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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可以用来建房。知青点决定，在知青宿舍连接边防站岗楼的最后一块空地上，建一幢180平方米全部水泥砖瓦结构的新房，这幢新房能容纳上百人，既是知青食堂也是生产队的会议室。新房要求设计成拱顶，临江一面的窗为一块大玻璃，能将十里长江一揽无余。
这个工程指定由云龙负责。
1976年9月9日下午4时，电台传来了毛泽东主席于当天凌晨0时10分在北京逝世的噩耗。无论是老乡还是知青，都沉浸在极大的悲痛之中。
县里召开了连续四天的“继承毛主席遗志誓师大会”。
大会结束后的当晚，我乘公社的卡车回到生产队，心中有一种巨人倒下后的压力，想得很多，但又什么也说不上来。
当晚，知青学习小组例会，有人问：“毛主席逝世后，中国会不会变色？”
问题问得太大。水在零下的温度中结成冰，在零上100度后变成汽，这是用手能摸，用眼能看出来的；而政治上的冰和汽，并不是用手能摸、用眼能看出来的。
再说，什么是变色？恐怕分辨也很难，我们这些在偏居中国一隅干农活的知青谁又能说得清呢？
“洗洗睡了。”大家对这么大的问题显然无能为力回答，学习小组散了。
夜深人静，我躺在炕上，脑子里在想知青的命运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在县里开会时，一位来自北京的记者告诉我：唐山大地震后，国务院知青调查组的汇报会，迁到临时搭设的地震棚内继续开。他们在困难的条件下写出了汇报材料，据说在今年11月要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材料已经在8月底报送给毛主席、党中央了。
怎么偏偏就这么不巧呢，十几天后，毛主席逝世。
全中国一千多万十多岁的中学生，一挥手变成了红卫兵，又一挥手变成了知青，如今他们已经二十多岁，到了谈婚论嫁成家立业的人生关键时刻，面临的却是理论上未能自圆、操作上矛盾重重的局面。这条路到底如何走下去？已经不是知青的问题，而是中国的一大社会问题。
然而这时候，巨人倒下了，留下的是千千万万在期望回答的知青。
全国知青工作会议还能召开吗？谁能拿出更好的招数？谁来对一千多万知青作出交待？
在远离都市的边境线上，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耐心等待有更多的资讯传来。
163、浓烟滚滚 ＇本章字数：2026 最新更新时间：20131005 10：11：38。0＇
1976年，白露刚过，初霜就来了。
最怕初霜的就是水稻，还在灌浆结实期的水稻被霜打之后会停止生长，轻者减产3－5成，重者甚至绝产。
瑷珲县是中国最北部的高寒稻作区，无霜期只有80—120天，而水稻的安全生育期是100120天，平均每二三年当地就会出现一次因早霜而造成的低温灾害。
这天下午，气象播报说夜里气温会降到0℃以下，提醒各生产队注意防霜。
俗话说：“阴雨南风不用防，晴天北风必有霜”；“晚看晴，夜看风，透骨凉，就行动。”这是个低温晴天，吹着习习北风，看来后半夜必会降霜。
晚饭后，队里动员所有劳力，套上马车，拉上干草，去西面的水稻地熏烟防霜。
到了水稻地头，我们测准风向，在上风头的稻埂旁，每隔10米挖一个小圆坑，先把带来的干草铺上，然后就地割草作好放烟的准备。
凌晨1点过后，一声令下，所有烟熏点一**燃干草，盖上刚割下还沾着露水的秋草。霎时间，月光下浓烟滚滚，顺着微风，弥漫田野，覆盖了全部的40垧水稻，十分壮观。
在确保所有烟薰点都点燃后，大队人马撤回，只留下水稻技术员彻夜守候，让烟幕持续到太阳升起为止。
一般来说，东北的初霜降温过后，还会有一个转暖的时期，只要水稻躲过这第一次初霜，就会在转暖期内成熟，等待收割了。
防霜那夜我着了凉，高烧连续不退。王晓晗坚持不让我带病出工，强迫我在家休息了十天，直到我完全痊愈。
我突然觉得体力反而比生病前更好了：饭量大增，一天要两斤半左右；干活时浑身有劲，刨田菜比别人多刨了两个来回，一点累的感觉都没有；每天晚上开会学习也精力充沛。
在生病期间，我和国明有过一次聊天。
那天不知怎么谈起了一件事：一年多前12名下乡和回乡知青在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后联名发出了《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一封信》，表示“扎根农村、建设农村”的决心。毛主席在这封信上批示：“应发表。可惜来的人太少，下次应多来一些。”当时***主持国务院工作，他也指示：“建议全文或摘要在报纸上发表，以鼓励下乡知识青年。”
国明问我：“那12名知青中，一部分是文革前下乡的，他们与文革中“一片红”下乡的知青一样吗？”
我被他问得一下子没回答上来，想了一想，不敢肯定地说：“好像是有些不一样吧？‘文革’前是动员部分城镇不能升学、就业的青年学生下乡，一开始就很明确地鼓励他们在农村安家乐业，尽管那时也赋于‘大有作为’的革命理想，但主要还是从分流就业着想的。而六八、六九两届学生，是没有任何选择余地的一律‘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国明是70届的，当初硬要报名跟随我们六九届的一起到黑龙江来，他说：“那时候自己觉得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就像学校里学农军训一样，只是一种教育途径，下乡个两三年就能再回去，哪里会想到就这么一辈子‘扎根’农村了。”
确实，下乡一年后，国明的70届的同学来信对他说，分配不再是“一片红”了，有上海工矿和崇明农场的名额。于是他回上海找到学校，要求户口迁回上海，恢复70届在校生身份，重新分配。
他在上海软磨硬泡了一年多，根本没人理他，最后只好无奈地再回黑龙江。
我对他说：“以为自己被‘再教育’好，能够回城当‘接班人’的想法太幼稚了。也难怪，那时你才十五周岁，我们也才十六周岁，懂什么？”
国明说：“想想现在，上海招工把所有到外省下乡的知青都跳过去了，只留给应届毕业生，除了有职权的家长还有可能为子女‘走后门’回城，我们这样的知青都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像傻瓜一样被耍了。”
我劝他：“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上山下乡运动到我们被‘一片红’时，已经登峰造极，现实让大家都比以前清醒，不会再干傻事了。”
我知道我的劝说无用，只是想缓解一下他心中的郁闷。不要说我，现在各级组织对知青中呈现出的失落情绪都很清楚，但他们也感到力不从心。只有极少数知青，还在难能可贵地想用自己“扎根农村”的表态，来挽回颓势日渐的上山下乡运动。我对12名知青“扎根”的精神十分敬佩，我自己或许也将在农村“扎根”下去，但我同时心里也十分清楚：大多数知青已经不再会有响应“扎根”的热情，而是反过来开始质疑“扎根”，并进而质疑社会的真实。
也许是一种巧合？
10月5日深夜23点，上级突然命令边境线上的武装民兵进行查夜，黑龙江沿线，包括整个古城的静寂被打破，四下传来阵阵犬吠。
第二天，10月6日晚20点，时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分别向“***”宣布中共中央决定，对他们隔离审查。21点，华国锋、叶剑英在怀仁堂指示耿飚，立即率部队接管新华社、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央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等新闻机关。22点，中共中央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商讨粉碎“***”后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
粉碎“***”的这个夜晚，在黑龙江边境线上，大队党支部支委值班轮到我。这一天上级的命令是：所有武装民兵必须到连部集中，随时待命。
已经是下半夜了，随时待命的三十多个武装民兵怀抱钢枪，和衣而睡，看上去一切都是那么平静。
我根本没有想到这一夜中国的政坛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还以为是对岸苏联有什么异常，想起了两年前抓苏联特务的一幕。
164、围捕特务 ＇本章字数：1648 最新更新时间：20131006 09：40：01。0＇
那是1974年的6月23日，我在黑河师范学习即将毕业。傍晚，学校突然抽调了30名男同学，组成了一个民兵排，到地区武装部报到。
在武装部的大院里，每人领了一杆全自动步枪和20发子弹，跳上车直奔西岗子的曹集屯待命。
学校的一个辅导员、复员军人任排长，直到这时才向我们宣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