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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再在我们的马厩里抽打我们的仆人，可是我们使奴役具有一种精致的形式，至少我们善于在每一个别的场合为奴役找出借口。在我们这儿，思想只不过是思想罢了，要是如今，在十九世纪末尾，还能够把我们感到最沉重的体力劳动推给工人们去干，那么，我们当然会这样办，而且事后无疑会为自己辩白说：如果最优秀的人、思想家、大学者把宝贵的光阴耗费在这方面，就可能为进步造成严重的危害。
可是这时候姐姐来了。她一看见医师，就手足无措，惊恐不安，立刻说她现在该回家，看父亲去了。
“克列奥帕特拉·阿历克塞耶芙娜，”布拉果沃把两只手按在胸口上，恳切地说，“倘使您跟您弟弟和我一块儿消磨半个钟头，这于您父亲有什么妨碍呢？”
他为人爽直，善于以自己的好兴致感染别人。我姐姐想了想，笑了，忽然高兴起来，就跟那回野餐时候一样的突兀。我们走到田野上，在草地上坐下，继续我们的谈话，眼睛望着城市，城里所有朝西的窗子在夕阳的照耀下放射出金光。
这以后每逢姐姐到我这儿来，布拉果沃也总是来，从他俩打招呼的样子看来，倒好象他们在我这儿是偶然相逢似的。我和医师争论，姐姐听着，同时脸上现出兴高采烈、深受感动、十 分好奇的神情，我觉得她的眼前好象渐渐展开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她以前就连在梦里都没有见过，现在她极力要弄明白它。遇到医师不在我这儿，她总是安静而忧郁，如果她有时坐在我床上哭，那她也不提哭的原因。
八月里，萝卜吩咐我们准备着到铁路线上去。在我们“被赶出”城的大约前两天，我父亲来看我。他坐下来，眼睛没有看我，用手绢慢慢地擦他的红脸，然后从衣袋里拿出一份我们城里出版的《通报》，慢吞吞地、一板一眼地念了一段消息：我的同龄人，国立银行办事处主任的儿子，被委任为省税务分局的局长了。
“现在看看你自己，”他把报纸折起来，说，“叫化子，穿得破破烂烂，下流东西！就连小市民和农民也受教育，为的是要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而你呢，出身于波洛兹涅夫家族，有显赫而高贵的祖先，却拼命往泥坑里钻！可是我上这儿来不是为了跟你谈话，我对你已经死了心，”他站起来，用低沉的声音接着说。“我是来问你，你姐姐上哪儿去了，混蛋。她在家吃过午饭就出去了，现在已经八点钟，她还没回来。她近来常常出去，也不跟我说一声。她变得不象以前那样孝顺了，我认为这是受了你的卑鄙恶劣的影响。她在哪儿？”
他手里拿着那把我熟悉的伞，这时候我慌了，挺直身体，象个小学生，等着父亲打我，可是他注意到我的眼光落在他那把伞上，大约因为这个缘故，他才没有打我。
“你要怎样生活都由你！”他说。“我再也不认你这个儿子了！”
“我的老天爷！”奶妈在隔壁房间里嘟哝着。“可怜的、苦命的孩子！唉，我的心感到会有灾祸临头，灾祸临头！”
我在铁路线上工作。整个八月里，接连不断地下雨，天气潮湿而寒冷。田野上的庄稼没有运走，在用机器收割的大农场上，小麦堆在那儿，还没有扎成捆，我记得这些悲惨的麦堆怎样一天天地变黑，麦粒在发芽。工作是困难的；我们刚做完什么活儿，一阵大雨就把它全冲毁了。人家不准我们住宿在车站的房子里，我们就只能挤住在夏天“铁炉子”住过的又脏又潮的土窑里，每天夜里我总是觉得冷，而且有些潮虫在我脸上和胳膊上爬来爬去，弄得我睡不着觉。每逢我们在桥边做工，一 到晚上，“铁炉子”便成群结队地到我们这儿来，专门为了揍油漆工人，这在他们成了一种娱乐。他们揍我们，偷走我们的刷子，为了惹恼我们，引得我们跟他们打架而破坏我们干的活儿，例如把绿漆涂在小屋上。除了上述种种灾难以外，萝卜又让我们遭罪，他常常不按时付给我们工钱。这个地段所有的油漆活儿先是由一个包工头承包下来，这个包工头再转包给另一个包工头，那个包工头给自己扣下两成的佣金以后又把它转包给萝卜。这种活儿本来就无利可图，加上天天下雨，时间白白地过去，我们不能做工，可是萝卜却得每天给工人工钱。
挨饿的油漆工人差点把他痛打一顿，骂他是骗子，吸血鬼，出卖基督的犹大；他呢，这个可怜虫，唉声叹气，绝望地向苍天举起两只手，常常到切普拉科娃太太那儿去借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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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生——一个内地人的故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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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多雨的、泥泞的、阴暗的秋天到了。失业的日子也随之而来，我常常一连三天没有活儿干，坐在家里，要不然，就去做各种跟油漆无关的活儿，例如拉土去填平地基，每天挣二十个戈比。布拉果沃医师到彼得堡去了。姐姐没有来找我。萝卜躺在家里害病，天天等着死神来临。
我的心境也象秋天那样阴郁。这也许是因为我做了工人，才看清我们的城市生活的内幕，我差不多每天都有所发现，这种新发现总是惹得我灰心丧气。那些跟我住在同一个城里的人，原先我对他们没什么意见，从外表来看，他们显得十分正派，现在却露出了本相，原来是些卑劣、残忍的人，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我们这些普通人受他们的欺骗，被他们克扣工钱。
他们逼得我们一连几个钟头在寒冷的前堂里或者厨房里等着。他们侮辱我们，对待我们粗暴极了。秋天我在我们的俱乐部里给阅览室和两个房间糊壁纸。我糊好每一方壁纸，他们付给我七个戈比，可是他们却吩咐我在收据上写十二个戈比。我拒绝这样做，那位戴金边眼镜、仪表堂堂的先生（多半是俱乐部的一个主任）就对我说：“要是你这坏蛋再多嘴，我就给你一个嘴巴。”
仆役小声告诉他说我是建筑师波洛兹涅夫的儿子，他才有点发窘，脸红了，可是他立刻又恢复原样，说：“滚他的！”
小铺子卖给我们工人臭肉、坏了的面粉、泡过的茶叶。在教堂里，警察总是推搡我们，在医院里，医士和助理护士向我们敲诈，要是我们因为穷而没有给他们贿赂，他们为了报复就拿不堪下咽的食物给我们吃，在邮局里就连起码的小官儿也认为自己有权利把我们看做牲畜，对我们粗野无礼地嚷叫：“等等！你往哪儿钻？”就连那些看家狗都对我们不客气，特别凶恶地向我们扑过来。可是，自从我处在新的地位以后，最使我吃惊的是社会上根本就没有公道，这种情形老百姓叫做“他们忘了上帝”，很少有哪一天不发生欺诈的事。卖给我们干性油的商人也好，包工头也好，伙计们也好，主顾们本人也好，都干着欺骗的勾当。不消说，我们是任什么权利也没有的，就连我们做工挣来的钱，我们也得每一回站在后门口，脱下帽子，好象要饭似的，哀求很久才拿得到。
我在俱乐部阅览室隔壁一个房间里糊壁纸。傍晚我刚打算下工，工程师陀尔席科夫的女儿手里捧着一包书，走进这个房间里来了。
我对她点了头。
“啊，您好！”她立刻认出我来，就向我伸过手来说。“看到您很高兴。”
她微笑着，又好奇又困惑地瞧着我的工作服、浆糊桶、摊在地板上的壁纸。我挺窘，她也觉得不自在。
“请您原谅我这么瞧着您，”她说。“人家对我谈了许多关于您的话。特别是布拉果沃医师，他简直迷上您了。您姐姐我也已经认识，她是个亲切可爱的姑娘，可是我无论如何也没法说得她信服：您这种平民化的生活方式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地方。刚好相反，您现在成了城里最有趣的人了。”
她又看看浆糊桶、壁纸，接着说：
“我曾请求布拉果沃医师设法让我跟您接近起来，不过他分明忘了，或者没有办成。不管怎样，我们总算相识了，如果您肯不拘礼节 ，随意到我家来玩，那我会十分高兴。我真想跟人谈谈天！我是个普通人，”她说，向我伸过手来，“我希望您跟我在一块儿不会觉得拘束。我父亲不在家，他到彼得堡去了。”
她走进阅览室里去了，衣服沙沙作响；我呢，走回家去，很久没有睡着。
在这个缺乏欢乐的秋天，有一个好心人，显然想多少使我的生活轻松一点，时而给我送来茶叶和柠檬，时而送来饼干，时而送来烤松鸡。卡尔波芙娜说这些东西每一回都是由一个兵士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