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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贡是携赃物出逃的？”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你听好了——”
“告诉我吧，阿洛。”
“包贡必须通过海关检查，因为他不是外交官。”
阿洛又停顿了一下，似乎在组织故事的情节：“他拿着一堆文件证明那些东西都是贵重的艺术品和古玩。越南总统的夫人阮·范蒂厄女士是委托人，而包贡是她的代理人，包贡还拿了一叠密封着的官方文件证明他对那些东西拥有所有权，他还有一份某个博物馆的物品目录，上面列出的便是装在箱子里的东西。他像是要把那些东西运到美国的哪个博物馆藏起来，直到物归原主。”电话里传出阿洛搅动冰块的声音。“最后，检查人员还是打开了所有的箱子要看个究竟，你猜他们发现了什么？”
“什么？”
阿洛停了一会儿，差点笑出声来：“玛吉，全都是赝品！简直是一堆狗屎！”
“你说话要有根据，阿洛。”
“当然，我可以给你看一份海关的报告。传真过去行吗？”
“马上发过来。”我说，“查到一些人名了吗？”
“有十几个人名吧。我已经在海关直到了其中的两个。还要继续寻找其他人的下落吗？”
“当然。”
“我把所查到的一切都发到你的电子信箱上去，这样可以了吧？”
我道了谢，答应第二天早上给他打电话。
我看了看表，觉得这时候给阮凯打电话还不算太晚。
拿起电话，她就问我：“是不是你有事，要取消周五的约会了？”
“没有。”我告诉她，“我又了解到了一些关于包贡的情况。”接着我把阿洛告诉我的事原原本本地转告给了她。
阮凯笑了——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她没感到震惊，甚至也不觉得奇怪：“赝品？可怜的包贡，怎么会这样呢？包贡能够辨明真伪的。”
“你确信他能的？”
“当然。”
“那么，为什么他明知是假货，还要带出来呢？”
“我暂时只能想到一种可能，你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吗？一个男孩每天用自行车推着一袋面粉过境。疑心的卫兵每天都要检查那个口袋，然而每天发现的都是面粉。卫兵怕被那个小孩子愚弄，天天检查。可是那孩子却一天天富有起来，因为他每天过边境回家的时候都穿着新衣服、好衣服。这样日复一日，小男孩也一天比一天富有。但是卫兵还是什么也没有发现，你知道那孩子倒卖什么吗？”
“自行车。”我回答，“可是包贡在倒卖什么呢？”
她又一次笑了：“这正是问题所在，不是吗？他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可卖。”
我们道了别后，我打了个电话给吉多。
“太酷了！”当我告诉他包贡运的全是假货后，他叹道，“还有什么别的消息？”
“暂时就这些了。”
“我在这儿等着，玛吉。”他说，“你需要我的时候，我一直会在这儿。”
我告诉他我也爱他，然后挂了电话。
从书架上的一堆录像带中，我找出了一盘录着很久以前我和阮凯的一次谈话的带子。那时候，我在录制一部描写移民经历的短片。现在，我突然明白了那次对话中阮凯说的一段话。
那次谈话时，阮凯告诉我她是在如何的慌乱之中离开了越南。如果当时她有时间思考，如果她知道以后的几十年将无法回去，她会像她的堂兄霍尼·阮氏一样留下来，去面对接下来的一切。我告诉她霍尼的结果是接受十几年的劳动改造。阮凯坐在她幽雅舒适的房间中，目光越过景色优美的后院，若有所思他说，世界上有很多把人囚禁起来的方法。
阮凯说她渴望回家，但又怕她的名字没有从黑名单上消失。
“她是你的朋友，嗯？那个现在名声被吵得沸沸扬扬的人。”麦克的声音吓了我一跳。他正斜靠在门柜上盯着电视屏幕，茄克衫还搭在肩上，手里拿着一摞没分好的信件。“我见过她吗？”
“是的，见过。”我往旁边挪了挪，给他空出个位子来。“我没想到你能这么早回来，你等的那个杀人犯的母亲不会没来吧？”
“不，她来了。”
“你帮我问了我可以和她的女儿面谈一次吗？”
“说好了。”他递给我一张登记表，“你可以给她打电话，定个时间。”
“今晚我能到少管所里去和她谈谈吗？也许这对她是件好事呢，她一定快被吓死了。”
他用带着疑惑甚至是懊恼的目光看着我：“今晚？那孩子回家去了。”
“她居然像个没事人那样，回家香香甜甜地睡觉去了？”
“说对了。”麦克在我身边坐下来，茄克衫和信件放在大腿上，头则疲惫地靠在我肩上。我把声音关了，但是让录像带继续播放。“这么说，那女孩是清白的了？”
“她自己是这么说的，当时有七个孩子在那房子里虐待佩德罗。据这孩子说，都是其他六个人干的——那长达九个小时的折磨。他们打他，用火烧他，在他的胸前和背后刻他们的名字，往他嗓子里灌漂白剂。她说这一切发生的时候她一直在另一间屋子里看电视，照顾她的小婴儿。她承认她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她说，除了从厨房里拿了一把热铲子烫了佩罗德一下以外，她什么也没做。”
“你相信她？”
“当然不，但她答应供出其他六个，所以我们放她走了。”
“她当时没有阻止其他六人，也没有跑出去求救，不是也应该负有责任的吗？”
“如果她不说，我们就没有足够的证据破案，那么其他六人全部会逍遥法外。她不是开枪的人，所以暂时放她一马。她很快会再回来的。”他翻开电话簿，“不管怎样，如果我指控她，她的小孩儿就得准备被人收养了。”
“那个女孩的母亲怎么说？”
“那位母亲？”他讽刺地笑了笑，“没说什么，她对当时发生在家里的事情很厌烦，但这不足以令她承担责任。她说那天她下班回家，看见佩德罗手脚被捆着放在一间卧室里。她告诉女儿的朋友们说，她要到街上去打一会儿牌，最好在她回来之前把家里收拾干净，否则她就报警。那时佩德罗还活着。那群孩子不知道拿他怎样才好。于是，他们把他塞进洗衣袋，扔上杂货车，沿街把他推到了一个校园里，开了三枪把他打死。”
“天哪！麦克，他们为什么这么干？”
“好让他永远也无法认出他们来。”
“这我知道。可是到底为什么？佩德罗没对他们做什么啊！”
“他完全是他们从公园里弄来的一个陌生人。他的过错是让那帮小畜生们看见了他的阳具。”
麦克浏览着电话簿：“怎么跟你说呢？这座城市整个都不对劲了。我管那么多干嘛？五月份之后，我就找个地方躲起来，对这座可怕的城市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更不介入。”
他冲着屏幕上的阮凯点了点头，问道：“我在哪儿见过她？”
“你见过她和她的丈夫——萨姆。圣诞节前后，我们在他们的饭店里吃过饭，记起来了吗？那个盛大的宴会。”
“那晚有很多人。她和萨姆是斯科蒂的法律客户？是这层关系吧？”麦克微微地皱起眉头，每次提到我的前夫他就这样。
“是斯科蒂的客户，但也是我的朋友。”我不知道应该再怎么解释。我和斯科蒂离婚时，我们分了瓷器，分了银行存折，甚至分了大部分朋友，阮凯和萨姆理应属于斯科蒂，但是我们却保持了联系。他们不是我最好的朋友，但却是我的老朋友之一，这份友情是很宝贵的。
“我和吉多今天上午在长滩帮她找到一个亲戚。”我说。
“是吗？”麦克眯着眼睛，扬起下巴看着我。是那种典型的警察的目充，充满疑问和不信任感。“她找他干吗？”
“大半是想知道他是不是过得还好。”
“你以前跟我提起过吗？”
“没有。我们工作都那么忙，所以好多细节问题都没给你提起过。”
“她突然让你帮她找这个亲戚？”
“不是突然。”我说，“那件事发生之后，她想把家里的人都召集在身边，这很自然。”
“嗯。”他点点头。
“你能帮我个忙吗？”
“也许。说说看？”
“你可不可以给圣玛利诺警察局打个电话，要一份有关阮凯的失窃报告？有些细节问题我想了解。”
“为什么你不能直接问她呢？”
我把手伸到他面前，张开五指，让他看我剪得短短的指甲：“如果一个女人被捆绑了大半天，她的指甲会怎样？”
“我知道手铐能把妓女的手指怎样。怎么了？”
“阮凯的指甲完好无缺，而且千真万确。你不觉得这其中有些问题吗？”
麦克眉头紧锁，思索着这些事。他伸手拿过废纸篓放在面前，开始分信。他把没用的——事实上一大半都役用——扔进篓里，其他的分门别类摆在面前的地板上。他没有抬头，随随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