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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8月29日，法国总统戴高乐就越南问题发表了一篇故意闪烁其辞的公开声明。他追述了那个1954年以前属于法属印度支那地方的历史，然后意味深长地说：“法国对越南所报的希望是，让它的人民，也仅仅是它的人民，在不受外国影响的情况下选择，决定自己命运的方式。”他同时派出了外交官在北越与南越之间进行接触，试图乘虚而入恢复法国的形象。
法国驻越南共和国大使罗歇·拉卢埃特先生几次对吴庭儒暗示，美国正在计划干掉他的哥哥。
从河内返回西贡的雅克·德比宗带来了胡志明那个自相矛盾的惊人的讲话。德比宗与越共领袖胡志明在河内会晤中，胡志明竟然声称对吴庭艳这个曾经被他斥为“封建主义者”、“美国的傀儡”的看法“已经大大地改变了”。胡志明说：“吴庭艳是个善良的越南人，是个爱国者，他身上的许多品质是非常可贵的。”
但是，吴庭艳总统和吴庭儒并不理睬这些讨好的表示，事实上，他们正在密切注视着军队内部的变化。
早在8月份，他已经接到军官准备于31日进行政变的确切情报，但是当时的军官们没有得到西贡军事长官孙室订将军的支持而搁浅。《西贡时报》把那场没有爆发的政变指责为美国的干涉。然而，吴庭儒并未就此罢休，他决定尽快清洗掉军队中那些可疑分子。
这时候，关键性的人物就是西贡军事长官兼第三军区司令孙室订少将，因为陆军最强大的正规部队都在他的领导之下。这位年青将领是在陈文敦少将利用他的虚荣心而促使他同吴庭儒发生了矛盾之后，将他拉到政变将领一边的。在此之前，为了防止万一，政变策划者已经争取到了他手下的军事指挥官。
孙室订少将的妻子是一位非常漂亮的法国姑娘，当时西贡流传起好色的吴庭儒曾经在一次舞会上当孙室订少将不在时图谋不轨的消息。这使孙室订少将感到莫大的侮辱，直到吴庭儒夫妇亲自出面解释才告结束。
陈文敦少将重新提起了此事并加以证实，孙室订少将终于相信了那个传闻。此后不久，吴庭儒获悉了军官们的政变阴谋，并把这个消息放在这位他自认为效忠于他的年青军官面前，请孙室订少将协助他给其他军官设置一个圈套。吴庭儒的计划是搞一场假政变，诱使反对吴庭艳总统的人公开暴露，然后利用孙室订少将的军队来镇压那场真正的政变阴谋。
但是，孙室订少将马上把吴庭儒的反阴谋计划告诉了武装部队代理参谋长陈文敦少将。
11月1日上午十点钟洛奇大使陪同在西贡访问的哈里·费尔特海军上将到总统府作礼节性的访问。就在前一夜，政变部队已经秘密地部署在西贡市区及其周围的地区。中午时分，费尔特上将去机场时也一点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一切都象往常一样平静。
下午1时45分，陈文敦少将打电话给美军总部说政变已经开始。下午2时，政变部队占领了电台、机尝警察总部和其他重要设施；下午4时，政变部队开始攻打总统府和特种部队兵营；4时30分，军官通过电台宣布政变成功，要求吴庭艳和吴庭懦辞职。
事实上，效忠政府的军官早就发现政变活动的迹象，提醒吴庭儒加以注意，但是吴庭儒却认为那是他同孙室订将军搞的假政变圈套之中的一个部分，并告诉效忠他的军队指挥军官们不可干预。后来政变军队向总统府发动了进攻，吴庭儒才打电话给孙室订将军，要他下令反击，然而他被告知孙室订将军不在。
三个小时以内，除了总统府之外，所有的抵抗都被击溃了。面对辞职的呼吁，吴庭艳总统让将领们到总统府进行磋商——这是1960年采用过的策略，当时把政变拖延了很久，使效忠吴庭艳总统政府的军队有足够的时间开进城里，但是此时将领们拒绝进入总统府。
时隔不久，吴庭艳总统便拨通了美国驻西贡大使亨利·尤伯特·洛奇的电话，以弄清美国政府对于在他的总统府窗外进行的军事政变行动的态度。
洛奇大使不愿表现态度。他说，听到了枪声，但是不了解所有的情况。“而且，华盛顿现在是凌晨4时30分，美国政府不可能在这个时候马上表示意见。”
吴庭艳对此感到不满，他不同意地说：“但是你一定会有一些大致的看法，因为我毕竟是国家元首，我一直在努力尽我自己的职责。我正在设法按照职责和良知的要求行事，我尤其相信后者。”
洛奇回答，吴庭艳总统当然已经尽了他的职责，而且是英勇地尽到职责的，他因对他的国家作出贡献而立下的功劳是谁也抹不掉的。这位大使接着说：“现在，我担心的是你的人身安全。”至于洛奇大使问到吴庭艳总统有没有听到过如果他同意辞职就可以让他安全地离开人的国家的建议时，这位已被政变部队包围但是仍然非常倔强的越南共和国总统坚决地说：“没有。”
此后，洛奇大使关切地问：“请告诉我，我是否能为你的人身安全做些什么有益的事情？”
然而吴庭艳总统在他愿意对一个美国人所讲的最后的话里说：“我正在设法恢复秩序。”
在晚间还没有过去之前，吴庭艳总统和他的兄弟吴庭儒从暗道逃出了被围困的总统府。第二天的下午，他们在城里中国人居住的地区堤岸被叛乱分子逮捕，在隆隆驶过西贡街道的装甲运兵车上遭到枪杀。
我后来得知，那份有关隆成营兵力部署和人员的情报于政变前十天就已由科奈恩上校转交给陈文敦将军。，从而那支强大的特种部队在那次军事政变当中丝毫没有发生任何作用，而黎光松上校则流亡到了国外。
五、暴虐与复仇
自从到了这个陌生的热带国家里，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无一例外地产生一种邪恶的变态心理，尤其是那些在生死的环境中游荡的士兵们。
这并不是说，在某种情况下我们所犯下的过错都可以得到原谅，同时也不意味着在事过多年之后，我们的良知依然在沉睡。尽管当年在越南犯下这种过错的都是十八岁到二十岁之间的青年，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反省的冲击并不能使那些曾经被扭曲的灵魂得到安宁。
到达越南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这场战争究竟是怎么回事，没有一个人认为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援助一个兄弟，也没有一个人真正反省过自己在那个国家里所实施的行为，尤其是对那些手无寸铁的妇女们实施的暴虐行径。
当然，在战争开始后的几年里，我们对平民的态度还是无懈可击的。然而自从1965年以后，越共利用平民所进行的恐怖恐怖活动使得无数美国人丧生，这才激起了我们强烈的报复欲望。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乔治·邦迪1965年2月7日向约翰逊总统提出的备忘录附件A《进行持续报复的政策》中说：“我们应当在尽可能少公开宣传的情况下进行我们的报复政策。”同时他又说：“以后我们可以对他们暗杀一个省长进行报复，但是对杀害一个村庄负责人就不一定要报复，我们可以对他们在西贡的一家拥挤的咖啡店里扔手榴弹这样的事进行报复，但对于一个农村小店开枪的事就不一定进行报复。”
而威利和我的报复心理是从两个叫朱迪和斯苔拉的美国学生在西贡市南几公里的一个叫芽舨的小镇上被越共恐怖分子野蛮杀害开始产生的。
19岁的朱迪·布莱恩是美国休斯顿金融学院三年级的学生，1964年8月24日同宾西法尼亚大学、费城文理学院的六名大学生从新加坡来到西贡。她们一入境，泰勒大使就对她们进行过严肃的告诫，并要求她们即使在市内观光，也要有美军人员陪同。威利就是被指定作她们的向导兼保镖的人之一。
然而，不幸的是第一天朱迪就同这位一丝不苟的黑人上尉激烈地争吵起来。朱迪骂威利上尉是个“大脑失控的黑鬼”。而威利警告她如果再私自离开就马上通知大使馆迫令她出境。这场激烈的争吵导致了在第二天参观完费塔和庆会庙之后，朱迪和另一名叫斯苔拉的姑娘悄然离开，坐上一辆早就盯在后面的出租汽车。
威利发现朱迪她们失踪的时候，已经是下午5点多钟了，他立即把这件事打电话通知了大使馆。泰勒大使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在通知了西贡警察总署的同时，他命令威利和我立即分头乘吉普车在西贡提岸沿线进行搜索。
然而，此时行动已经晚了，朱迪和斯苔拉在几个小时之前就被恐怖分子用汽车运出了西贡市。这两名年轻的美国女学生遭到了非人的摧残和折磨之后，被恐怖分子用极其骇人听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