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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这样，我们的工作进展还是异常缓慢。当时西贡正处于一个极度混乱的时期。
原法军改编部队、亲美的政府部队、警察部队、民间武装游击队、各教派武装及从北方撤下来的东京民兵等都各自为政地聚集在西贡——堤岸四周，甚至两条街道之间也分成了不同的防区。这些给黑社会组织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条件。而事实上，在政府和军队中也有许多黑社会组织的成员。
4天过去了，我们还是没有得到有关被绑架的那个姑娘的消息。看来，我们只有把赎金交给绑架者这一条路了。
然而，当我在一名越南特工人员的陪同下把85万元南越币的赎金放到武玉阁的面前时，他竟然以一种鄙夷的态度把钱推到一边。“我们素不相识。”他说：“我不能接受这笔钱。”
“武玉阁先生，”我郑重地对他说，“我们有确切的情报证明你无法付出这笔高额赎金。明天就是期限中的最后一天，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接受这个来自真诚朋友的帮助，使你的女儿早日脱离危险。”
听了我的话，武玉阁感到很恼火，他拍着桌子对我喊道：“你们是怎样知道我女儿被绑架的事情？谁给了你们权力调查我的财产？如果你们真象你刚才说的那样是‘真诚的朋友’，那么就让告诉你们消息的那伙人把我的女儿放回来就行了！”
武玉阁是我进入越南以来遇到的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中的一个。他们对所有的外国人都具有一种戒备感，总认为来自外国的帮助存心不良。这种情绪表现得极为强烈的就是吴庭艳和胡电明两个人，他们甚至无论何时都对他们的盟友加以防范，以致后来的领导人一直保持着排外的态度，直到最后他们的盟友与他们决裂。
我知道与武玉阁继续谈下去也不会取得什么结果，便同那名越南特工人员向他告辞，走出《民主报》报馆。那个时候我们是非常狼狈的。在武玉阁强硬态度的感染下，所有在场的编辑和记者都嘲弄地望着我们，似乎我们就是绑架者派去的。
“你们不必这样讨好他们。”在返回驻地的路上，那个越南特工人员愤懑地说。
“如果用这些钱的一半就去雇佣帮会组织，照片早就找回来了。”
我告诉他，我们正在帮助吴庭艳总理维护社会秩序，肃清那些武装帮派组织，在这个时候雇佣黑社会成员去为我们做事显然不是太适宜的；另外，黑社会成员的背景很复杂，其中一大部分已经被越共利用搞恐怖活动，雇佣他们弄不好反而可能把事情泄露出去。
那个越南特款式人员对我的话似乎很不满意，他哼一一声便不再说话了。后来我才得知，他自己就参加了一个名叫“青林帮”的黑社会组织，而那个帮派的头目竟然是当时吴庭艳总理政府中的高级官员。
1956年5月9日下午，西贡警察在诺罗敦大街与黑社会武装匪徒展开了枪战，两名警察和一名匪徒被打死，双方还有许多人受伤。
那伙武装匪徒是在索取赎金的时候，中了警察的埋伏。由于无法支会那样一笔巨额的赎金，武玉阁终于把他女儿遭到绑架之事报告了警察局。他拿了一个装着稿件的公文夹在诺罗敦大街会见了黑社会成员，要求在把钱交给他们之前先见到他的女儿。
一辆停在街口的白色冷藏车开了过来，透过半开的车门，看见了与匪徒坐在一起的女儿。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冒失的警察的枪走火了，匪徒们钻进汽车逃跑。武玉阁拖住一个匪徒，抢过他的枪扔到远处，但是他自己却被匪徒打昏过去。最后那个匪徒被警察击毙，可是冷藏车带着武玉阁的女儿逃了。
这个事件使我们的营救计划全落空了。两天以后的一个清晨，人们在武玉阁家门前发现了武氏娟的尸体。她的身上被匪徒用匕首戳了一百个以上的洞，显然是处于疯狂的报复欲而干的。从现场看，武氏娟是被杀害在她家的附近，因为尽管天亮前开始下起了雨，地上仍有很多血迹。
就在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陈金宣主任打来了电话，通知我们那本照片册已经找到了。
“龙夫人根本就没有把照片册交给武玉阁。”陈金宣告诉我们。“她在我们逮捕她之前就把照片藏到堤岸罗芝维尔工厂一个法籍工长的家里。在艾伦少校保释她的希望破灭之后，她终于说出她情夫的名字。”
几天之后，《西贡晨报》刊登了武装匪徒袭击罗芝维尔工厂，将值班的法籍工长用自动步枪打死的报道。
一切都很快过去了，就象当时发生在西贡的许多正中下怀一样，甚至没有人还记得那件事。时隔不久，贝恩上尉也离开了越南，他被派到刚果去了。直到战后我一直没有再见过他，也没有听到任何有关他的消息。
龙夫人没有获得释放。1956年7月份，她被由顺化市警察局转送到嘉定监狱关押，后来又被转送到距西贡以北三十三公里处土龙木省的富利集中营。她曾经给艾伦少校带过两次口信，要他设法为她求请赦免，但是艾伦少校的努力一直没有获得成功。当时掌握实权的政府顾问吴庭儒一向不愿美国人插手他的事务。“我不愿意听别人告诉我现在应该干什么了！”他毫不客气地对艾伦少校说，轻易地拒绝了他的请求。
1958年12月，从富利集中营传来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屠杀事件。据说在那里关押的六千多名政治犯遭到了毒杀，其中一千多人已经死亡。
大批的人们涌向土龙木省，要求到富利集中营探望和救治那些幸免的政治犯。在西贡，一边几个星期，许多身穿丧服的妇女和儿童的游行队伍走过街道，要求政府释放她们的亲属，那情景十分凄惨。
艾伦少校去富利集中营探望龙夫人的请求被拒绝了。直到一个月以后，他才接到越南警察总署的通知说龙夫人因患疟疾死亡，尸首已经被她的家属领走。
尽管艾伦少校对这个谎言非常愤慨，但是最终也无可奈何。因为吴庭艳政府的所有官员都开始不理睬美国人的建议，认为他们要用自己的方法管理那个国家，而美国人根本不了解那个国家的情况。
毫无疑问，他们那种古老的独裁统治已经不再适合于新从法兰西政府殖民地摆脱出来的越南了，然而当那些顽固的官僚们懂得这个道理的时候为时已晚，最后终于失败在北越共产党强大的攻势之下。
三、威廉斯将军的丑闻
第一次听到有关塞缪尔·威廉斯将军的传闻是1957年4月份，当时我已经兼任了隶属越南共和国内务部管辖的嘉定保安团军事顾问。
一天晚上，科奈恩中校从中部城市会安返回西贡，同西贡军事代表团的奎恩少校、西贡警察局的范克明少校去市馆路的一家冷饮店喝酒，由我来作陪。
那天黄昏时下起了大雨，我们乘坐范克明少校驾驶的吉普车来到那家冷饮店的时候已经有9点多钟了。店里的女招待是个身材丰满的姑娘，见我们进了店门，急忙从柜台后面站起身来。我们每人要了一杯加冰块的马丁尼酒，在靠窗口的一张桌子旁坐下。
在此之前，我和奎恩少校见过几次面，当时一直没有讲过话。听说他常常光顾那个“人肉市潮，有一天他喝醉了酒，一次就要了三个越南姑娘。
对于明少校，我是非常熟悉的。他能够讲流利的英语和法语，然而却总是认为越南女人比其他国家的女人都要漂亮。他说，美国人那么富裕，还是看中了越南这块狭长的土地，当然也就说明了这一点。
在闲谈之中，科奈恩中校先给我们讲了讲他这次去会安碰到的事情以及那里的时态。
从前一年5月开始，越共政治局委员黎笋就行动在广治、承天、广南几个省，策动群众进行游行请愿，并起用留在南方的一些干部进行“政治斗争”，为即将到来的全国“普驯作准备。这次科奈恩中校带着几名前“平”小组成员到会安，就是为了会晤一个被俘自首的越共干部。
科奈恩中校说：“北方的共产党认为，他们现在已经没有必要进行武装斗争了，今年举行的国家统一选举会使他们轻易地收回南方。”
“那些家伙简直是疯了！”明少校鄙视地说。“最近我们抓了一些人，都是越共到北方‘集结’时留下来的。他们到处造谣，说政府将要颁布法令，禁止人们信奉佛教等。”
科奈恩少校笑了笑，没有说话。
“明少校，”奎恩少校忽然想起一件事来。“《时论报》的主编严出善先生请我帮助他了解一下3月2日游行时被捕的人员的情况，你是否能够告诉我一些？”
听到奎恩少校说起《时论报》，明少校显然感到十分不快。
“奎恩少校，我建议严出善不要过多接触，那个家伙以前是越南国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