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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再走远一些，我和彼德·哈斯汀斯来到了小镇外的一块水稻田边。在水稻田里，有一群戴着蓝色头巾的侬族妇女正在炎热的烈日下忙着插秧苗。
“我们经常听到枪声。”一位侬族老人对我们说。“所有的麻雀都吓跑了。这也可以说是一件好事。”
他告诉我们，自从1977年以后，许多部队来到了边境附近。他村里的年轻人都参加了民兵，经常举行各种军事学习。村民们被告知说，中国将要发动侵略越南的战争，因此在山中和道路上布置了许多岗哨。我们问他个人对中国人有什么看法，他重复了越共政府宣传机构那样荒谬的话，说中国给予我们援助是一个阴谋，目的在于企图控制越南，然而，他又补充说，战争年代他一家和村里的人都靠中国运来的粮食和布匹为生，因为村民们在美国飞机的轰炸之下根本不能种稻子。
那位老人说，越南警察从村里抓走了十四名同情中国侨民的人，“他们是作为‘越奸’而被其他村民告发的。”另外，他还讲起中国对越南的“惩罚”战争。
“当时我们带上口粮和财产躲到山里去了。”他回忆道，“四面都是激烈的枪炮的声音，有的地方还起了火。后来，撤退的士兵换上衣服也同我们一起躲进森林，听说中国军队要消灭越南，已经把经过的村里的人们都杀光了。所有的人都非常恐惧，几个居住在村里的中国人也被杀死了。”他指着村庄的一面墙告诉我们：“逃跑的时候我看到墙上钉了两张人皮，奶头很大，是从被杀死的中国妇女身上剥下来的。在中国军队占领镇子以后便开始进行搜查，抓走几名没有逃走的居民，再也没有放回来。他们没有杀人，那是我们村里民兵干的，”他十分肯定地说。“所有的人都知道那件事。”
我们问他是否见过中国军人，他回答被俘的中国军人很多，大约有50人左右，都关在山中一个军事工事里，后来被押送到镇里去了。他十分肯定地声称，他见过一个中国营长，头发知蓬蓬的，而且会讲越语。他悄悄告诉我们，村民还打死过一个中国俘虏。
“中国军队撤走以后，我们都回到了村里。”他说。“拖拉机和农具都被砸坏了，仓库的粮食也没有了，但是他们没有烧掉我们的房子，民兵把被打死的两具尸体摆在广场上，召开大会，说所有没有逃走的人都被中国军队抓去枪毙了。那天中午，民兵从村外拉着一头水牛从山那边走来，一名中国俘虏是个中国女人，很年轻，头越钢盔，衣服也被剥光了，乳房上用油漆写着标语，脸上也涂了红漆。民兵把那个女俘虏捆到村中的一棵大树上，准备吃过午饭把她送到镇上去，可是村民围住那个女俘虏，用棍了打她；一个村民把蚂蝗放在那个女俘虏的奶头上，让蚂蝗钻进去，然后再用竹板把蚂蝗抽打出来。民兵吃过饭前来阻止，但是被他们的亲属拉走了，第二天早晨，我听说那名女俘虏已经被烧死了。
那个侬族老人的故事使我想起越战年代许多熟悉的情景，然而在今天听来却是那么陌生。占领日本的麦克阿瑟曾经说过：“亚洲人是不可能一下子把敌人变成战俘看待的。
敌人就永远是敌人。”我深知这一点，尤其是越南人狂热的势利欲望导致过许多不该发生的事情。1978年12月25日，越共政府在经过一年的充分准备之后，派出装备着苏制米格19型战斗机和L128型轰炸机与同柬埔寨交战一年之久的老挝部队对柬埔寨发起全面进攻，所有被俘的“红色高棉”人员和平民全部遭到血腥的屠杀。1979年1月7日，越南军队攻占了柬埔寨首都金边，枪杀每一个见到的行人。
《曼谷邮报》刊登一名泰侨目睹金边时的情况说：“到处是枪声和炮声，苏制T54型坦克在街上碾死了许多奔逃的市民。下午，行上已经空无一个，越军开始进入居民区进行屠杀，人们的惨叫声响成一片。傍晚时分，越军闯入我居住的住宅对面的楼房，促出一个名叫塞莱的十六岁姑娘，二十多名越军在楼外的街上轮奸她，最后把那个已经昏迷不醒的姑娘拖到一辆开过来的坦克车里拉走了。”
金边陷落的前几天，西哈努克亲王逃走了，而后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会议上揭露了越共政府的侵略行为，同时，他也辞去了波尔布特政权代表的职务，因为他认为波尔布特城执政的三年中推行的掠夺私有财产、取消货币而只给口粮、关闭所有的学校和屠杀柬埔寨人的行径沾污了那个国家。
越南外交部长阮基石在越共军队侵占柬埔寨六外之后对《时代周刊》记者说：“我们要求清算波尔布特的罪行。中国必须停止对它的援助，泰国也要不再提供避难所，这样我们才能逐渐从柬埔寨撤走军队。我们不是非要处死波尔布特，他可以跑到中国或者曼谷，或者呆在思板多监狱里去，这很公平。或许他能象阮高其（前南越副总统）那样开设一个酒吧间。”
实际上，阮高其在一九八五年破产之前，在加利弗尼亚州开设的是几个酒店。
波尔布特政权之所以处在这样一个为难的境地，是由于在它执政的三年里采取的极端措施引起了普遍的不满并给越南支持韩桑林政权提供了借口。然而无论怎样，民主柬埔寨在历次联合国大会一直具有合法的席位，国际社会不断地通过要求越南立即无条件地从柬埔寨撤出它的全部军队；与此同时，“红色高棉”也采取了一些与之相适应的步骤，各方面都厌恶的波尔布特不再公开地露面了，取而代之的是在波尔布特时期受到排挤的半贵族革命者乔森潘。
乔森潘出生于靠近越南边境的大米聚集地柴桢省的一个高级职员家庭，早年留学法国，并获得巴黎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担任金边《观察家报》主编。因此无论在西方或共产党中国看来，他都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人物，至少比波尔布特显得开明和中立。
在各方面的调解之下，乔森潘与西哈努克亲王、宋双于1983年6月22日建立了联合政府，这样反对越南的军事力量得到了国际社会各方面的支持。
尽管越共政府举行了庆祝攻陷西贡、占领柬埔寨等“成功”的节日庆祝活动，但同时也使人联想到那是一个付出了极大代价而获得的胜利。为了再一次向全世界显示其大捷，对外国人又恨又怕的越共政府在1983年却允许全部二百五十三名旅游者入境，并且还接待了四百名外国记者和技术专家，其中大部分是美国人。许多观察家认为，河内之所以如此乐于接纳新闻记者，突出地反映了它要与华盛顿恢复关系的强烈愿望。然而，就越共政府所作出的全部努力而言，它的和平攻势却显得那么没有基础，甚至非常荒唐幼稚。
毋庸讳言，这种矛盾的的心理似乎成为越共政府在庆祝攻陷西贡举行的活动的主调。
游行队伍开始行进之前胡志明市的党委书记阮文岭站起身庆贺越南“为人类的崇高理想而战斗在斗争的最前线”的地位，并把其“打倒全球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的战略”上的胜利大肆吹捧一番。然而即便是阮文岭也不能不查觉到，整个越南正被衰败的征兆所包围：胡志明市这个拥有三百五十万人口的城市，到处都是残垣断壁，水电的供应极为不足，近一百万失业人口和扫荡不清的卖淫、吸毒、乞讨及流氓行为枚不胜数，官员的腐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普遍并引起多数人的不满。
“十年过去了，”阮文岭抱怨说，“反动、腐朽的新殖民主义已经不知道蹋了多少青年人，留给我们的是尖锐而又持久的危机。”
今天的胡志明市仍然保留着旧西贡的丰富财产，如同一位褪了姿色的太太但还有珠宝可卖。三轮车夫们为西方游客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年轻漂亮的姑娘”，街道两旁的中间商相竞以高于官价几倍（100：1）的比率购买美元；沿着阮惠大街的黑市交易场所，身穿紧身衬衫和有图案的工装衣裤，带着时髦太阳镜的年轻人把最新的彩色电视机和立体声音响设备塞满了一个个的货摊。
战争岁月里的情景始终萦绕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在离昔日的自由大街（如今改名为荣瑰大街）不远，有一位五十二岁的老妇人开着一家冷饮店。战争时期，人们曾经把这里当作娱乐场所。回忆起往事，老妇人不觉笑了，那时她有自己的酒吧，常和美国朋友在柜台上玩纸牌。现在她只能靠以前美国朋友送给她的东西沿街叫卖勉强维持生计，她仅有的一点积蓄都在三次赴美的尝试和失败中丢掉了。尽管如此，她仍然不无渴望地说：“如果我能积攒到一点钱，也许我还要再试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