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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学生的不肯读书，上课时每人都看小说或小报，那全不是事实。复旦因交通关系，小报销买极少，在课堂上则我在复旦时，从没有看见人挪起过，就是小说杂志也是极少，血滴子，红玫瑰的名字，我还没有听见过。
冯君下一个“每人”都看小说杂志或小报的肯定语，不知何所据而云然，我要替复旦同学叫屈！讲到成绩报告请人代做，这是在各校都可能的事，但是我相信肯代做的人很少，因为大家忙于预备自己的考试，专门牺牲自己来做人家的工具，世界上不会有这样的阿木林。讲到考试时要求减少页数和作弊看书，我想这在那少数的饭桶教授面前是容易办到，而在多数的肯负责的教授面前是绝对不可行，这是我很久观察的事实，自问没有多大错误（我去年曾建议排定讲堂座位，不久或可实行）；而且我还有一种观察：觉得复旦虽滥收了许多非以读书为目的的公子少爷，然而勤奋读书的同学，却一天一天的加多，拿过去一个阅书室尽够应用，现在七八个阅书室的尚形拥挤，及过去成绩超过Ｂ者不过数十人，现在成绩超过Ｂ者竟超过两百的事实一看，就可以作个证明。
讲到学生的强横，随便对教授，发十大罪状，誓驱此贼，据我的观察，实得其反。我以为复旦同学只有在课后对教授作消极的零碎的闲谈式的批评，绝没有把自己的态度积极地具体地有条理地向学校当局表示过。我记得去冬我根据舆论去要求当局撤退那几个饭桶教授时，因为没有旁的同学响应我，当局竟怀疑我对他们有私人恶感，结果，对我的话不信任，这里就足以证明同学负责任的对教授“发十大罪状，誓驱此贼”，是不会有的事了！
讲到学生的浪漫，那些“先帝爷下南阳”“妹妹我爱你”普遍着全上海的靡靡之音，在每晚七时自修以前的复旦，确是到处可闻的。可是“楼板上跳舞”“大部人脸上满涂白玉霜”则不是事实。讲到假期太多，则我也确实认为春季假期太多。但是冯君所说“量制服停课三天”则不尽然，因为那是在五三后全上海各学校为着游行演讲等事而起的一致行动，而不是复旦单独为量制服而起的行动。
讲到放假时学生受小店逼迫，懦如羔羊，这件事我也看不过眼。不过我以为如果禁止赊账，则同学必感不便，如果禁止讨账，则小店又要骂我们强横，所以确实没有想到一个好的法子。
讲到复旦为什么还能存在，冯君以为由于已往出了几个商人，及做了很多广告和闪金的年鉴。我想这也不尽然，我也是一个看不惯大马路商人气的样子因而从商科转到文科的人。但是我又想在今日中国，无论甚么东西，都是需要人读的，上海为全国商业中心，商科自然有特殊的发展。但是说复旦之存在全靠几个商人，那却不是事实。至于讲到广告和年鉴，据我所知复旦发的广告并不异于其他各学校，特别有吸引能力；年鉴则已经停办了两年，更不足以眩耀人了。我以为复旦的不仅能存在，而且近年学生陡增，有下列几个原因：（一）它是中国第一个反抗宗教教育的学校，它的产生，富有革命意味，因此，在时代潮流中这一点光荣历史，受了青年的崇拜。
（二）它有六科，六科的课程，总计超过了两百，这样多的课程，据我所知，在上海没有人与它一样。我是从教会大学转学复旦的人，我尝说如果那个人要被动地受极少数课程——如英文，圣经，——的严格训练（ｉｎｔｅｎｉｖｅｒｅａｄｉｎｇ），则不如到大学；如果他想要由自由意志选择很多种类的东西，作ｅｔｅｎｉｖｅｒｅａｄｉｎｇ〔４〕，那还是来复旦好，我想不甘读呆板板几本书，也是学生进复旦的原因。
（三）它既不如官立学校有政治上的派别，也不如教会学校，有特殊的使命；它又不是那一个私人办的，有造成学阀之可能。因此学生在复旦，思想言论行动，都有比较的自由。我以为只要在小学与中学受过严格的训练，大学自由一点，也无妨害，这里许多同学的心理，恐怕也如此。
（四）在已往发展的过程中，它不仅出了几个商人，而且各科都有举业的同学，在社会上能得相当的信任。（五）在校学生的社会活动力（如参加政治活动的，与专门的运动家，我并不是赞成那种出风头的特殊阶级，但我以为这也是普遍现象，不仅复旦如此）引起社会的注意。
（六）在过去与现在的复旦，虽然因为没有政府的津贴，教会的年金，资本家的捐款，感受着严重的经济压迫，以致进步很慢；但是这种压迫，一天一天的减轻，只要大家多努力一点，复旦的发扬光大，就在最近的将来，所以有许多青年仍旧愿意进去共同努力。
以上所讲，把冯君对复旦的批评更正了若干，但是我并不是一个满意复旦的人，我对整个复旦的批评，是：（一）在精神方面学校当局对教育没有甚么主义，他们的目的只在传授学生以书本上的智识，而许多学生进去，也急急于猎取文凭，但是金钱与文凭的交换，实是今日中国整个教育的一个根本问题，而不是复旦的单独现象，所以我以为要纠正复旦美国化商业化的趋势，最要紧的还在确立全中国的教育方针。
（二）在物质方面，设备太不够用了。因想要还清债务，不得不多收学生（据我所知，今秋招收学生，比去年严格得多了），学生增加，而住室图书等不能比例地增加，在别校住惯了舒服房子和看惯了充量图书等的同学，当然极感痛苦。不过在负债过钜，元气大伤之后，学校只能一步一步改良而不能突飞猛进，却也有其苦衷。
总之，我拿着复旦廿几年的历史看一看，我觉得复旦仍旧是在进化，不过这种进化，是比较的缓慢，并未达到它应当进化的地位，假使学校当局与同学肯一心一德的大家负起责任，拚命地努力地干，我相信复旦的发展一定不止于此。至于冯君说“复旦已经一落千丈”，“量不到它这样容易衰老颓败”，我根本就看不出过去甚么是复旦的黄金时代，甚么是复旦的青春时期，冯君在复旦的真正历史外，臆造出一个理想时代，未免有点带主观，质之冯君以为何如？
最后我还是讲一句话：复旦仍旧是在曲线般进化的，假若学校当局和同学肯特别负责加倍努力，它的进化，一定不止这样，望复旦当局和同学们注意。尤其望引用冯君那篇愤慨话，作今后革新的龟鉴，须知这是逆耳的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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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九月十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三十七期。
〔２〕指冯珧的《谈谈复旦大学》，载《语丝》第四卷第三十二期（一九二八年八月六日）。冯珧，即徐诗荃，湖南长沙人。当时是复旦大学学生。
〔３〕指潘楚基，湖南宁乡人。一九二八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文科，随即入大学院（当时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改名为大学院）当研究生，住在复旦大学。
〔４〕ｅｔｅｎｉｖｅｒｅａｄｉｎｇ英语：泛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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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考：信件摘要（晓真、康嗣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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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语丝》四卷十七期复Ｙ君的信〔２〕里，有句说：“……问罪在先，而搜集罪状（普通是十条）在后也。”之Ｐａｒｅｎｔｅｉ〔３〕里的“普通是十条”，究竟“十条”是些甚么？——是先生拟的吗，或是所谓法律中者？就请在《语丝》的空白处解释给我听听。（下略）
晓真上。六月廿五日。
记者先生：
第四卷廿七期刊出的我诗内中有一个过于神秘的错，请更正一下。第四二页第二行“我们还是及时相爱”，手民却排成“我们还是反对相爱”了，实在比×××的诗还要神秘！（下略）
康嗣群于上海。七，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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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这两件复信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七月三十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三十一期“信件摘要”栏，分别列于两封来信之后。晓真，未详。康嗣群（１９１０—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