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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阅台上，有九年以上资龄的政治局委员们傲慢地挥着手，意得志满地观赏那拙劣的表演，并且不无欣喜地回忆起他们是如何从美国人手中夺走1500亿美元和58022条生命的过程。
那天坐在检阅台正中的是：越共政府主席长征，越共总书记黎笋和越共政府总理范文同。他们要极力表现越共大获全胜之后的民族骄傲感，同时也要掩饰那个国家陷入的自相矛盾的荒谬狂妄的窘境——尽管它每年可以得到20亿美元的苏联援助，但是越南始终处在极端的贫困之中。越共政府“新经济政策”造成的一百万失业人员及由此而产生的吸毒、卖淫、乞讨和流氓行为在这个被占领了十年之久的城市里日益蔓延到每一个角落，这似乎是对越共政府接管后的一种绝妙的嘲讽。
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却是，越共政府竟然毫无愧意地把它的官僚帮独裁统治了十年造成的所有恶果都说成是那个早已经结束了的“战争创伤”，一块似乎永远也不能治愈的，永远会帮助越共解脱困境的“创伤”。
实际上，越共政府在1975年至1985年的整整十年之中，并没有制定过任何真正建设或恢复经济的具体计划，而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派系斗争，镇压民主人士和极端独裁，以及搜刮民财上。它的一个口号叫作“共渡艰难！”十年过去了，越来越多的越南人陷入了“艰难”的境地，而那个“艰难”似乎仍永无穷期。
转嫁它对人民犯下罪行的方法使越共政府不断地制造一个又一个事端，先是把南方人民送到变相的集中营和劳改场所的“新经济区”去，要那些人在同区没有任何工具的荒芜的原始森林里“发展经济”显然是荒唐的，因为越共政府的真正目的在于消除温和态度的市民和贫民，掩盖其暴政所造成的极度贫困的事实。
但是，越共政府的那种残酷手段不仅丝毫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激起了人民更大的不满和反抗。许多人象从吴庭艳总统的“垦荒区”逃出来那样，冒着生命危险从越共政府的各个“新经济区”逃了出来。
对待一个它根本不关心，但是又时刻困扰着它的社会现象，越共政府一方面派兵入侵邻国柬埔寨，一方面挑起它的前盟国中国的争端，以此来转移人民对它的强烈怨恨之情和世界舆论的视线。
作为对自诩“代表人民”却又极度空虚的一种填补讲，越共政府极力要保持它业已形成的超级军事大国的地位。它的一百二十万军队是世界上第四大常规军，另外还有没有确切数字，但是规模相当大的民兵和其它变相的军事组织，而且一直处于象瞄准麻雀那样的高度戒备状态。这项庞大的经费开支是完全不必要的，但是越南人民在越南政府所谓“来自各国，尤其是来自北方和西南方面的威胁”的歪曲宣传下并没有意识到这一既卑鄙又拙劣的会俩。越共政府的几十万正规军和十万以各种名义进入柬埔寨的越南人正在企图征服顽强战斗着的“红色高棉”和其他反越的武装力量；在北部长百公里左右的中越边境，原集着六十五万精锐的正规部队，不时从那里传来局部的从枪战到小规模交火的报道。
挑起民族之间的仇恨，是越共政府曾经成功地用来迷惑人民推翻南方政府的手段，今天它又非常成功地把广大越南人民引向了两个邻国：柬埔寨和中国。
虽然中国的毛泽东曾经毫无保留地作出一切自我牺牲来援助北越进行了长达二十年之久的战争，越共政府还是很容易地利用历史上中国皇帝对越南一千多年的控制煽动起与中国人的对立和恐惧；他们在短短的几年之内便把十二年来的“中国同志”变成了“战争赌徒”、“企图控制越南的霸权主义者”。越共政府努力使越南人民相信，“中国是真正的、自古以来的敌人，一直想统治印度支那，尤其百越南，就象一千年前那样，只有苏联人是朋友，真诚的社会主义朋友。”
1982年4月21日早晨，我和彼德·哈斯汀斯在一名越南译员的陪同下通过三号公路前往距越中边境仅三十公里的高平省会。经过跨越红河的、法国人于1896年修建的隆平桥里，我们几乎等了将近一个小时。就是在这个地方，另共产党人曾经把源源不断的食品、机器、武器、民用品等物资运进了越南，支持北越在美国的空袭轰炸中继续作战；而后，中国人又在1979年愤怒的报复之中把炮弹倾泄到了那里。
越南北方的景色是十分迷人的，梯田里种着水稻或早稻，田地里有土豆和其它的各种蔬菜，河流和溪水穿过越中边境的石灰岩山峦流到了越南，当地的乡民仍然穿着我在1954年见到过后那样褴褛的衣服在进行耕作，似乎时钟从那个时候就停止了一样。
一位四十二岁的越南中校陪同我们，他十分严肃地告诉我们，在他的一生中除了打仗以外什么事情也没有做过，先是同法国人，然后同美国人和中国人。当我们笑着问他中国军队情况的时候，他仍然以不屑置疑地口吻说道：“打不过我们，从来也打不过我们。”
“那么日本人呢？”彼德·哈斯汀斯问道。
“日本人也不行，他们根本打不过我们。”他说，摘下他的越共军队的军帽，一顶镶着红星的软木遮阳帽让彼德戴上。我们评论起越南警察刚换上的、难看的苏式军帽和制服时，他说：“我们已经习惯了。”
五千人口的东恙是中国军队占领的最后一个小镇，然后突然撤走了。我们沿着大路走去，见到竹林中那栋建筑依然完好无损地伫立在那里，其它的屋舍的墙壁上涂写着一些反对中国的口号。高达1000英尺（304。9米——译者注）的山头上，有几座已经崩塌了的塔，远处一座山峰上中国军队的雷达屏在不断旋转着。我用照相机对准那个山头，然而越共中校以极快的速度挡住了镜头。“不准拍照！”他指着一块牌子对我。
1979年2月17日，中国政府宣布要对枪杀中国军人和边民及侵略柬埔寨的越共政府进行“惩罚”，并派遣了二十万中国军队攻占了越南北方的许多城填。那次报复行动持续了一个月，沿着越中边境向前推进了40公里，直到3月15日撤出。中国方面宣称，在那次战斗中越南伤亡人数为百万人，而中国军人伤亡二万名。4月18日，越南和中国在河内进行了停战会谈，但是很快就是互不让步的争吵中搁浅了。此后，越南政府和中国政府在国际红十字会的监督之下，在越中零号边界进行了交换战俘的工作，然而在场的新闻记者说：“那简直是一次相互攻击的示威。”
由于我和彼德·哈斯汀斯竭力奉承那名越共中校，聆听他的自述，并为他提供了一直被他斥责为“帝国主义”国家生活的纸烟和啤酒，他终于同意给我们半天自由采访的时间，当然，他仍要象指示儿童一样，对我们提出了几项具体的“要求”，并在我们一再许诺的情况下同那名越南译员走进了附近的一家饭店。
如果说在那名越共中校和译员的陪同下，每一个越南人给我们都是一些千篇一律的答复，那么小镇上的市民们对于两个单独行走的外国人则一直在用似乎发现了外星人那样的惊奇的目光盯着我们。
“Lien so！”（苏联人）身穿褴褛服装的越南孩子们用手指着我们喊道，他们的目光贪婪地望着我们手里拿的“太阳”（Asashi，日本生产——译者注）啤酒。
我从包里拿出一桶可口可乐递给一个小男孩。他接过去尝了一下，马上就不喝了，他不喜欢那种饮料的味道。那些孩子想走的，只是什么发光的小玩具罢了，一块铁皮，或者一条尼龙绳都会使他们欣喜若狂。
我们很快发现，尽管那些孩子一直在尾随着我们，但如果我们向他们提出问题时，他们便显得异常惶悚不安，瞪着眼睛一个字也不肯说。后来，有个胆子大一些的小男孩开始放松了警惕，告诉了我们许多关于他家里发生的事情，并纠正我的越语发音。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他的母亲，一名二十多岁的少妇，突然出现了，想把他拉走，可他不愿意离开，他在母亲的拉扯和哄骗中走出了人群，然后我们听到了耳光声和那个小男孩的器声，这使我们难堪地离去了，不再敢与那些儿童交谈。
镇里的人都对外国人有一种恐惧感，他们不愿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显然，越共警察的影子无时不在威胁着他们，尤其是同外国人交谈往往被怀疑是在泄露越共根本不存在的、而那些平民也不可能知道的秘密。
决定再走远一些，我和彼德·哈斯汀斯来到了小镇外的一块水稻田边。在水稻田里，有一群戴着蓝色头巾的侬族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