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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街对面工程师陀尔席科夫的那所大房子里有人在弹钢琴。天色黑下来，星星开始在天空眫眼。这时候我父亲头戴一 顶宽帽檐向上卷起的旧的高礼帽，挽着我姐姐的胳膊，一面跟熟人点头，一面慢慢地走过去。
“你看！”他对我姐姐说，同时举起刚才用来打过我的那把伞指着天空。“你看天空！那些星星，连顶小的也在内，都各成一个世界！跟宇宙相比，人是多么渺小啊！”
听他说话的口气，仿佛他为了自己这样渺小而觉得非常得意和愉快似的。他是一个多么庸庸碌碌的人啊！不幸他是我们城里唯一的建筑师，就我的记忆来说，近十五年到二十年以来城里就没有盖过一所象样的房子。每逢人家来请他设计，他总是先画出大厅和会客室。如同旧日贵族女子中学的学生跳舞必得从炉子旁边跳起一样，他的艺术构思也只能从大厅和会客室开始，往前进展。他画好大厅和会客室以后，再画饭厅、儿童室、书房，各个房间都有门相通，结果那些房间就难免成了过道，每个房间都有两道以至三道多余的门。大概他的构思总是不清楚，非常杂乱，残缺不全。他每回都似乎觉得还缺点什么，就想出各种拼凑的办法，这儿添一间，那儿挤一间。我至今还记得那些又窄又小的前堂，又窄又小的过道，弯弯曲曲的小楼梯，那些楼梯通往阁楼，人要站在阁楼里就非弯着腰不可，而且那里有三层大台阶代替地板，象是浴室里的蒸浴床。
厨房一定在房子底下，盖着拱顶，地面铺砖。房子的正面显得笨重，呆板，一副干巴巴、十分局促的模样。房顶很低，是平的。
在那些仿佛虚胖的粗烟囱上总是扣着用铁丝编的罩子，罩子上有一个吱哩吱哩响的黑色风向标。这些由我父亲设计建造的房屋彼此十分相象，而且不知什么缘故总是使我隐隐约约联想到他那顶高礼帽和他那僵硬干瘪的后脑勺。日积月累，城里人也就看惯我父亲的平庸，于是这平庸生下根，变成我们的风格了。
父亲还把这种风格带到我姐姐的生活里来。首先他给她起名克列奥帕特拉（如同给我起名米赛尔一样）。当她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他就给她讲星星啦，古时候的圣贤啦，我们的祖宗啦，还花很长的时间给她解释究竟什么叫做生活，什么叫做责任，弄得她战战兢兢，心里害怕。现在她已经二十六岁，他却仍旧讲他的老一套，只许她跟他一个人出门，挽着他的胳膊。不知什么缘故，他想象早晚一定会出现一个规规矩矩的青年人，由于尊敬他的人品而愿意跟她结婚。她呢，崇拜我父亲，怕他，相信他的不平常的智慧。
天完全黑下来，街上渐渐没有行人了。对面房子里的音乐声停下来，大门打开，出现一辆由三匹马拉着的马车，顺着我们的街道驶去，一路上小铃铛轻柔地响着。这是工程师带着女儿坐车出来兜风。我却该睡觉了！
正房里有我自己的房间，可是我住在院子里一个小屋里，这个小屋跟砖砌的堆房共用一个房顶。当初造这个小屋大概是为了存放马具的，墙上钉着大钩钉，可是现在这个小屋没用了，三十年来父亲在这屋里存放报纸，不知什么缘故还把这些报纸每半年装订成一册，不准人动一动。我住在这儿，父亲和他的客人看见我的机会就比较少。我觉得既然我不是住在一 个真正的房间里，又不是每天到正屋里去吃饭，那么父亲说我靠他养活的话听起来就似乎不那么使人难受了。
姐姐在等我。她瞒过父亲把晚饭给我带来了：一小块冷的小牛肉和一小块面包。我们家里常常说这样的话：“钱要算计着花”，“积少成多”，等等，姐姐经不起这些俗套头的压力，就千方百计节省开支，因此我们吃得很坏。她把碟子放在桌子上，在我的床上坐下，哭起来。
“米赛尔！”她说，“你在怎样对待我们啊？”
她没有用手蒙住脸，她的眼泪滴在她的胸脯上，手上。她的神情悲伤。她一头倒在枕头上，尽情地哭泣，周身颤抖。
“你又辞职不干了……”她说。“啊，这是多么可怕呀！”
“可是你要了解我才好，姐姐，你要了解……”我说。她一 哭，我就发急了。
仿佛故意捣乱似的，我那小灯里的煤油已经完全烧光，灯里冒出黑烟，灯就要灭了。墙上的旧钩钉样子怕人，它们的阴影跳动不定。
“可怜可怜我们吧！”姐姐坐起来说。“父亲非常伤心，我难过得简直要发疯了。你将来怎么办呢？”她问道，一面哭着一面向我伸出手来。“我求求你，我央告你，我用我们去世的母亲的名义请求你，回去工作吧！”
“我办不到，克列奥帕特拉！”我说，觉得再过一会儿我就要屈服了。“我办不到！”
“为什么呢？”姐姐接着说。“为什么呢？是啊，要是你跟你的上司处不好，那就另外谋一个差事也行。比方说，你何不到铁路上去工作呢？我刚才跟安纽达·布拉果沃谈过，她断定铁路局肯用你，她甚至答应去替你奔走呢。看在基督份上，米赛尔，好好想一想！好好想一想吧，我求求你了！”
我们又谈了一会儿，我就屈服了。我说：我还从来没有考虑过到那正在修建中的铁路上去当差，我不妨去试一试。
她含着眼泪高兴地微笑，握住我的手，可是她仍旧在流泪，因为她自己也止不住自己的眼泪了。我就到厨房里去取煤油。
「注释」
①俄法一八一二年战争中最大的战役之一 。在此次战役中，俄军于莫斯科西部波罗金诺村附近挫败了拿破仑一世统率的法军。
②法语：上流社会的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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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生——一个内地人的故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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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本城具有慈善性质的业余演戏、音乐会、活画表演①的爱好者当中，阿若京一家人可说首屈一指。她们住在大贵族街上私人的一所房子里，总是拨出房屋来供演出用，并且包揽一 切杂事和开销。这个富足的地主家庭在本县有将近三千俄亩②土地和一所豪华的庄园，可是她们不喜欢乡间，无论冬夏都住在城里。这家人包括一个母亲和三个女儿，母亲长得又高又瘦，身体很弱，留着短短的头发，穿着短短的上衣和一条平板的英国式的裙子；至于那三个女儿，人们在谈到她们的时候，不称呼她们的名字，只是简单地叫她们大姑娘，二姑娘，小姑娘。这三个女儿都长着难看的尖下巴，眼睛近视，背有点驼，装束跟母亲一样，说起话来发音不清，很不好听；尽管这样，她们还是参加每次演出，经常为慈善事业出点力，例如演剧，朗诵，唱歌等。她们都很严肃，从不嬉笑，甚至在演出带歌唱的轻松喜剧的时候也没有现出丝毫快活的样子，而是做出一本正经的脸相，好象会计在算帐似的。
我喜欢我们的演出，尤其喜欢那些一再举行的、有点杂乱的、热闹的排演，每次排演过后，她们总留我们吃晚饭。在选择剧本和分配角色方面我完全不管。我管的是后台的事。我画布景，提台词，化装。我还负责制造音响效果，例如雷鸣、夜莺的啼叫等。由于我没有社会地位，又没有象样的衣服，每逢排演，我就躲在一边，站在侧面布景的阴影里，怯生生地一声不响。
我在阿若京家的堆房里或者院子里画布景。帮我忙的是个油漆工人，或者按他自己的说法，那就是油漆活儿的承包人。他叫安德烈·伊凡诺夫，五十岁上下，身量很高，长得很瘦，脸色苍白，胸部凹陷，两鬓也凹进去，眼眶下有黑眼圈，他的样子甚至有点可怕。他害着一种折磨人的病，每年秋天和春天大家都说他即将离开人世，可是他卧床一个时候又起来了，事后总是惊奇地说：“我又没死！”
城里人叫他烈吉卡（萝卜），说这才是他的真正的姓。他也跟我一样爱好戏剧，只要听说我们在筹备演出，他就丢下自己的一切工作，到阿若京家里来画布景。
在我跟姐姐谈话的第二天，我从早晨到晚上一直在阿若京家里工作。排演规定在傍晚七点钟举行，在开始排演的前一 个钟头，所有的业余戏剧爱好者已经在大厅里会齐，大姑娘、二姑娘、小姑娘在舞台上走来走去，手里拿着本子念台词。萝卜站在那儿，身上穿一件褪色的长大衣，脖子上围一条围巾，鬓角靠在墙上，眼睛瞧着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