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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在改变着一切。
还有多少人仍在坚守着开一家书店的梦呢？
在我们各自不同的城市里，都有相同名称的新华书店，这亦是当代中国的特色。关于新华书店，尚有许多谈不完的话题，我们在这里所要说的，是相对于“新华书店”这样的“国营”集团公司而存在的“独立书店”。
何谓“独立书店”，顾名思义，就是书店本身的独立性，是不依附于“单位”而自生自灭的个体或几个人合伙的人文实体书店。
其实，散布在城市角落里的每一家独立书店，都有一个长长的故事；每一家书店，都有着自己的生与死。在每家书店的背后，是一代甚至几代人的书的梦想和坚守。有多少爱书人成就了多少关于独立书店的梦想和传说。
有句玩笑话，若你想让你的朋友破产，让他开书店吧。虽然是玩笑，但也道出了开一家独立书店的艰难。
独立书店其实是一座城市的呈现文化生态的窗口，难以想象，一座现代化的大城市里，会没有人文书店或说独立书店的影子。同样难以想象，书店会成为城市的象征。但有一点无须质疑，一座文明程度高的城市，一定有着各种各样的独立书店。
当下，这样的独立书店的生存是如何的呢？
大多数的独立书店，是在惨淡经营。还有一些，以“书吧”的形式在变通着，在努力适应网络时代的显示。
今年入冬后我所在城市最冷的一天，中午本来不想走出所供职的大楼的，但一个上午坐下来，还是出去走走换换空气。于是，又来到了老街上的那家小书店兼“幸福杂货铺”。店员热情说：今天好冷。是啊。好冷。店里没有几个人，进来的也是匆匆的又出去。店员说：今年你在我们这里买的书不多啊。我说：是啊，今年在你们这里买的不多。“为啥呢？”店员问。我答：今年出去多，在外地买了好多，有些书在外地买了。店员说：今年不好，现在好多人都是来店里看书，然后回去从网上买。我说：是啊，现在从网上买书的人多。不过我还是坚持在书店里买，除非是买那些大部头的书，还有书店里没有的书。店员说：东部的店里今年也不好，到书店里买书的人越来越少。“有个常来的女的，因为熟了，我问她，怎么现在不常买书了，她答：真不好意思，从网上买又方便又便宜。她说不好意思是因为她还喜欢来店里看看，看到喜欢的书好回去买。”这是实情，对于买书人来说，书店的八五折和网上的七五折相比，网上是送书到楼下，肯定要选择网络的。
与店员闲聊着，小书店的确不好做了，是需要别的来补充了。譬如“书吧”，说到一家人气尚可的书吧，店员说：“哪里是卖书啊，纯粹是卖咖啡。若算起来，卖书还赔钱呢，幸亏有咖啡在支撑着……”
“现在，我们这里，也就是一些老顾客，还来买书。你看，像你这样的，今年来买的都少了。”店员说的是事实，前些日子，在这里看好一本书，本来想买的，但看看定价实在高，还是迟疑着放下，回去后让同事从网上给我订了一本，从网上买只有六五折，便宜了两折。其实我买书还是不太看价钱的，但遇到这样定价高的，还是觉得贵了。
看到那几本我“经手”催生的书仍拥挤在书架上，问：这些书卖的如何？店员说：一般吧，卖掉了几本。不过这一类书，现在也是人家看好就从网上订了。“现在我都不让他们打开外封膜了，他们打开看看也不买，都是看了内容回去从网上订……”店员的话里有着情绪。
上面这段文字，是我写在去年12月我的博客里的一段记录。其实也是描绘了我所生活的城市里当下独立书店的一种生态现实。当然，并非所有的独立书店都在惨淡中挣扎。有艰难，也更有发展。有倒闭，也更有新开张。譬如开在北京宋庄大街上的蜜蜂书店，就是在独立书店一片萧索的秋天向爱书的人敞开了自己的大门。
独立书店，破碎着爱书人的梦。
也在成就着爱书人的梦。
作为喜爱纸本书的读者，期待着永远的独立书店。
。。！
刘瑜：给理想一点时间
你相信头脑还是心灵？一次聊天中，一个朋友问。
我说我相信时间。
在总结国民党大陆失败的原因时，一个经常被提及的原因就是“国民党没有展开土改，”因而失去了农民。相比之下，共产党这边土改搞得轰轰烈烈，打土豪，分田地，翻身当家做主人。农民分到了土地，于是参加革命保卫胜利果实。
其实，严格说来，国民党在大陆期间也不是没有土改愿望。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理想众所周知，蒋介石政府也不是没有动作。从1930年颁布《土地法》到1946年《绥靖区土地处理办法》，从20年代末浙江二五减租运动，到蒋经国赣南土改实验，国民党并非没有意识到“平均地权”对于争取人心的作用。
问题在于，与“暴风骤雨”的暴力土改相比，国民党政府不但土改力度小得多，而且理念上奉行的更接近和平土改。所谓暴风骤雨式土改，其实是自古以来农民起义的升级版，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该杀杀，该分分。当然，既然是革命，就不单是起义，还有一整套革命话语和仪式来赋予其意义。于是“剥削”、“翻身”、“阶级斗争”这种陈胜吴广们没能想出来的词汇开始成为日常用语，于是有了“诉苦会”和“斗争会”这种“制度创新”。
而所谓和平土改，核心即赎买，政府用土地债券从地主手里买地，再让农民用数年分期付款的方式从政府手里低价买地。好处是地主和农民可能双赢：农民最后得到了土地，地主则得到了资本。国民党在大陆期间没来得及、也无力大规模推广和平土改，到台湾后推而广之，结果帮助很多台湾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而且加快了台湾的工业化进程。虽然中间也有诸多不公，但一批地主通过土改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转向工商业，推动了台湾经济起飞。
既然更接近双赢，为什么和平土改反而常常没有市场？仔细想来，无非是因为它“慢”。相比革命土改那种一夜之间“你的就成了我的”的变革方式，和平土改也许经济效果好，但是政治利润低。一颗钻石放在你面前，一个人告诉你，你现在就可以免费得到它，另一个人告诉你，你需要分期十年付款才能真正拥有它，你跟谁走呢？
自由主义在整个20世纪被左翼或右翼激进主义围追堵截甚至一度节节败退的命运，甚至今天仍难以在民众中扎根扩散，根源也许就在于这个“慢”字。当激进主义向民众许诺立竿见影的变革时，自由主义许诺的只是漫长生长期之后的瓜熟蒂落。要造就翻天覆地的急速变化，激进主义的前提必然是“万众一心”、“同仇敌忾”，从而为一元化权威体制铺平了道路，而自由主义则意味着人人各自为政，只通过一只“看不见的手”形成合力。激进主义交给你一个救世主，而自由主义仅仅是将你交还给你自己。
然而世上真有救世主吗？“一个强大到可以给你一切的政府，一定也强大到可以拿走你的一切”。50年代中期的集体化运动，正是对此的说明。钻石捧在手里还没捂热，后来通通交到国家手里。到50年代末，台湾农民开始实现“耕者有其田”，大陆某些地方却出现天灾人祸。那些不幸死于饥荒的农民是否想到，他们忍饥挨饿的痛苦与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的痛快之间，有种隐秘的联系。
相信时间，就意味着相信除了千千万万人日积月累的努力，历史没有进步的捷径。对于渴望一夜之间得到解放的人们，这可真令人扫兴。
在总结苏东转型之艰难时，一个解释是：制度也许可以一夜之间改写，但是企业家精神、商业头脑、市场意识，只有通过漫长的学习才能形成。对于急于宣布转型本身是个错误的人，显然又忘记了“时间”这个因素。20年后的今天，苏东诸多国家经济都逐渐步入了良性增长，再次证明时间的力量。众所周知，炖好一锅肉，油盐酱醋等调料固然重要，但“大火改小火慢炖”这个环节却总不可少。
历史也许会以进两步、退一步的方式螺旋式前进，某代人可能会在那倒退的一步中度过倒霉的一生，但我相信在所有的专制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