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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到他这个年纪，已无法开始新生活了。因此，没有别的选择，8000 比索的条文不仅不能取消，而且是不能拒绝接受的。
“这是公正的。”将军最后说。
何塞？帕拉西奥斯断然反驳道：“我们一块死才算公正。”
事情的确如此。何塞，帕拉西奥斯是如此不善经营钱财，笨拙得跟将军不差分毫。将军死后他留在了卡塔赫纳，靠公共施舍度日。他借酒浇愁，放浪形骸，86 岁时，由于可怕的震颤性谵妄症的折磨，他在污泥中打着滚，死在一个阴暗潮湿的洞穴里，那是“解放者”军队人员退伍后沦为乞丐的聚居之地。
12 月 10 日，将军醒来时已是奄奄一息，人们立即叫来了埃斯特韦斯，以便让将军忏悔。大主教风风火火地赶到了，他对这次会见如此重视，以至穿上了主教法衣。但遵照将军的意见，他们关门单独相见，没有一个证人，而且会见只持续了 14 分钟。永远没人知道他们淡了些什么。大主教匆匆忙忙地走出来，脸色十分难看，他爬上华丽的轿式马车不辞而别，后来尽管叫了他多次，但他既没有主持葬礼，也没有出席葬礼。将军已十分衰弱，自己已无力从吊床上爬起来，医生不得不象对新生儿似地用胳膊抱着他，让他倚着枕头坐在吊床上，以防咳嗽憋死。当他终于喘过气来的时候，他让所有人都出去，要跟医生单独交谈。
“我真没想到这次病得这么严重，居然身上要涂圣油了。”他对医生说，我是个没有福气相信天堂的人。
“不是这么回事，”雷韦伦多医生说，“眼前的这些事表明，处理好良心上的问题能振作起患者的精神，便于医生洽疗。”
将军没有重视医生巧妙的回答，因为那时他已明显地感觉到，他的疾病同他的梦想之间的疯狂赛跑即将到达终点了。这使他不寒而栗，因为他以后的世界便是一片黑暗了。
“他妈的，”将军叹道，“我怎样才能走出这座迷宫啊！”
借着回光返照的来临，他审视了一下房间，第一次看清了里面的一切：借来的最后一张大床，破旧得令人可怜的梳妆台，那面模糊不清的镜子，从今以后，他再也不会出现在里面了。掉了磁的水罐依然盛着水，搁着毛巾和肥皂，那已是为别人准备的了；无情的八角钟象脱僵的野马不可抗拒地向 12 月 17 日飞奔，很快将指到将军生命的最后一个下午的一点七分。那时将军将交叉的双臂放在胸部，开始听到榨糖厂的奴隶们以宏亮的声音唱着清晨六时的圣母颂。他透过窗户，他看到了天空中闪闪发光、将一去不复返的金星，雪山顶上的长年积雪，新生的攀缘植物。但下一个星期六，在因服丧而紧闭大门的邸宅里他将看不到那些黄色的钟状小花的开花了。这是生命的最后闪光，在今后多少个世纪内，这样的生命，将再也不会在人世间重现。
作者谢辞 多年以来，我一直听阿尔瓦罗？穆蒂斯说他有把西蒙？玻利瓦尔沿马格达莱纳河作最后一次旅行的事迹撰写成书的计划。当他发表了《最后的面孔》一文——此为提前发表的该书的一个片断——时，我觉得故事相当成熟，风格和笔调如此纯净，以致我都迫不及待地想尽快拜读整部作品了。但是两年过去了，我觉得穆蒂斯似乎已把此事置诸脑后了，就象我们许多作家对待自己最钟情为幻梦一样。只是在这时，我才鼓起勇气请求他允许我写这个题材。这是“窥伺”
了十年之后的成功一击，所以我首先要感谢的是阿尔瓦罗？穆蒂斯。
起初，我最感兴趣的还不是小说主人公的光荣业绩，而是马格达莱纳河。我从小就熟悉这条河。我有幸诞生在加勒比海岸，从那儿登船起航，直达那个遥远的混浊的波哥大城。从第一次到达波哥大时起，我便感到自己比在任何其他城市都更象个异乡人。在我求学的时代，我沿着马格达莱纳河来回旅行了 11 次，乘坐的轮船是由密西西比造船厂制造的，那注定会引起人们对往事的回忆，也使任何作家无法抵御那些神秘的故事的诱惑。
此外，有关的那些历史依据倒没有使我操太多的心，因为玻利瓦尔最后一次沿河旅行的历史，是他生平中文字记载最少的一段。将军本人只写过三、四封信—— 他一生大概口授了 1 万多封信，而他的随行人员中没有一个人对那不幸的 14 天留下什么文字的回忆。尽管如此，从开始写小说的第一章起，我就不得不就玻利瓦尔的生活方式偶而去查阅一下有关资料。查阅一个货抖，又引出了另一个资料，然后又是另一个，结果便发生了连锁反应，直至多得无法再查下去。在漫长的两年中间，我完全陷入了洪流般的、自相矛盾的、有时是真伪难辨的材料流沙之中，从玻利瓦尔的副官丹尼尔？佛洛伦西奥？奥利里写的 34 卷回忆录到意想不到的剪报我无不涉猎。由于我对历史研究既少经验也无方法，这样我的日子就更难过了。
如果没有那些在一个半世纪中间先于我反复踏上那片土地的人的帮助，这本书是无法写成的。我借助于他们独一无二的资料，又不放弃写小说可以自由虚构的特权，这样对玻利瓦尔的一生进行大胆的文学创作就容易得多了。但是，我特别感激我的那些新老朋友们，他们不仅把我那些重大的疑问——譬如玻利瓦尔面临种种真实矛盾时的真实政治思想——当成自己的事，给予极大的重视，而且甘我提出的那些最无足轻重的疑问——譬如波利瓦尔穿鞋的号码——也同样一丝不苟地对待。然而，我最敬重的还是那些在这份感谢名单中由于我那该死的健忘症而被疏忽了的人们的宽容。
哥伦比亚历史学家欧亨尼奥？古铁雷斯？塞利在回答我厚厚一叠的问题单时，专门为我制作了卡片档案，这不仅为我提供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材料——许多材料在哥伦比亚十九世纪报纸上都难以寻觅，并且启发了我如何去调查研究和整理资料。此外，在本书的整个写作过程中他与历史学家法维奥？普约合写的《玻利瓦尔生平》对于我有如一幅航海图，使我能在玻利瓦尔一生的各个时期任意驰骋。法维奥普约还热情地为我及时排忧解难，从巴黎打电话把有关的资料读给我听，或者用电传或电话传真作为急件把材料发来，这对我不啻是一副救命的良药。哥伦比亚历史学家、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教授古斯塔沃？巴尔加斯让我随时通过电话找他，以解释我的大小疑问，特别是与当时的政治思想有关的疑问。专门研究玻利瓦尔的历史学家比尼西奥？罗梅罗？马丁内斯从加拉加斯把他发现的有关玻利瓦尔个人习性，特别是他常挂在嘴上的粗话，以及随从人员的性格和归宿的材抖都提供给我。我觉得能找到这些材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对小说最后一稿的历史资料，他还进行了一丝不苟的审查。幸亏他的及时提醒，我才没有闹出让玻利瓦尔童年时代就津津有味地吃芒果的笑话，因为芒果显然是在玻利瓦尔童年过后一些年才传到美洲的。
巴拿马驻哥伦比亚大使豪尔赫？爱德华多？里特尔——后来又当上了巴拿马外交部长——为了给我送几本他著的但现在已难以见到的书籍，几次急急忙忙飞来墨西哥城。波哥大的弗朗西斯科德阿夫里斯克塔先生在浩如烟海的有关玻利瓦尔的著作中始终给我指点着方向。前哥伦比亚总统贝里萨里奥？贝坦库尔，在整整一年中接受我的电话质疑，为我澄清了许多零散的疑问，并且为我肯定了玻利瓦尔背诵的几首诗是出自厄瓜多尔诗人何塞？华金？奥尔梅多之手。在动笔写作这本书之前，我与弗期西斯科皮维尔在哈瓦那多次进行的交谈使我对自己要写成了书的确形成的明确构思。哥伦比亚最受人欢迎和乐于助人的语言学家写罗伯托？卡达维德（阿戈斯）帮助我查清了一些方言土语的含义和年代。应我的要求，古巴科学院地理学家格拉德斯托内？奥利瓦和天文学家豪尔赫？佩雷斯？多瓦尔把上个世纪头 30 年的满月夜晚为我列了一份清单。
我的老朋友阿尼瓦尔？诺格拉？门多萨从哥伦比亚驻太子巷的大使馆为我寄来了他个人整理的一些资料，并慷慨地允许我自由使用，他本人正在写作的同一题材的一部学术著作中将要采用的材料。另外，在第一稿中，他还发现了我半打致命的谬误和自杀性的时代错误，否则，便给这部小说的严肃性埋下了疑团。
最后，玻利瓦尔的旁系亲属，也许是墨西哥尚健在的最后一位优秀的老式排字工人安东尼奥？玻利瓦尔？戈亚内斯，热情地跟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