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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其她站在人肉市场的姑娘一样，春只能讲几句流传在娼妓之间的英语，这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教授的机会。很快，她基本上可以听得懂我的一些简单句子，尽管她还不能使用英语进行谈话。
“你应该学习越语。”有一次她在我们用英语的手势困难地交谈之后忽然建议道，“这对你会有好处的。”
其实，从我一进入越南的时候起，几乎每一个人都试图教给我越语。虽然我很想学习这种语言，但是几次努力都归于失败。越语是一种十分难学的语言，无论是发音还是语法总使我晕头转向，它浩如烟海的同义词简直可以同英语相媲美了。
春是个特别热心的教师，不妙的是我根本听不懂她在说什么，象聋子一样，然而她却以为我能够听懂。她黑色的眼睛闪耀着兴奋的光芒，经常猛地把嘴唇贴近我的耳朵大声喊道：“An ！”（开饭了！）这是一种通知半英里以外家里人的方法，尤其是被一些东西所阻的时候，越南人是常常这样喊的。
不久，春为我找来一本越语课本和一本越英词典。越语虽然使用罗马字母，然而许多字母的读音与英语毫无联系，o可以读成ur，d可以读作z，nh不知为什么要读成ng……我实在分辨不清如何读音的时候，就只好整句地强行记忆，而这个方法竟然十分有效。
雨天，人肉市场木板楼的房间里总是坐满了越南姑娘。她们快活地谈论着西贡的最新传闻，偶尔也露出一丝怅惘的神情。我很快就能够基本听懂她们的意思，甚至与她们交谈起来。她们嘻嘻地笑着打量我的身体，把这个也当作一个话题。“他到底有多少公斤重呢？”一个身穿浅黄色无袖短上衣的姑娘戏谑地说，故意作出惊讶的样子瞪大了眼睛望着春。
我听懂了她的话，走过去抓住那个只到我胸部的姑娘，象弄小孩子似地把她举了起来，然后轻轻放到床上。她吓得脸色苍白，以为我要惩治她呢。
“对不起。”我用不太熟练的越语对她说，“我不知道我自己多重，因为美国人不用公斤，而用另外的方法来衡量。我有两根棍子加上五根柱子再加上一个横梁那么重。”
她们咯咯地笑了起来，似乎对这个回答很满意。
我渐渐发觉，那些人肉市场的娼妓与美国人之间并不象在其他地方那样充满着仇恨之情。相反，对美国士兵的友好并不仅仅是她们的一种荣耀，而且也是所有人的一致态度。她们瞧不起越南人，对她们自己的文化也采取鲁莽和轻蔑的态度。然而，轻率傲慢的美国士兵粗暴地对待乡民，对村里的长者也极不尊敬，这真是一大罪孽。
然而，人们却一直在毫无结果地问：“为什么美国人想要得到这小而可怜的国家呢？
他们不是已经拥有地球上最富有的土地了吗？”
没有一个越南人相信这种说法。对他们自己来说，越南就是神的所在地，因而最富饶、最具有吸引力；基于这种意识，他们认为全世界都在密切地关注、向往着这块土地。
我所遇见过的即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越南人也都相信越共的这种理论。
泰国人、柬埔寨人都固执而自命不凡地认为：他们的土地是肥沃的，他们的妇女是最美的形象，他们的食物是无法比拟的，他们的艺术、音乐、历史和传统，更是无与伦比的卓越。地球上所有的代表不同种族的政府都放射出嫉妒的目光，在不自觉地策划着以使自己取代他人的计划。我确信西方国家对中国、越南等东方国家这种根植很深的意识是十分恐惧的。
我发现，当越南人看到美国士兵和越南姑娘一起在街上闲逛的时候，他们甚至产生一种骄傲的情绪，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民族主义。即使在越南政府的高级官员之中，除了令人尊重的、清廉的吴庭艳总理以外，几乎所有的人（尤其是越南贵族出身的高级官员）都或多或少地冀求这种使他们空幻的自大得以平衡的精神满足。
越南妇女低下的社会地位，使她们的商品性更加突出，她们可以象牲畜、农具一样被一定的价格出售给购买者。如果说人肉市场出售的只是女人的肉体的话，那么，在边城市场可以看到出卖整个女人的情景。尽管警察几次严厉地试图取缔那种“有伤风化”的买卖，但是饥饿这个无法逃避的“债主”迫使人们不得不去那里卖掉自己最后的财产：女人。
在边城约五百米长河岸上，是专门进行人口交易的黑市，被拍卖者多是没有劳动能力的妇女和儿童。她们大多数是来自北方或从“垦田区”逃回西贡的难民，既无土地，又无住房，为了使家里人能够生存下去，父母或者丈夫只有采取这种唯一却又残酷的办法。
那些来自北方的难民妇女在政府“净化城市”的政策下显得更为恐慌，甚至连她们站到人肉市场去也被警察禁止了。为了避免被送到“新经济区”去垦荒，她们宁愿成为奴隶而留在西贡。1955年7月14日《自由报》报道了被强行送到“垦田区”的50名北方难民妇女全部饿死在山中的消息，使还留在西贡的难民处于极度的惊恐之中。而边城市场的一个成年姑娘的价格已经从原来的六千元南越币下降到一千至二千元左右，也就是说还不到普通工人一个月工资的半数。
一个美国人很难想象得出当时越南是处于怎样一种贫困的境地。《国家革命报》写到：“工人的工资如同火车站，车站是永远站着不动的，但是迅速上升的生活费用却如同疾驶的列车飞奔。”即使那些侥幸的职工和士兵的工资也受到日趋严重的威胁，不少人3至6个月才能领到一次工资，而且仅能领到三分之一的现金，其余的部分则以美援黄油、牛奶、面粉和布，以及“建设彩票”等来支付。在中产阶级中，逃债、破产的现象日益普遍；成千上万从事纺织、建筑、手工业、陶瓷、运输、鱼器制作等行业的人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很大一部分被迫歇业。另外，糟糕透顶的“土地改革”政策使数百万农民失去了土地而大批涌入城市，更加深了那场危机的恐惧性。
“哈尔，我看你好象是喜欢上了人肉市场的那个姑娘？”贝恩上尉拿起那张我刚从照相馆取来的春的照片，笑着用嘲弄的口吻问道。
爱上一个越南娼妓，这是我一直不愿承认的事实，我宁愿自欺欺人地以为自己只是对春那丰满诱人的肉体起了兴趣，就象长驻西贡的许多美国军官一样，与越南女人姘居的目的，只是为了调剂一下沉闷无聊，有时又充满了风险的生活。
当时西贡拥有数万名娼妓，无论走到哪里都会遇到她们。1955年中旬以后，人肉市场的范围扩展到整个西贡——堤岸市区。尽管她们以最低廉的价格出售自己的肉身，但是可怕的麻疯病使得许多美军官兵望而却步，宁愿在扫荡中使用暴力对那些农村妇女发泄积郁的性欲，而不敢随便在市区寻欢作乐。即使这样，仍然时有美国人染上那种可怕病症的情况出现。
棋盘区是距西贡市中心不远的平民住区，居住着占西贡人口十分之一的平民，一般认为平民那里的姑娘不会患有性玻贝恩上尉经常从那里弄来一、两个姑娘到我们驻地过夜。久而久之，我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种牛”。他对此毫不在意，有时甚至当我们的面与一个越南姑娘进行性交。
1956年3月的一天下午，贝恩上尉带回来四个卖槟榔的越南小姑娘。
“你这是要干什么？”安德鲁斯中尉问他，放下手里的纸牌，“这里可不是你的配种常”我抬起头一看，也觉得贝恩上尉搞得太过火了。那四个越南小姑娘中年龄最大的也不过十五岁，头上都戴着斗笠，身穿着宽大的黑衣服，每人还提了一个装槟榔的竹篮子。
她们显然听不懂英语，很窘迫地站在门边。
当时在西贡的美国军官几乎都去搞越南女人，那种事已经司空见惯，即使兰斯代尔上校也在所难免。有什么办法？我们那时谁也没有把家属带到这个危机四伏的国家，当饥渴难耐的时候，只有光顾人肉市场那类的地方，久而久之，许多美国人对个子矮小的越南姑娘就染上了一种特殊的癖好，似乎她们原本就是美国人天然的搭配。艾维尔说：“如果没有搞上几个越南女人，那么你就等于没有到过越南这个国家。”
贝恩上尉这个从非洲战场回来的古巴佬至少搞过一百个越南姑娘。无论白天或晚上，只要一有机会他就到外面去搞女人，而且还把搞过的女人拍成裸照收集在一本很厚的照片册里。有一次我因找刮脸刀片翻看了他的照片册，那里面装贴着数百张照片，下边还注明姓名、年龄、身高以及家庭成员等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