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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问了一次：“是米丹先生吗？”
“你们是来检查卫生的吧？我没有打扰任何人。这是我个人的地方，请走开。”
“我们不是卫生部的，也不是其他什么部门的，米丹先生。我叫玛吉·麦戈温，这是吉多·帕特里尼。我们想和你谈谈。我是阮凯的一个朋友。”
“阮凯？”他把头探出来一点，四下环顾着。我猜他是希望找到阮凯。
“阮凯告诉我，如果我找到你，就给你看这张照片。”我递给他一张我和阮凯野餐的照片，上面有阮凯、她的丈夫萨姆以及他们的四个成年子女。米丹先生认真地研究着那张快照，就像护照检察官正在搜寻一位逃跑中的恐怖分子一样。他还不时地把照片里笑眯眯的我与现在的我进行对比。
过了一会儿，他终于决定走出来。他身材瘦削，穿着一条肥大的咔叽布裤子，一件干净的带钮扣的衬衫。黄黄的牙齿中间有一些缝隙。但看起来还算健康。至少，他的眼睛还有神采，头脑似乎也还敏捷。
“阮凯在哪儿？”没有征得我的同意，他就偷偷地把照片塞进了衬衣口袋里，“她和你们俩一块来了吗？”
“她在家里。”我说，“在圣玛利诺。她要我们给你捎个口信，是关于一个人的，他叫包贡。”
米丹先生的第一反应是恐慌地向他那破烂的屋子里退缩。
“你认识包贡？”我问道。
他背对着我，一个劲摇手：“从来没有听说过。”
“我想让你再看另一张照片，米丹先生。”
我拿出一张旧黑白照片，上面是两个年轻人在以越南人的方式握手。其中一个便是米丹，当然那还是在他两鬓尚未斑白时。这张照片曾经被我的实习生们在镇上四处传看，希望有人能认出米丹来。大约有一打以上的人知道他是谁，但只有一个人知道他住在哪儿。
我把照片递给米丹：“阮凯说与你站在一起的人是包贡。”
米丹转过身来，又仔仔细细地打量了我一番，然后才伸手接过第二张照片。当他凝神注视照片时，一种惊喜的表情洋溢在他脸上。就像在沙漠中长途跋涉之后，饥渴难耐，终于可以喝上第一口水那样。他惊叹了一声——是那种短暂、尖厉而又快乐的惊叹。泪水一下子迷糊了他的眼睛。
“这张照片很古老了。”他喃喃他说。
“阮凯从越南带过来的。”
米丹慢慢地转动着照片以躲避太阳的照射。吉多则把摄像机扛在肩上并打开了开关。
也许阮凯应该让我知道得更多些。起码，她应该告诉我照片上这两个人的关系。
我又问了一次：“那是包贡吗？”
“你是联邦调查局的吗？”
“不是，我是电视节目制片人。”我把我的工作证递给他，上面的一角有用电影彩色印片法制作的电视网标志。真该感谢电视的魔力，因为这次米丹又以一种钦佩的目光打量了我一番。
“你们想和我谈谈我的表弟？”他那深而柔和的棕色眼睛睁大了，“难道我们在哪些方面可以成为别人学习的榜样吗？”
“你太有趣了。”
“有趣？”他第一次冲我笑起来，那自嘲的笑里隐藏着一种睿智的幽默。“我已经试着找了很多条理由来解释，但我从没有认为它有趣。我和我的表弟包贡之间有什么有趣的事呢？”
“我认为你能帮助阮凯。”我停顿了一会儿。我觉得如果告诉米丹太多太早，也许他会因恐惧而不再与我交谈。“她一直在为你担心，她想与你谈谈包贡的情况。”
“哦，我明白了。我的表弟是不是死了？”米丹低垂着头。思绪万千，面露悲容。微风吹来，吹乱了他的头发。他用手轻轻地摩挲着照片，就像父亲轻抚孩子的头那样温柔。“真的，这一定是真的。如果包贡没死，我为什么从未收到过他的信？”
尽管他的推理有点荒谬，但我暂时不想反对他。我问：“你最后一次见到你表弟是在什么时候，米丹先生？”
“很久很久了……在西贡。当时是1975年4月29日，在共产党到达西贡之前，我搭上了撤离美国大使馆的最后一架直升飞机。包贡没赶上。我最后一次看见他是在我逃离时，他在直升机场朝我挥手告别。”回忆这些往事时，他戚容满面，语调低沉。“我表妹阮凯知道包贡是怎么死的吗？他是什么时候死的？”
“据我所知，包贡没有死。”我缓缓他说，“阮凯上周看见他了，在她圣玛利诺的家里。”
“上周？”米丹很惊讶地四处观望着，似乎某个地方会有人告诉他更确切的消息。“简直是天方夜谭……怎么会这样？包贡一直没与我联系过。我想他一定死了，即使他还活着，写信给我对他来说也是有危险的。”
“为什么有危险？”
“共产党，”米丹咂咂嘴，似乎这个词在他嘴里留下了坏味道，“在越南时，我就知道共产党想逮捕或者干脆把他干掉。”
“和你一样，包贡也乘直升飞机逃离了越南。”我告诉他，“他虽然错过了撤离的飞机，却成功地登上了一架加拿大的运输机。1975年9月，包贡从洛杉矾港口进入了美国。”
米丹使劲摇着头，说我在骗他。他双手不停地摆动着，似乎在抵挡我话语的力量：“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上周包贡闯入阮凯家，把房子洗劫一空，并把她当做了人质。”
“上周？”米丹似乎更惊奇于这个时间而不是这件事情。
“是的，很抱歉告诉你这件事。但我们很想知道，到底是什么事能使他对亲人痛下毒手？”
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又回到了那个一直困扰着他的话题上：“可这些年来包贡会在哪儿待着呢？”
“我希望我知道的更多些，米丹先生。可我能告诉你的只有这些了。”我说，“1975年包贡进入美国后，任何电脑数据库里都没有关于他的记录。除了一些老照片和他进入美国时由移民局签发的海外身份证号码外，我们对他一无所知。他没有进过难民营；没有用他的本名拿过居民身份证；也没有驾驶执照；并且从未纳过税。直到阮凯打开她家的大门，发现包贡拿着一把枪站在那儿，我们才认识了他。”
“电脑？”米丹又露出了狡黠的笑容，“我想，也许我表弟包贡只是不想被人发现而已。”
我没有说话，泼水声和远处的车鸣声更加衬托出我们之间的沉默。
“我们可以请你吃午饭吗，米丹先生？我们还想和你谈谈。”他轻轻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我和吉多走在前面，米丹则跟在后面。我们准备回市中心帆船港口的旅游度假村，那儿有一流的礼品店和饭店。我感觉到米丹身上有股傲气。他偏向一边的走路方式表明：虽然我们现在走在一块，但我们仍然是陌路人。
我们在一个食品摊前买了些食物，米丹选了汉堡包，拿着它来到了凉台上。一排排的小船静静地泊在红木栏杆的那一端。我挪动了一张长凳，以便他坐下时背能靠在船上。在正午太阳的照耀下，长滩市中心的天空显得异常高远，随风飘来的粉红色和古铜色云彩也越来越浓，演绎成一幅绚丽多彩的奇妙画卷。
稀稀落落的窗子发出的散射光对镜头有些影响，但最大的影响还是那些挥舞着手想挤进镜头的游客们。我们坐定了，把那些挥手的人挡在视线之外。除非有人从水里跳出来抢镜头，否则我们不会再看到他们。为了避免他们的呼喊声和城市的喧嚣，我们在米丹的衬衫上别了一个小小的胸麦并打开录音机。
吉多仍然很乖戾，他一屁股靠在6英尺远的一张桌子上，狼吞虎咽地吃下一个油腻腻的鸡肉汉堡。他用一叠餐巾纸擦擦手，然后把摄像机扛在肩上，试了试机器。调整一番后，他冲我举起了大拇指。
米丹的注意力游离于一对在附近闲逛的人身上；而他们也正注视着我们。他们看上去有点像政府公务员或中型公司的白领阶层：短袖、没有皱纹的衬衣，普通的领带，松松垮垮的裤子上因久坐而起了褶子——都是廉价的随处可见的服饰。但他们显得挥洒自如，这令我想起与麦克·弗林特一起工作的侦探们。
“米丹先生，”我叫道，把他的视线重又拉回到我身上，“请跟我说说包贡的经历吧！”
他沉思了一会儿，用吸管喝了一口可乐。他讲话的时候，看起来是那么不动声色、超然物外。他的冷漠让我再次感到了他的傲慢。
“从孩提时代我就认识了包贡。”他说，“我们在同一个村子里长大。我们的父亲以及祖父都是在一块长大的。我们的家庭送我们一块上学。在我的表兄和包贡的姐姐结婚后，我们就成了一家人。”
“阮凯告诉我，在越南战争期间，你、她还有包贡在博物馆工作，那是一个在帆港的法国殖民地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