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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14＇
在同一篇讲话中，邓老还讲到：“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15＇这就提出了不同方面的改革的适应性问题，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适应性问题。适应性即是同步性，也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相互对称，相互促成，相互依赖，相互配合，这里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二者在实质、内容与目标上要一致，不能两张皮，各搞一套，更不能相互矛盾、相互背离。中共十四大把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规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应地把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规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在目标和方向上就是一致的。这样，二者就会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相反的例子如当初热闹一时的“新权威主义”，其倡导者在经济上主张“分权”，在政治上主张“集权”，使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互对立、自相矛盾，如果真的按照“新权威主义”者的主张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其结果必然会使政治经济两大体制陷入相互干扰、相互消蚀和尖锐冲突之中。“新权威主义”没有为历史所选择原因即在于此。“新权威主义”的倡导者显然是照搬了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而没有考虑中国的具体国情，这在方法上与当初王明辈照搬苏俄经验，反对农村路线，主张城市暴动如出一辙。适应性的第二个意思是：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在时间与步骤上不能相距太远，而必须大体同步。所谓大体同步，当然不是指非要齐头并进，而是指二者不能脱节，更不能有所偏废。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在客观上是紧密相联、不可分离的，无论哪一方面，进行到任何一个步骤，都会对对方提出相应的改革要求，这就叫“对称”，或者叫“配套”。如果这种作为改革正常进行的前提条件的“对称”和“配套”不能实现，整个改革就会发生紊乱，就会停止，甚至夭折，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虽搞过多次经济改革，但从未有过实质性的政治改革，结果经济改革屡改屡败。戈尔巴乔夫又是另一个极端，政治改革且急且快，经济改革却迟迟没有动作，在没有使人民得到任何经济实惠的情况下进行以自由化为取向的政治改革，结果导致了国家解体、制度瓦解、执政党下台。再看我国，改革从农业与农村开始，获得了相当的成功。这当然首先是突破口选得好，但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大体同步、基本对称也是关键因素。也就是说，我们在推行经济方面的改革的同时，也进行了政治方面必要和相应的配套改革，从而才使得经济改革能够进行。因为经济与政治实际上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一种政治安排其实质是一种特定的经济利益格局，经济形态是靠政治制度来保护的，反过来也是这样，每一既定的经济形态都必须要披上足够坚硬的政治铠甲，要想取得经济内核，必须敲开政治外壳。没有人权宣言，没有普选，没有议会民主，很难想象私有制、市场经济以及大工业。我国改革的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我们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经济体制方面（实质上是一种利益分配格局）的改革的几乎同时，废除了属于政治体制范畴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剥去了原有那种大量侵占农民利益的经济模式的政治保护膜，这才使农业和农村的改革得以顺利进行。试想，如果不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能够推行吗？这方面我们也有教训，那就是城市改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这个任务提出至少有20多年了，至今效果并不理想，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政治体制方面政企不分的问题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政府职能没有转变，政府还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国有企业仍然是政府的附属，被政府死死地管住，企业行为从根本上说仍然是政府行为。目前我国的国有企业受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领导，国资委受政府（最终还是受党委）领导，政府用行政手段保证国有企业、特别是国家独资的大型企业在资源使用、经营权力以及市场占有诸方面的绝对垄断地位，从而保证这部分企业享有垄断利润，以这种方式使这部分企业不仅不再亏损，而且还可以享受高工资、高福利。＇16＇同时，垄断利润中有相当大的一大部分上缴给了政府，给了政府的“高消费”以雄厚的资金支持（当然，政府也会用这些钱去从事一些“善举”，以改善政府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这样的模式目前已基本定型，并且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由于这样的模式能够实现政府以及国有企业这样一些强势阶层利益的最大化，因而得到了政治方面的认同以及来自政治体制方面的支持，要想打破它是很难的。但是，少数社会阶层垄断国家资源独享高福利是绝对违背公平、公正原则的！并且企业受制于政府，市场调节根本无从谈起！表面上看，国有企业的亏损问题好像是解决了，国有企业不仅不再亏损，而且每年还实现了巨额利润。国有企业既然实现了利润，那麼，以国有企业经营不善，每年都有巨额亏损为理由要求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的主张自然就站不住脚了，“国退民进”的议论也不攻自破了。可事实是，人们的嘴虽然堵住了，问却并没有解决，国有企业在政府的百般呵护下独享其尊，不仅使市场经济公平、公正的原则受到严重破坏，市场经济不能真正建立，而且还使得国有企业的问题与毛病越来越严重。目前，国有企业们既像一群被惯坏了的“坏孩子”，又像一伙有恃无恐的“衙内”，整个国家的经济秩序和市场环境被它们搅得乌烟瘴气、一团混乱！可以肯定地说，这样的情况不结束，政企不彻底分开，从长远看，不仅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无法实现，我国经济中的深层次问题——比如高消耗、低效益、资源的严重破坏、环境的过度污染、投资持续过热、分配愈益不公、表现为“大财政”甚至明目张胆的“奢侈财政”的集团性和阶层性腐败、铺张浪费、肆意挥霍等等——也必将会越来越严重。这样发展下去，其后果不言而喻！
所以，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对称、同步、一致。
4．政治体制改革要慎之又慎。
邓老曾经说过，政治体制改革“太困难，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需要审慎从事。……国家这麽大，情况太复杂，改革不容易，因此决策一定要慎重，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以后再下决心。”
政治体制与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密切相关，也与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密切相关，所以，政治体制改革务必慎之又慎，稍有闪失，后果将很难收拾。这里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论证工作一定要先一步做好，其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每一项具体改革在实施之前，既要考虑合理性，也要考虑现实可行性：认定是正确的就要大胆去做，不能畏缩不前；做之前一定要考虑客观条件是否具备，考虑成功率，避免急躁冒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采取了先研讨、后实施的做法，就尽可能地规避了风险。这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造成的社会震动小，成效较好的重要原因之一。
资料：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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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头角峥嵘
第一章 山雨欲来
1996年，12月4号，星期三早晨，东陵市纪检委调查组从城区政府带走了副区长戚华阳。
仅仅一个上午的时间，这个消息几乎就传遍了区政府系统，听说是关于区政府搞的那个‘柳河堤工业园’工程出了问题，副区长戚华阳正是分管这项工程的负责人之一，一时间风涌云荡！
戚东听说这个消息的时候还在城区医院住院呢，城区医院归在城区卫生局辖下，区政府有点风吹草动，城区医院很快就得到消息了，这里不少大夫是城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