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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发展。为了这些原故，我那时才决心寻找一种新的方法，可以包括以上三种科学的长处，而没有它们的缺点。而且，正如繁多的法令常常成为增加犯罪的藉口，因而一国的盛治毋宁系乎律文之简而执法之严。同样，我想也无须逻辑学所由构成的大多繁复规条，而只采取下列四项定律，并以坚决不移的态度，严格地在任何事上从不违犯它们。这样作，我相信即能满足我的需要了。
第一条，在不清楚明白知道某件事为真之前，就绝对不要接受它。换言之，即谨慎地避免卤莽和偏见，并除了那呈现在我的理性之中既极清晰明了，而又毫无怀疑余地的事物之外，不作任何其它的判断。
第二条，要把每一项在审察中的困难，尽问题所许可地划分成若干部分，好达到充分的解决。
第三条，要按次序引导我的思想，由最简单和最容易明了的事物着手，渐渐地和逐步地达到最复杂之事的知识，甚至在那些本质上原无先后次序的事物，也为假定排列层次。
最后，在每一种研究上，枚举事实要那么周全，而且审查要那么普遍，但可确实地知道没有任何遗漏。几何学家为了证明最困难的问题，总是利用一连串简单而容易的推理而达到结论，这事使我联想到：凡属人类知识范围之内的事物，也是同样地彼此跟踪相衔锁的。只要我们不把假当真，又始终在思想中保持由此一真理推断彼一真理的必要次序，那末世界上便不会有高远而不可达到的知识，或不会有隐藏而不能发现的真理了。因此没有经过多大的困难，我便决定了必须由某种事物开始，因为我早已知道应当由最简单和最容易明白的事物下手。想到已往在各科学中寻求真理的人们，唯独数学家才发现了真正证明的方法，即确实而有证据的推理，而他们之所以有这些发现，无疑地是为了他们在研究的时候，采用了由浅入深和由简而繁的定律。但是我之所以采取这种方法，并未企图有其它的利益，只希望养成自己的思想使得接受好真理，唾弃虚假和不健全而已。但是我并没有为了这个原故，就计划研究数学范围内的各项特种科学。根据我的观察，虽然这些特种科学所研究的对象各各不同，但是它们的手续却是一致的，就是都要把本科对象所寓有的种种关系或比例加以研讨揭示，如此而已。所以我就觉得为了达到我的计划，最好是尽可能概括地来研究这些关系。而不论及它任何特殊的事物，除非那些事物是极有助益于明了这些关系，而我亦不要使这些关系受限制于那些事物，好使我以后可以更适宜地把这些普遍关系应用到其它各种相宜的事物上去。再者我观察到，为了明了这些关系，我有时需要把它们一一作个别的研究，有时则只要雇它们，或把它们作一综合而论。所以我认为，为要更有效地把它们作个别的研究，我就应当把它们看作介于直线之间的关系，因为世上再没有比直线关系更简单或更容易想象和明晰感觉到的东西了。从另一方面说，为了把它们蕴蓄在记忆里，或包罗它们的整体，我应当以最简明的格式来表明它们。藉着这种方法，我相信可以获得解析几何学和代数学的精华，而且可以藉着它们两者彼此的长处，来纠正它们彼此的短处。
实际上，我可以毫无拘束地说，我切实遵行这几项定律的结果，使我很轻易地清理了这两种科学所包含的一切问题。我既然由最简单和最普通的事物着手，并以每一种所发现的真理作为帮助发现其它真理的法则，所以我在两三个月的研究之内不但解决了从前认为极其困难的问题，而且对那些我仍旧不知道如何解决的问题，最后也好像看出了可能解决的方法和范围。在这里我并不是夸大其词，因为既然每一件事只有一个真理，所以凡发现了那一个真理，便知道了那一件事的全部真理。例如一个小孩子在学会了算术之后，如果他依照法则计算一个加数，他便不妨大胆地自信，就在这一实例中他已经发现了人类的才智所可能发现的一切。总而言之，那教人遵照事物的正当次序，并列举事物的详细条件的研究方法，正是包括了一切使算术法则成为准确无误的方法。这种方法使我感觉最满意的地方，是因为藉着它可以很有把握地在一切事上运用我的理性，即使不到绝对完全的地步，至少也达到了我的能力所能达到的最大限度。除此以外，我觉得藉着这种方法，我的思想可以渐渐地从那事物得到更清晰和更明了的概念；而且我既然没有把这方法限制到任何特种的事物上去，所以我也希望把它用来解决其它科学中的困难问题，可不亚于用它解决代数学上的问题。然而我并未敢因此就企图立刻考察各项科学中的我所见到的一切困难，因为那不免违反上述方法所规定的次序。但是我认为，既然一切科学的原理都是来自哲学，而在哲学中我从未发现任何准确的理论，所以我便觉得我的第一要务是建立哲学的原理。可是我很知道为哲学创造原理是一件重大无比的事，而且极容易坠入卤莽或成见的危险中去。况且我当时才值23岁，所以我想到应该等我达到比较成熟的年龄，并先用充分的时间从事准备。在准备的事项中，我要一方面从我的心中抛弃一向所接受的一切错误的意见，一面又搜集各种不同的经验，作为我推理的材料，同时在运用我所采择的方法上不断地训练自己，以求达到更能纯熟利用它的目的。
第三段
最后，在没有开始重建我们现在所居住的房子之前，若仅把这房子拆毁，把重建的材料和建筑员工准备齐全，或是根据事前缜密设计的图样而由我们真的亲自动手，这都还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同时准备另外一座房子，以便在重建工作进行的时期可以很舒适地住在里面。这样一来，我便可以在行动上不致傍徨失措。纵使我的理性不许我即作最后判断，并且为要使我生活的前途或可造成最大可能的幸福，我就整理出了一套暂定的道德法典，其中包含了三四个格准。现在我愿意把它们介绍于后，以供大家研究：第一，是要服从我自己国家的法律和风俗习惯，始终保持我从童年时代靠上帝的恩典所学到的那些宗教信仰，并且在其它的事上，都以同胞中明达诸贤所同意而采纳的最中庸而远离极端的意见来督导我的行为。因为，我既然已经开始以我自己的意见为虚空无用，而愿意把它们详加考核，所以我深信在过渡时期，最好是遵从那些明达诸贤的意见。而且虽然在波斯和中国无疑地有些人与我们中间的人是同样地贤达，但是为图方便起见，我就认为我应当以那些与我必定同处在一个社会的人的意见作为我行为的规范。
同时，我觉得要查明这些人的真正意见为何，我毋宁应当考察他们的行为，而不应当只听他们凭口讲说。这是因为在我们腐败的习俗中，不但很少有人愿意全部吐露他们所相信的，而且因为有很多人并不自知他们所相信的是什么。其实那使我们相信一件事物的思维作用，和那使我们知道我们相信某件事物的思维作用是两件不同的事，因此可以有这个而没有那个。再者，在不同的人所采纳的不同意见中，我之所以选择其最中庸的，不但是为了它常最便利于实行，而且可能是最好的（因为一切极端的意见通常都有弊端），也是为了我如一旦坠入错误之中，便可以离正道不太远，这样总比错误地选择某一个极端好得多。我特别把剥夺我们某些自由的一切约束划入极端之列，这并不是说我不赞成用法律来防范那些意志薄弱的人发生动摇变卦，因而许可双方在企图达成一件美好的计划时互立誓言，互订合同，以便彼此忠信守约，甚至为了通商贸易的安全而批准同样性质的誓约，虽然其所要达到的目的是无关于道德。但是我在地球上未曾寻见完全比变化还优越的任何事物；同时，我自己也希望渐渐地改善我的诸多判断，而不让它们停滞退化。
所以我认为，若因为前时曾赞许过一事，就必须以后也赞许它……其实那件事或许已经变了质，或者我自己已经对它不再作同样的估价……那不免是严重地冒犯了我们的良知。我的第二个格准是：在行动上我要尽量坚定不移。倘一旦采取意见之后，虽是最可怀疑的，却要像最可靠的意见一样坚持到底。在这一点上，我仿效旅客的榜样。当旅客们迷途于森林中的时候，他们就不应当徘徊不定，更不应当停留一处而动。他们应当一致地朝着一个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