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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纵然满腔怨屈，但魏丹依然保持着基本的端庄仪态，与那些不分场合地点撒泼打滚并自以为得志的悍妇无赖有着本质区别。女孩儿转身走远时，枕流只看到她紧咬的双唇和似乎永远微蹙着的眉心，当然，还有书包上那只似笑非笑的流氓兔。
徐枕流抬头望了望头顶如洗的晴空，这是种令人发呕而又无汗的燥热，果然，夏天又在不经意间提前到来了。
初尝禁果的年轻人总会认为爱情就是全部，碰壁之后又要反过头来怀疑一切，于是，花花世界上总能见到些稚气未脱的黄口小儿张嘴便是：“我不相信爱情”，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其实，爱情本就不是一切，正如“主义”、“信仰”之于政党那样，它该成为你奋斗终身的目标，而不是拿来招摇撞骗的摇钱树，否则，党旗上那庄严的镰刀斧头怕是要换成鱼肉百姓的刀叉了。
可遗憾的是，在情感道路上，前车之鉴往往很难成为后事之师，虽然饱读了一肚子至理名言，但当局者迷的魏丹还是难以自拔。枕流后来听说，自从与段青的“情变”过后，一贯积极向上的魏姑娘似乎陡然间沦为了颓废主义者，她开始不再钟情于尼采而转向卡夫卡并将这种厌世哲学贯彻到现实生活中。那个曾经倔强如八、九点钟太阳的魏丹被永远尘封在了并不遥远的记忆中，而“不废江河万古流”的恋恋红尘则还在狞笑着滚滚向前。
历史总是惊人地巧合，十几年前，当赵冉渐渐明白魏一诚之所以要同自己结合的全部初衷以及对旧情人的念念不忘时，也曾经历过女儿今天正在面对的一切。机敏而沉稳的魏一诚更像是赵冉爸爸的选择，而非新娘自己，如同当年的吴雨一样，涉世未深的赵冉并没把父母之命当作种负担，在那时的她看来，婚姻大事与升学、考试、填报志愿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其实，几个世纪的女权运动早已使打算扼住命运咽喉的受害者们习惯于用一哭二闹三上吊来宣泄不满，或者干脆就一拍两散拉倒，可这些常规武器显然都不适合温文尔雅的知识女性，她们更愿意用如止水般的外表把一切委屈、排懑以及对简单快乐的本能向往都压抑起来，即便凝聚成热核聚变也在所不惜。
常言道“不养儿不知父母恩”，此处没说“不生儿”而单用一个“养”字，貌似随手，细品下来用心匪浅；联合国使用六种工作语言出版的文件单行本中，素以简约精确著称的中文版往往最薄，果然是名不虚传。常年在美国工作学习的赵冉虽然没能亲手将女儿带大，但感同身受的她却对魏丹此次的“感情危机”格外上心，想尽各种办法将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比如说，就在女孩儿跑到研院兴师问罪未遂后几天，不知从那里得到风声的赵老师便找机会向徐枕流了解了“最新动态”，还反复叮嘱男孩儿千万不要走漏消息、打草惊蛇，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孙俪有首歌中唱到“我们之间的爱轻得像空气，可我依然承受不起”，其实，不管轻重、浓淡如何，爱就是爱，只有是非之分、而无多少之别，就算远隔千里，甚至生离死别，它都能“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可遗憾的是，这种在父母之爱中体现淋漓的天经地义，到了男女之情中却变成了凤毛麟角；如今，“养儿”已不再为了“床前孝子”、“老来有靠”，可搞个对象倒越来越像是在做生意，京剧中“苦守寒窑”、“三娘教子”之类的故事大概也只能随着日薄西山的“国粹”渐渐消失在花花世界中了……
提起赵冉，敏感的枕流不难察觉到，这位导师对自己的用心似乎格外仔细，既真诚热情，又自然洒脱，不因显得刻意让人感到有压力。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渴望温暖，就连最万千宠爱的幸运儿也不例外；尽管奶奶打电话时曾多次旁敲侧击地告戒枕流不要和导师过分亲近，可面对同自己无话不谈的赵老师，向来不重客套的徐枕流赶上去所里办事时也常常主动跑到办公室跟她聊上几句，或者帮忙干点儿什么，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将心比心、人心换人心吧。
和那些冠冕堂皇地榨取学生廉价劳动力的导师不同，赵冉从不愿侵占枕流的业余时间为自己所用，即便偶尔在谈笑之余做些小事情，也大都是那种寓教于乐的闲差。比如，近期语用所正在筹办一年一度的“社会语言学前沿论坛”，赵老师便把闲来无事的男孩儿“请”到办公室书写会场横幅，事实上，凭她自幼的童子功，那祖传的董体远比半瓶醋的徐枕流高明许多。
“上回就想给你来着，后来一忙给忘了，”赵冉从书桌底下拎出桶汇源果汁：“你自己倒着喝吧，”话虽这样说，她还是给男孩儿斟满一杯摆在案头。
“好，”天长日久，枕流连“谢谢”都省了，在外人看来，他们似乎更像是一对母子，而不是现如今愈发市场化的师生；徐枕流自己也说不清，和赵老师在一起时总能感觉到某种似曾相识的熟悉与和谐：“您也喝啊，”男孩儿拿起杯子抿了一口，没错儿，就是他最喜欢的菠萝口味，用原汁和香料调在一起的那种，不知为什么，赵冉对他的很多生活习惯格外熟悉。
“您，您好，”从半掩的门缝中探出个脑袋，是汉字研究室新分来的曹博士：“我能进来么？”她显得有些犹豫，难怪，屋里的情景的确令人感到不解，枕流正站在条案前挥毫泼墨，旁边铺纸涮笔的赵老师倒像个书童。
“来，来，请进，”两人异口同声。
“啊，是这样，”曹博士把手上捧着的一份材料交给赵冉，眼睛却总朝徐枕流这边瞄：“陈老师让我…… ”
说起来，这个汉字学研究室可是语用所中最为牛气熏天的部门，也难怪，人家是当年汉字简化工作的重要策划者之一，虽已是半个世纪之前的陈年旧帐，但如此千载难遇的“壮举”依然令徒子徒孙们至今驴倒架不倒。时过境迁，对于这个极左年代中的“盛事”，如今的学术界却是褒贬不一：倘若早知道电脑键盘输入能普及到现在这个程度，究竟有无必要为了书写便利而割断历史的确值得探讨；更何况，这个人为制造的变化形成了海峡两岸用字的客观差异，且已经被“台独”分子拿来作为“两个中国”的文化口实；算笔总帐，究竟划算与否，真是不好说。这种分歧在语用所内部尤其明显，上个月召开汉字学年会时，魏一诚公开支持“识繁写简（指‘在日常书写使用简化字的基础上，具备识别繁体字的能力’）”，同陈教授爆发激烈争论，这不，年纪大脾气也不小的陈老到现在还记着仇，恨屋及乌，作为“走资派狗家属”的赵冉也被划为阶级敌人，连送个材料都让别人代劳，以避免分外眼红。
其实，知无不言、言者无罪，本该是知识分子基本的胸怀与气量，可某些玩儿惯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术霸权主义分子却不这么看，倘若有谁胆敢质疑他们的观点，便要以“否定新中国语言文字工作成果”、“开历史倒车”等大帽子扣将上来，更有甚者，还拿出《语言文字法》比比划划，大有要将“持不同政见者”“踢翻在地、再踏上一万脚”的架势。众所周知，理论研究并就是国家制定相关政策的依据，又怎么能以过去的决定来阻碍今后的言论自由呢？说到底，还是私心在作祟，简化字凝结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学术理想，也代表着他们的历史地位，一旦重打鼓另开张，于情于利都有些过意不去。
说起来，作为学者的魏一诚既不是随大溜的墙头草、也不是为虎作伥的“文痞”，算得上个有主见、敢于坚持学术信念的有识之士。但他这种带着些浪漫色彩的“意气书生”往往容易情绪化，比如上次开会时，魏老师说到慷慨处，曾痛斥汉字简化运动为“刨祖坟”、“崽卖爷田心不疼”，并预言“文化败类”们“终将被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供子孙后代永世唾骂”…… 若非如此，也不至于激怒一贯待人随和的陈教授。
客客气气地送走曹博士，赵冉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她走回到徐枕流身边，继续“欣赏”着男孩儿功力一般却自信满满的作品。她似乎很喜欢端详枕流，就那样静静地望着，像是能透过他窥见到什么温馨而诱人的图景似的：“这字一看就是奶奶手把手教出来的，有内涵，而不像你爸爸，潇洒、帅气、不拘一格。”
中国人相信字如其人，把书法当成“门面”，否则大街小巷也不会有那么专门多设计签名的地摊了。其实，真正能体现出本人学养气质的字体一定要通过人生阅历自然而然地磨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