期后被杀，时间是六月七日。韦斯利接下来说的话相当普通。
凶手出自问题家庭，可能曾被母亲施以身体上或心理上的虐待。当他折磨被害人时，他发泄的愤怒与性欲纠缠不清。
他的智力在中等以上，有非去从事某种行为不可的倾向，生活井井有条，一丝不苟。他可能对某些事物有毫无理由的畏惧，或非要遵奉某种仪式，像是保持极度的整浩，或是只吃某一类食物。他做任何让他觉得能控制周围环境的事。
他有职业，可能只是干粗活——机工、修理工、建筑工，或其他这类工作。
我注意到马里诺的脸越变越红。他不耐烦地环顾四周。
“对他来说，”韦斯利道，“最引人人胜的是准备阶段，他幻想中的计划，激发他想象的环境因素。他是在什么地方注意到被害人的？”
我们不知道。即使她还活着，也不见得会知道。他们的交会可能就像她路过街旁一道几不可见的细微阴影。可能是在购物中心，或者她驾车等红灯时。
“什么吸引了他？”韦斯利继续，“为什么偏偏选上她？”
我们还是不知道。唯一确定的是每个女人都独住，或是像洛丽·彼得森，有人会以为她在独居，这使她们更容易遭到攻击。
“听起来像在形容标准的美国男人。”马里诺尖酸的评语让我们立刻打住。
他一弹烟灰，气势逼人地向前。“嘿，说起来好听，但我不吃这一套，懂吗？就说他是水管工好了，但特德·邦迪是法科学生，几年前在华盛顿特区有个强奸惯犯是牙医。天杀的，谁知道那个在逃的绿谷勒杀手会不会是个大家都认识的男童子军？”
马里诺兜了一圈转入正题，我一直在等他开始。
“谁说他不会是学生？说不定是演员，那种想象力误入歧途的文艺人士。除非那厮爱上了喝人血，或炭烤人肉，不然这些性谋杀看起来都差不多。我们现在对付的这一个也不例外。如果你要问我，人就是人，不论医生、律师或印第安酋长，所有这类性谋杀的分析都大同小异。人类会想而且也真的做了不少类似的事，我们甚至可以回溯到山顶洞人拖着女人的头发走路。”
韦斯利瞪着眼不看马里诺，然后又缓缓转向他，平静地问：“你想说什么，彼得？”
“我会告诉你我天杀的想法是什么！”他下巴突出，脖子上青筋毕现，“谁分析得对，谁分析得不对，这一套全是狗屁，听得我全身起鸡皮疙瘩。现在我知道的这个家伙正在写该死的论文，里面在讲性、暴力、食人和同性恋。他手上有那种发亮的东西，看上去跟尸体上的没两样，不仅他老婆身上有他的指印，藏在他抽屉里的刀上也有，刀柄上更别提了。每周末他回家的时间正好符合那些女人被杀的时间。但，不，他不可能是凶手，为什么？因为他不是做工的，他不够三流。”
韦斯利再度移开视线。我的目光则落到面前那些整幅的彩色照片上，那些女人做梦也没想到会有这样凄惨的遭遇。
“让我把话挑明了，”他的长篇大论还没打算结束，“我们的帅哥马特并不像白雪般纯洁。我在楼上查血清时，去了范德的办公室，看他有没有新消息。彼得森的指印在档案里，对不对？你知道为什么？”他冷冷地瞪着我。“我告诉你为什么。范德查过了，他用那一大套仪器查出，这个帅哥六年前在新奥尔良被逮捕。那是他进大学前的夏天，在他遇见他的外科女士之前。她可能从来不知道。”
“知道什么？”韦斯利问。
“知道她的演员爱人曾因为强奸罪名被起诉，就是这个。”
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开口。
韦斯利缓缓地在桌上旋转他那只名贵的笔，下巴僵硬不动。马里诺没有按牌理出牌，没有通知我们最新消息。他出其不意地攻击我们，仿佛韦斯利与我是他的对手，我们是法庭上对立的两方。
我终于回道：“如果彼得森确实曾以强奸罪被起诉，一定被判无罪开释，不然就是免予起诉。”
他瞪着我的眼睛就像两把枪。“你就知道了，哼？我还没有查过他的记录。”
“像哈佛这样的大学，马里诺警官，通常不收有犯罪记录的人。”
“如果他们知道。”
“没错，”我同意，“如果他们知道。但如果他确实被起诉定罪，很难想象他们会不知道。”
“我们最好现在就去查清楚。”这是韦斯利对这件事的唯一回应。
他一说完，马里诺立刻抽身离开。
我猜他去了洗手间。
韦斯利摆出一副对马里诺发脾气毫不见怪的样子，随口问道：“有没有从纽约来的消息，凯？检验室的结果如何？”
“DNA测验需要点时间，”我空洞地回答，“第二件案子发生后我们才送东西过去，应该很快就会收到回音。至于第二次送去的，塞西尔·泰勒和洛丽·彼得森的，最快下个月才会来。”
他还是表现出一切正常的样子。“在这四个案子里，凶手都是非分泌者，对不对？”
“不错，就我们所知是这样。”
“我坚信是同一个凶手干的。”
“我也是。”
有一阵子我们都没开口。
我们僵硬地坐在那里等待马里诺回来。他愤怒的字眼仍在我们的耳朵里回荡。我在流汗，甚至可以感到自己的心跳。
我想韦斯利一定从我的表情看出来，我不想再同马里诺打交道，我把他归入那种极难相处又不够专业的人，最好能永远摆脱掉。
“你必须去了解他，凯。”
“哼，我没兴趣。”
“他是个很好的警探。”
我不做声。
我们一言不发地坐着。
我的愤怒逐渐升级。我知道不该这样做，但话还是像滚水一样冒了出来。“该死的，本顿！我们得为这些女人付出最大努力，如果办不到，还有别的人会遭殃。我不希望他把事情搞砸了，他心里有成见。”
“他不会。”
“事实摆在眼前，”我压低声音，“他在马特·彼得森的脖子上套了绳索，不再注意其他的可能。”
谢天谢地，马里诺还没出现。
韦斯利下巴上的肌肉抽动着，他没看我。“我也没有排除彼得森涉案的可能，我还不能确定。我知道若说他杀死他太太，这与其他三个案子不符，但他的情形非比寻常。就拿盖西来说吧，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杀了多少人。三十三个小孩，其实可能有几百个。对他来说，所有人都是陌生人。他杀了他母亲，把她切成一块块塞进垃圾处理机……”
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对我来那套对年轻调查员的教诲，好像一个十六岁的小孩第一次赴约，掌心冒汗，唠叨不休。
“查普曼枪杀约翰·列侬时带着本《麦田里的守望者》，一个痴情于女明星的无聊男人射伤了里根总统与布雷迪。我们试着预测作案模式，但并不是永远成功。不可能每一次都预测得到。”
接着他开始报出统计数字。十二年前，百分之九十五到九十六的凶杀案都侦破结案，但现在不过百分之七十四，而且还在下降。越来越多的案子是陌生人干的，而不是熟人激愤之下的结果。我几乎没有听进一个字。
“老实说，我觉得马特·彼得森有问题，凯。”
这回我听进去了。
“他是个艺术家。人格变态的凶手是凶手中的伦勃朗。他是个演员，我们不知道在他的幻想里他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否把幻想变为真实，或者是否有作恶的天分，他太太的死也可能只是出于情况的需要。”
“情况的需要？”我睁大眼睛，难以置信地瞪着他，瞪着洛丽·彼得森在现场的照片。她的脸是张充满痛苦的面具，她两腿弯曲，电线像绷紧的琴弦般绑在背后，扭转上拉她的手臂，然后割入她的脖子。我看到这个魔鬼在她身上做的所有事。情况所需？我不相信这种话。
韦斯利解释道：“情况所需是指他可能非摆脱她不可，凯。比如说，发生了某件事，她怀疑是他杀了前三个女人，他可能恐慌起来，因而决定必须杀死她。他要怎么杀她才不会被抓到？可以用杀其他人的办法。”
“我已经听过这种说法了，”我平静地说，“从你的伙伴那里。”
他的话像节拍器的拍子一样缓慢而有节奏：“凯，我们必须考虑所有的可能。”
“当然。只要马里诺也考虑所有的可能，不要因为定见而使他像戴了眼罩一般。”
韦斯利扫了开着的门一眼，用低到几不可闻的声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