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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朱大王说话，还有些人拿着纸笔在那里记录。
这是广州立宪议会中最常见的景象，在君主的权威树立之后，朱济世这个王上真的很喜欢找这些“古人”一起讨论国家大事儿。因为在他看来，一言九鼎的权威是推动国家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所必须的，没有权就像光绪皇帝一样，什么事情都办不成。而广泛听取意见也是必须的，否则一定会制定出许多根本无法执行的法令和制度。
“目前只有广东的社会基本安定下来，广东县试之后，也有足够的官员可以充实到各个衙门之中，因而是时候整理广东财政了。满清统治广东之时，光是正项加上粤海关关税，一年就有近700万两，加上各种杂派、陋规，民间最少要拿出2000万两吧？光复元年，广东税款不应该少于1500万银元吧？”
朱济世接下来的话，却让在座的官员绅商倒吸口凉气。1500银元可是满清每年朝廷税收加内帑收入的三分之一啊！朱济世居然想让广东一省负担，这个搜刮实在太狠了些吧？
“王上，若是广东一省商民所缴之款止于1500万，这税收倒是不多，可是杂派、陋规千年难禁……如果朝廷得税1500万，广东地方商民起码拿出2500万啊！”
朱济世的话音刚落，军师罗泽南就第一个提出异议了。他这个军师不管民政，只管给满清下套使坏，所以不大了解现在广东的政治，还以为和满清类似。
“这1500万元是包括广东地方开支的。”朱济世笑着解释道，“广东科举之后，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候补官员，可以在广东全省建立省——府——县——镇四级政府，而且还会遣散全部吏员，改用秀才充任微末小官，所有官员，都由财政供养，无需再向民间摊派，更不允许陋规存在。我估计这1500万之数，用于广东地方的应该在1000万左右，朝廷所得不过500万之数，比之满清还是减少了许多。”
“用1000万来养一省之官？王上，这是不是有冗官之嫌啊？养官费用是否太高？”罗泽南大摇其头。
“广东一省百余县，平均每县只有两三百官员，全省官员不过三万之数……这还包括了广州朝廷的文官，如何算多？以1000万元养三万之官，平均每官每年不过300多块银元的薪俸，如何算高？”
三万个官还不多？罗泽南心里哭笑不得，要知道大清朝所有的文官加在一起，也不见得有两万之数！
看到罗泽南还有在座不少官员商人的表情，朱济世微微苦笑一下，三万个官……后世一个县恐怕都不止这些官啊！
“诸位，要管好一个省，这些官实在是必须的。之前满清不过是把官变成了编制之外的吏，数量并不少到哪里。而这些吏员，哪一个家中没有良田美宅？靠他们的微薄薪俸又如何置办得起？还不是取之于民？如果本朝不把吏员纳入官员进行严格治理，吏治清明根本无从谈起！”
这一点朱济世很坚决，即便得不到大家的支持，也要强行推进。
“本朝的科举是同为政相结合的，秀才可以充当微末小官，只有做好了小官，才有资格参加会试，中举后方有资格升官，依此类推，将来除了少数功臣因功晋级，不在此列。绝大部分的文官，都须要德才兼备，既有学识，又能实干。”
这个路子肯定是对的！罗泽南心道，只是推进起来有些急躁，如果等到天下抵定再实行就万无一失了。
朱济世却在想，这套“秀才为官、科举晋级”的办法仍然是权宜之计。将来总要过渡到文官试选拔事务官，选举选拔政务官的路子上去的……
“可广东地方上的吏员该怎么办？”罗泽南又追问了一句。
“能中文武秀才的，自然有地方做官，考不中的就回家自己吃自己的吧！”朱济世冷冷道，“我大明雄兵数十万，还怕几个吏员不成？”
任何改革都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朱济世现在所执行的政策，是倾向于士绅和商人阶层的。有他们的拥护，自然不怕地方上面的吏员起来造反了。实际上不少衙门里面的书办、师爷都在不久前的科举考试中考取了秀才功名，可以留任原职的。
朱济世环视一圈，确定没有人再提不同意见之后，又将话题转向了具体税收方案上面。
“历朝历代虽然都说要重农抑商，但是税款却大多压在农人肩头，满清也是如此。不过满清的商税虽然不重，可是摊派捐纳却没完没了，豪商之家也常常因此破产。而本朝不会用摊派捐纳盘剥商人，但是这商税……该收的，还是要收的！”
朱济世把目光投向潘仕成和十三行的代表，放沉声音道“广东的商税包括关税该收多少，如何收，你们来说吧。”
潘仕成笑了笑，接过话题道“王上，这关税好说，主要就是缉私和反腐，做好一点，一年总有四百万之数……如果湖广、广西、福建等省完全平定，一千万也不是不可能的。至于商税嘛，臣下提议目前可以用摊派之法征收。”（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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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2章 民主是从摊派开始？ 求月票
征收商税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不独是前明在这个问题上无计可施，就是满清也没有多少办法。道理也很简单，农税和土地挂钩，地是跑不了的，只要根据土地多寡、肥瘦征税，总归能收到许多。
可是商税该和什么挂钩？商铺？流通？工场？这里面涉及到的门道就太多了。商铺的地段好坏，商人的经营手段，还有工场产品的销售情况，都很难界定。如果用一刀切的法子可就太不公平了，比如朱济世开的汇丰银行能和同样面积的米铺按照一个标准收税？如果要根据商户的利润多寡和营业收入多少抽税。公平倒是公平了，可是这个商人多狡猾啊！他们肯老老实实申报自己的收入？这个时代又没有后世那种严格的审计和发票制度。而且朱济世的大明朝也不可能养一大批精通商务的税官去征商税——真要养了也保证不了他们的廉洁高效，准保是一堆贪官污吏！
因而满清的商税体系其实比前明强不了太多，除去盐税、关税（包括内地的税关）之外，也收不到几个税。而且盐、关二税背后的贪腐问题多得真是数都数不过来！不过满清也不会让商人闷声大发财，他们的办法就是养猪杀猪，所有的商人在满清朝廷眼里都是一口口的肥猪，什么时候需要用钱，就强迫他们捐纳报效。每一朝都有不少豪商被没完没了的捐纳报效逼得倾家荡产。在这样的体制下，商人自己都把商业当成了末业，通过商业的所得都想换成田产固定下来，传给子孙，根本不会工商之事上不断投入。产业革命什么的，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了。
而朱济世现在是将工商当成根本来发展的，他自己就是大商人，按照后世的说法还是跨国财团大老板，对这个时代世界各国工商业的发展情况非常了解——仅仅是一次产业革命并没有让中国全面落后！只要能够采取保护和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想要追赶上去不过是十年之内的事情！可是保护和鼓励工商业发展不等于可以不向工商业要钱。要不然前明覆灭的教训，又要在朱济世开创的“后明”上演了。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怎么从工商业的口袋里面往外挖钱了！
“眼下广东各县都是有商会的，王上如果想多收商税，又不想用酷吏惹民怨，不如就将商税摊派给各县商会，再由商会自行设法筹措，各县官府不可再征商税。”
潘仕成淡淡地将自己的大胆设想说了出来，原来他的办法类似于欧洲早期的“包税商”制度，就是让朝廷将准备征收的商税直接摊派到广东各地的商会头上。由他们自己想办法去收。不必透过办事效率低下又贪婪成性的税官——其实在明清两朝这帮税官装到自己口袋里去的银子肯定比上缴朝廷的银子多！
不过屋子里的大明文官们听到这个主意就懵了。这就是将官府收税的权力交给商人啊！
这岂不是官不官，商不商了？而且商人多狡猾啊！你让他们自己征自己的税，这朝廷要流失多少税款？
另外，商会都控制在大商人手里。让商会去自行征税，这些大商人肯定要借机把税赋转嫁给小商户！最后定然闹到民怨沸腾！这不是祸国殃民嘛！
朱济世摇头感慨，这个儒家之官就是什么都想管，又什么都管不好啊。
“孤本商家，尔等以为孤奸猾否？”朱济世沉声止住了沸腾的人声，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