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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生——一个内地人的故事》十九
生？
十九
最后，玛霞总算来信了。
“亲爱的、好心的米·阿，”她写道，“善良温柔的‘我们的天使’（那个老油漆工人就是这样称呼您的），别了，我要跟父亲到美国去参观展览会了。过几天我就要看见海洋，离杜别奇尼亚那么遥远，想着都可怕！它遥远，辽阔，跟天空一样，我很想上那儿去自由自在地生活，我欢畅，我发狂，您看，我的信写得多么不连贯啊。亲爱的，善良的，给我自由吧，赶快把那根至今还连结着您和我的线扯断吧。当初我遇见您，认识您，那就象是一道从天上射下来的光，照亮了我的生活；可是后来我做您的妻子，那却错了，这一点您是明白的，犯错误的感觉至今压在我的心头，我跪下来求您，我的宽宏大量的朋友，在我动身去作海上旅行以前，尽快打个电报给我，说您同意纠正我们的共同错误，搬掉我翅膀上唯一的这块石头，我父亲会把这件事办妥，他答应不用过多的手续来麻烦您。那么现在我自由了，可以向四面八方飞去了吧？对吗？
“祝您幸福，求主保佑您，请您原谅我这个有罪的人。
“我活着，我健康。我挥霍金钱，做了许多蠢事，每一分钟都在感激上帝，没让象我这样的坏女人生孩子。我在演唱，而且获得了成功，不过这不是我的爱好，不，这是我的避风港，我的修道室，我现在从中得到了休息。大卫王有一枚戒指，上面刻着几个字：”一切都会过去‘。人难过的时候，看看这几个字就会高兴起来；而人高兴的时候看了它们又会难过起来。我给自己定做了一个这样的戒指，上面刻有这几个希伯来文字，这个护身符使我免得入迷。一切都会过去，就连生活也会过去，这就是说，什么也不需要。或者只需要自由感，因为人在自由的时候就什么也不需要，什么也不需要，什么也不需要了。扯断那根线吧。紧紧拥抱您和您的姐姐。请您原谅而且忘掉您的玛。“
姐姐躺在一个房间里，萝卜躺在另一个房间里，他又生过一场病，现在正在复原。我接到这封信的时候，姐姐悄悄地走到油漆工的房间里，在他身旁坐下，开始念书。她每天给他念奥斯特洛夫斯基或者果戈理的作品，他听她念，眼睛瞧着一个地方，并不发笑，而是摇着头，有时候自言自语地嘟哝着：“什么事都会发生！任什么事都会发生！”
如果剧本里描写到什么丑恶的、不成体统的事，他就用手指头戳戳那本书，仿佛幸灾乐祸地说：“就是它，虚伪！毛病就出在它身上，虚伪！”
剧本的内容、含意、复杂而巧妙的结构都吸引他。他赞叹他的本领，却永远也不提他的姓名：“他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本领，把这些东西安排得那么合适！”
现在姐姐只轻声念了一页，就再也念不下去：她发不出声音来了。萝卜拉住她的手，努动发干的嘴唇，用嘶哑的、几乎叫人听不见的声音说：“正派人的灵魂又洁白又光滑，跟白垩粉一样，有罪的人的灵魂却好比浮石。正派人的灵魂是清亮的干性油，有罪的人的灵魂是煤焦油。人得干活，伤心，痛苦，”他接着说，“凡是不干活、不伤心的人，就上不了天堂。那些吃得白白胖胖的人，那些强横霸道的人，那些有钱的人，那些放债的人都要倒霉！他们看不到天堂。蚜虫吃青草，锈吃铁，……”“还有虚伪吃灵魂，”姐姐接着说，笑起来。
我把信又看一遍。这时候，那个不知由谁派来的兵走进厨房来，他每个星期来两次，送给我们茶叶、法式白面包、松鸡，那些东西有香水味。我没有活儿干，只好一连好几天待在家里，大概那个给我们送面包的人知道我们穷。
我听见姐姐跟那个兵讲话，快活地笑着。随后她躺下来，吃着面包，对我说：“当初你辞掉工作，做油漆工人的时候，我和安纽达·布拉果沃一开头就知道你做得对，可是我们不敢说出口来。你说，究竟是什么力量妨碍我们把我们所想的据实说出来？就拿安纽达·布拉果沃来说吧。她爱你，崇拜你，她知道你做得对；她象姐妹那样爱我，知道我做得对，恐怕心里还羡慕我，可是不知一种什么力量妨碍她来找我们，她躲着我们，怕我们。”
姐姐把手放在胸前，热情地说：
“她多么爱你啊，要是你知道就好了！这种爱情她只对我一个人说过，而且是在黑地里，悄悄地说的。她把我带到花园里幽暗的林荫道上，小声对我说，她把你看得多么宝贵。你瞧着就是，她不会出嫁的，因为她爱你。你为她感到遗憾吗？”
“遗憾。”
“面包是她送来的。说实话，这是可笑的，何必瞒着呢？从前我也可笑，愚蠢；而现在我已经摆脱这些，已经谁也不怕，愿意想什么就想什么，愿意说什么就大声说出来，我变得幸福了。当初我住在家里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幸福，现在呢就是让我做皇后我也不干。”
布拉果沃医师来了。他得了博士学位，如今住在我们城里，在他父亲家里休假，说是很快又要到彼得堡去了。他想研究抗伤寒的疫苗，好象还有抗霍乱的疫苗；他打算出国深造，然后回来当教授。他已经辞去军职，穿着宽松的啥味呢上衣和很肥的裤子，打着漂亮的领带。姐姐十分欣赏他的领带上的佩针、袖扣、大概为了漂亮而插在上衣胸前口袋里的红绸手绢。
有一回我和姐姐闲着没事，就凭记忆算一算他有多少套衣服，结果断定他至少有十套上下。他分明仍旧爱我的姐姐，可是他甚至在开玩笑的时候也没有说过一次他要带她到彼得堡或者国外去，我简直无法想象，要是她活下去，她会怎么样，她的孩子会怎么样。她光是无休无止地幻想，不认真地考虑未来，她说，让他爱上哪儿就上哪儿去吧，即使丢掉她也没关系，只要他自己幸福就好，至于她，有过以往那段生活也就满足了。
他来看我们的时候，照例很专心给她听诊，要求她当着他的面把药水连同牛奶一齐喝下去。这一回也是这样。他为她听诊，逼她喝下一杯牛奶，这以后我们的房间里就弥漫着一股甲酚油的气味。
“这才是乖孩子！”他说，从她手里接过杯子来。“你不应该多说话，可是你近来却象喜鹊那样嘁嘁喳喳。请你别说话了。”
她笑起来。随后他走进萝卜的房间，我正好坐在那儿，他亲热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哦，你怎么样，老头儿？”他弯下腰去凑近那个病人，问道。
“老爷，……”萝卜说，微微努动嘴唇，“老爷，我要冒昧奉告……我们的命运全由上帝安排，大家都不免一死。……容我说一句老实话，……老爷，您进不了天国！”
“那有什么办法呢，”医师开玩笑地说，“地狱也总得有人去啊。”
忽然我的神志有点模糊，我好象在做梦，梦见去年冬天那个夜晚我站在屠宰场的院子里，普罗科菲跟我并排站着，他身上冒出一股胡椒酒的气味。我竭力控制自己，揉我的眼睛，却立刻觉得自己好象正在上省长那儿去听训。这种情况在这以前或者以后都没发生过，我认为出现这种象是做梦的古怪回 忆，是由于我的神经过度疲劳所致。我好象重又到了屠宰场，重又在省长面前听训，同时却又模糊地感到此刻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这种事。
等到我清醒过来，却看见我已经不是在家里，而是在街上，跟医师一块儿站在路灯旁边了。
“这真叫人难过，叫人难过，”他说，眼泪流下他的脸颊。
“她高兴，经常笑，抱着希望，可是她的情况已经没有希望了，老兄。您那个萝卜恨我，老是要我明白，我待她不好。按照他的想法，他的话是对的，不过我也有我自己的观点，我一点也不为过去发生的事后悔。人应当爱，我们大家都应当爱，不是吗？缺了爱就没有生活；谁怕爱，躲开爱，谁就不自由。”
他渐渐转到别的话题上去，谈到科学，谈到自己的学位论文，那篇论文在彼得堡受到人们的注目。他谈得热烈，已经不想到我的姐姐，不想到他的忧伤，不想到我了。生活在吸引他。
我暗想：那一位有美国，有刻着字的戒指；这一位有博士学位，有学者的前程，只有我和我姐姐还是老样子。
我跟他告别以后，就走到路灯那儿，把玛霞的信再看一 遍。我想起，生动地想起今年春季有一天早晨，她怎样到磨坊来看我，怎样躺下来，用皮袄盖在身上，想装得象一个普通的村妇。另外有一回 ，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