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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那克西米尼在给他的学生毕达哥拉斯的信中写道:“我满目死亡和奴役,怎能沉河于研究星座的秘密?(因为那时候,波斯国王正磨刀霍霍,要对他的国家发动战争),而我们每个人应该这样说:“我被野心、贪婪、鲁莽和迷信彻底打败,况且生活中还有其他许多敌人,难道还要去考虑天体的运动吗?
当我们教会了孩子如何使自己变得更聪明更优秀之后,就可以教他逻辑学、物理学、几何学和修辞学了。他的判断力已经培养起来,他所选择的学科,他很快便能融会贯通。授课方式有时可以通过闲谈,有时则讲解书本;老师可以让他阅读跟他的课程有关的作者选段,也可以详细讲解精神实质。如果孩子自己不十分善于读书,发现不了书中的精彩论述,老师可以有目的地给他选些作家,根据不同需要提供不同材料,发给他的学生。谁能怀疑,这种授课方法不比加扎的方法更容易更自然呢?加扎授课时,尽讲些晦涩难懂、索然寡味的原理和空洞枯燥的词语,毫无能够启发智力的有意义的东西。而采用我说的方法,有的是可以理解和吸收的东西。这样结出的果子一定硕大无比,也更加成熟。
令人惊讶的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事情竟会如此,即使是很有头脑的人,也认为哲学是个空洞虚幻的字眼,无论从舆论还是从效果看,哲学既无用处亦无价值。我认为,这是因为似是而非的诡辩堵塞了哲学各条通道之缘故。把哲学描绘成双眉紧锁、高傲冷峻的可怕样子,让孩子无法接受,这是大错特错的。是谁给哲学蒙上了那张苍白可惜的假面具?投有比哲学更轻松愉快的了,我差点说它喜欢逗乐了。它只劝诫人们快快活活地生活。在它那里,愁眉苦脸没有立足之地。语法学家德米特里在得尔福斯神殿遇见一群在一起坐着的哲学家,便问他们:“是不是我搞错了?看你们平静愉快的样子,不像在热烈辩论。”听他如此问哲学议题从来都让研究者感到趣味盎然,其乐无穷,而不是愁眉蚀眼,忧形于色。
身体不适,可以感到心灵的不安,但也能精出心是的快乐,因为两种状态都会反映在脸上。——尤维纳丽斯
心灵装进了哲学,就会焕发健康,应该用精神的健康来促进身体的健康。心灵应让安详和快乐显露在外部,用自己的模子来塑造身体的举止,使之雍容尔雅,轻捷活泼,自信淳朴。精神健康最显著的标志,就是永远快快乐乐,就像月球上的物体,总是心神恬然是三段论而不是哲学本身使那些奴仆身上沾满了泥浆和灰尘。那些人只用耳朵来学习哲学。不是吗?哲学确信能够平息人们内心的风暴,教会人们渴望欢笑,但不是通过某个假想的本轮,而是通过自然而具体的推理。哲学以美德为宗旨,但美德不像学校里说的那样,种在陡峭崎岖难以接近的山峰上。相反,那些同美德打过交道的人,认为它栖身于肥沃丰饶、百花盛开的平原上,从那里,它对下面的一切事物一目了然。然而,如果人们熟悉道路,仍可以从绿树成荫、长满奇葩异草的道路到达那里,那是极其愉快的事,山坡舒缓平坦,有如通往天穹的坡道。那美德至高无上,美丽威严,含情脉脉,且富有情趣,勇敢顽强,它与乖戾、悲伤、害怕和约束水火不容,它以本性为指导,与运气和快乐为朋友。可那些人由于没有接触过美德,孤陋寡闻,把它想象成愁眉苦脸,争争吵吵,怒容满面,威逼利诱,把它置于高山顶上,离群索居,周围荆棘丛生,这种空想出来的形象让人茫然不知所措。
老师不仅应教学生崇尚美德,还要,甚至更要教他崇尚爱情,让美德和爱情充满他的意愿,他会对他说,诗人作诗总是遵循普遍的特征,把爱情作为永恒的主题,奥林匹斯山的诸神更乐意把汗水洒在通往维纳斯而不是雅典娜的道路上。当孩子开始有自我意识时,就把布拉达曼或昂热利克介绍给他当情妇:一个的美是璞玉浑金,积极主动。慷慨大方,并非男性却阳刚气十足;另一个的美有气无力,矫揉造作,娇娇滴滴,极不自然;一个穿男孩衣衫,戴闪光高顶盔,另一个穿女孩服装,戴饰有珍珠的无边软帽;如果他作的选择与弗里吉亚那位女人气十足的牧羊人相反,那么,他就会认为他的爱情有阳刚气。老师将给他上新的一课,使他懂得,真正美德的价值和高贵之处,在于简单、实用和愉快,它离困难很远很远,无论是孩子还是大人,头脑简单的,还是机敏过人的,都一学就会。美德使用的手段是给以规定,而不是强制。它的第一个宠儿苏格拉底有意放弃强制的做法,而是自自然然,轻轻松松,逐渐地获得美德。它就像母亲,用乳汁哺育人类的快乐:当它使快乐合情合理,也就使它们变得真实纯洁;如果节制快乐,也就使它们精神振奋,兴致勃勃;如果它把拒不接受的快乐去掉,就会使我们对剩下的更感兴趣它把我们本性所需的快乐全部留给我们,十分充裕,我们得以尽情享受慈母般的关怀,直到心满意足,甚至直到厌倦(也许我们不愿说控制饮食是快乐的敌人,它使饮者未醉便休,食者胃未反酸便停止咀嚼,淫荡者未患秃发症便洗手不干)。假如美德缺少通常的好命运,它就干脆避开或放弃,另造一个完全属于它自己的命运,不再是摇摇摆摆,变化不定。它善于成为富豪、强者和有学问的人,睡在用麝香熏过的床垫上。它热爱生活,热爱美丽、荣誉和健康。但它所特有的使命,就是善于合法地使用这些财富,也善于随时失去它们:这使命与其说艰难,不如说崇高。没有它,生命的任何进程就会违反常态,动荡不安,丑陋不堪,也就只有暗礁、荆棘和畸形的怪物。如果这个学生很特别,喜欢听老师讲奇闻轶事,而不是叙述一次愉快的旅行或明智的劝告;如果他的伙伴们听到咚咚的战鼓声便热血沸腾,而他却禁不住街头艺人的诱惑,转身去看他们的表演;如果他觉得风尘仆仆从战场凯旋而归没什么意思,更希望在玩球或舞会上大出风头;如果是这样,我对此也别无他法,只有奉劝他的老师趁无人在场时,极早把他掐死,或者让他到城里去做糕点,哪怕他是公爵的儿子,因为按照柏拉图的教导,孩子将来在社会上谋职,不应靠父亲的财产,而应靠自己的本事。
既然哲学教给我们生活的学问,既然人们在童年时代,和在其他时代一样,能从中得到好处,那么,为什么不教给孩子哲学呢?
粘土又软又湿,应该赶快行动,让轻快的轮子转动把它加工成形。——佩尔西乌斯
人生结束时,人们才教我们如何生活。多少学生尚未学到亚里士多德关于节欲的课程,就已染上了梅毒。西塞罗说,即使他能活两次,也不会费时问去研究抒情诗人的作品。我觉得那些诡辩论者比想象中的还要可悲和无用。我们的孩子没有那么多时间,他们只在十五六岁之前受教育,以后就投身于行动了。这么短的时间,应让他们学习必需的东西。教给学生繁难的诡辩论是错误的,应该把它从辩证法的教育中删掉,诡辩论不可能改善我们的生存。应该选择简单的哲学论述,要选得合理恰当:它们要比薄伽丘叙述的故事更容易接受。孩子从吃奶时起,就能够接受浅显易懂的哲学道理,这比读和写更容易。哲学既有适合老叟的论述,亦有适合孩童的道理。
我赞成普鲁塔克的看法。他说,亚里士多德在教他的大弟子亚历山大时,不大注重三段论或几何定律,而更热衷于教他有关勇敢、大胆、宽容、节欲以及无所展惧的训诫。等到亚历山大把这一切学到手后,在他尚未成年时,亚里士多德就派他去征服世界,只给他三万名步兵,四千匹战马和四万二千枚埃居。普鲁塔克说,对其他艺术和学科,亚历山大也深怀敬意,赞扬它们很优秀,很高雅,但是,按照他的兴趣,他不会轻易产生将它们付诸实践的欲望。年轻和年老的,请在其中选择可靠的规则,领取给予风烛残年的生活费。——佩尔西乌新
伊壁鸠鲁在给迈尼瑟斯信中的开头如是说;“但愿童孺不逃避哲学,老耆不厌倦哲学。”这似乎在说,如果不这样做,不是还投有,就是不再有机会成功地生活。
为此,我不愿人们把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