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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洛兹涅夫先生，我请您来，”他开口了，手里拿着一封信，把嘴张得又大又圆，象是字母“”，“我请您来是要向您说明一件事。令尊大人曾写信和口头上向本省首席贵族提出要求，请他召见您，向您指出，您的行为跟您所荣幸地拥有的贵族称号很不相称。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大人公正地认为，您的行为可能引人为恶，觉得光是由他出面对您加以劝告已经不够，而必须采取严肃的行政干涉，因此在这封信里把他对您的看法陈述一遍，这种看法我也是赞同的。”
他说话声音很低，恭恭敬敬，站得笔直，倒好象我是他的长官似的。他也不用严厉的目光看我。他的脸衰老憔悴，皮肉松弛，布满皱纹，下眼泡肿起，他的头发染过色，总之，凭外貌很难确定他究竟是四十岁还是六十岁。
“我希望，”他接着说，“您会重视可敬的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那种委婉、体贴的态度，他不是正式，而是用私人方式向我提出要求的。我也不是正式邀请您来，不是凭省长的身分，而是凭您父亲的真诚崇拜者的身分跟您讲话的。因此我请求您，或者改变您的行为，回到跟您的称号相称的事业上去；或者为了避免引人为恶，就请您搬到人家不认得您的地方去，在那种地方您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否则，我就不得不采取极端的措施了。”
他沉默地站了半分钟，张着嘴瞧我。
“您是素食主义者吧？”他问。
“不，大人，我吃肉。”
他坐下，把一份公文拉到自己面前来，我就鞠躬，走出来了。
吃午饭以前我犯不上再去上工了。我就回家去睡觉，可是睡不着，因为屠宰场和省长的谈话在我心里引起不愉快的、难受的感觉，到了傍晚我心神恍惚，闷闷不乐地去找玛丽雅·维克托罗芙娜。我告诉她我去见省长的经过。她困惑地瞧着我，好象不相信似的，忽然间，她快活、响亮、热情洋溢地哈哈大笑起来，只有好心的、乐呵呵的人才会这样大笑。
“要是能到彼得堡去把这件事讲一讲才好！”她说，笑得几乎跌倒，赶紧靠在桌子上。“要是能到彼得堡去把这件事讲一 讲才好！”
。。。！
《我的一生——一个内地人的故事》九
＿
九
现在我们常常见面，往往一天见两次面。她几乎每天吃过午饭就坐车到墓园来，一面等我，一面念十字架和墓碑上的题词。有时候她走进教堂里来，站在我身旁，看我怎样干活。这里安安静静，画工和贴金工干着纯朴的工作，萝卜通情达理，我呢，在外貌上跟别的工人没有什么区别，跟他们一样只穿着背心和破鞋做工，别人对我都用“你”称呼，——所有这一切在她都是新奇的，使她感动。有一回她在场，一个在上面画鸽子的画工朝我叫喊：“米赛尔，把白颜料递给我！”
我就把白颜料送到他那儿去，当我顺着不结实的脚手架下来的时候，她就瞧着我，感动得流出眼泪，微微笑着。
“您多么可爱啊！”她说。
我从小就记得一件事：我们的一个富翁家里养着一只绿色鹦鹉，它从笼子里飞出来，后来这只美丽的鸟有整整一个月在我们城里飞来飞去，懒洋洋地从这个花园飞到那个花园，孤单单，无家可归。玛丽雅·维克托罗芙娜使我联想到那只鸟。
“除了墓园以外，我现在简直没地方可去了，”她笑着对我说。“这个城简直叫人烦闷得要命。在阿若京家，大家朗诵、唱歌、娇声娇气地说话，近来她们简直叫我受不了。您姐姐是个孤僻的人，布拉果沃小姐不知什么缘故恨我。我又不喜欢上戏院。请问：我还有哪儿可去呢？”
我常到她家里，身上带着油漆和松节油的气味，手是黑的，这却使她喜欢。她也希望我去找她的时候不要换衣服，就穿普通的工作服。可是在客厅里这身衣服使我感到别扭，就象穿着军服那样叫人发窘；因此每次我去找她，总是穿那身新的花呢衣服。这反而使她不痛快。
“您得承认，您对您的新地位还没有完全习惯，”她有一回 对我说。“工作服使您受到拘束，您穿着它觉得别扭。您说说看，这是不是因为您缺乏信念，您感到不满意？您自己选中的这种工作，您的油漆工作，真使您满意吗？”她问，笑了。“我知道，油漆能使物件变得美观、结实些，然而要知道，那些物件是属于城里人和富人的，归根结底，它们都是奢侈品。而且，您不止一回说过，每个人都应当凭自己的双手挣来自己的面包，可是您挣来的是钱，而不是面包。为什么不认真地照您的话去做呢？应当挣来粮食，那就是说应当耕耘，播种，收割，打谷，或者做那些跟农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比方说放牛，掘土，造木房。
……“
她打开写字台旁边的一个漂亮的柜子，说：“我跟您讲这些话，是因为想让您知道我的秘密。 voila①！
这是我的农业藏书。这儿有田地，有菜园，有果园，有牲口棚，有养蜂场。我正在热心地读这些书，已经在理论上把这一切仔细研究过了。我的梦想，我的美好的幻想是，等三月一到，我就上我们的杜别奇尼亚去。那儿真好，妙极了！不是吗？头一年我要把事情仔细观察一下，对工作熟悉起来，第二年我就真正亲自动手干活，象俗话所说的那样，拼命地干。父亲答应过把杜别奇尼亚送给我，我要在那儿按我的意思干起来。“
她涨红了脸，兴奋得流出眼泪，笑着，谈着自己的梦想，她说她要在杜别奇尼亚住下，那会是很有趣味的生活。我羡慕她。三月快要到了，白昼越来越长，在晴朗的日子里，到了中午，房檐上往下滴水，空气中有春天的气息了，我自己也想下乡。
她说她要搬到杜别奇尼亚去住，我就痛切地想到我要一 个人留在城里了，由于她热烈爱好她的一柜子书，热中于农业，我心中感到不快。我不懂农业，也不喜欢务农，很想对她说，务农是奴隶干的活儿，可是想起这类话我父亲说过不止一 次，我就没有说出口。
大斋期到了。工程师维克托尔·伊凡内奇从彼得堡回来，我却已经忘记这个人了。他出人意外地回来，甚至没有预先打个电报通知一声。一天傍晚我照例到他家去，不料他正在客厅里走来走去，讲述着什么事。他刚洗过脸，刮过胡子，看上去年轻了十岁。他的女儿跪在地板上，从手提箱里拿出许多盒子、小瓶、书籍，把这些东西交给仆人巴威尔。我一看见工程师，不由自主地倒退一步，他却向我伸出两只手，露出又白又结实象马车夫那样的牙齿，含笑说道：“他来了，他来了！看见您我很高兴，油漆工人先生！玛霞②把事情都跟我讲了，她刚才对您推崇备至。我完全了解您，赞成您！”他接着说，挽住我的胳膊。“做个好工人比起消耗公家的纸张和戴上公家的帽徽高明多了，也正直多了。我自己就用这两只手在比利时做过工，后来还当了两年机车司机。
……“
他穿着短上衣，脚上是一双家常穿的便鞋，走起路来好象害了痛风病似的，身子有点摇晃，搓着手。他轻声哼着歌，畅快得缩起脖子，因为他终于回到家，洗过自己心爱的淋浴了。
“这是毫无疑问的，”他在吃晚饭的时候对我说，“这是毫无疑问的，你们是可爱的、招人喜欢的人，可是不知什么缘故，先生，你们只要一从事体力劳动，或者着手拯救农民，到头来这一切总会变成教派活动了事。难道您不是某个教派的信徒吗？瞧，您不喝白酒。这不是教派是什么呢？”
为了使他满意，我就喝白酒。我还喝了葡萄酒。我们品尝工程师带回来的奶酪、腊肠、大馅饼、酸辣菜、各种凉菜，另外还有工程师不在家的时候从国外寄来的葡萄酒。葡萄酒是上等的。不知什么缘故，工程师常常收到从国外免税寄来的葡萄酒和雪茄烟，不知什么人常常免费寄给他鱼子和干鱼肉。他住房子不花钱，因为铁路上用的煤油是房主供应的。总之，他和他的女儿给我留下这样的印象，仿佛全世界的一切好东西都供他们享用，而且他们完全不用化钱就可以弄到手。
我仍旧常上他们家去，可是兴致已经不那么好了。工程师使我觉得拘束，有他在场我就感到自己的手脚仿佛全给捆住了。我受不了他那两只发亮、坦率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