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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你的助力”二句，均见高长虹发表于《狂飙》周刊第二期（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七日）的《通讯·致鲁迅先生》。
〔６〕“但他说不能做批评”等语及以下四段引语，均见《狂飙》周刊第五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七日）《走到出版界·１９２５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
〔７〕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见《莽原》半月刊第二十三期（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后收入《华盖集续编》。〔８〕“未名社诸君的创作力”等语及以下三段引语，分别见《狂飙》周刊第十期《走到出版界》中的《呜呼，现代评论化的莽原半月刊的灰色的态度》、《琐记两则》、《公理与正义的谈话》和《请大家认清界限》。
〔９〕“正义：我深望彼等觉悟”等语，见《狂飙》周刊第十期《走到出版界·公理与正义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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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外集拾遗补编白事
本刊〔２〕虽说经我“校阅”，但历来仅于听讲的同学和熟识的友人们的作品，时有商酌之处，余者但就笔误或别种原因，间或改换一二字而已。现又觉此种举动，亦属多事，所以不再通读，亦不更负“校阅”全部的责任。特此声明！三月二十二日，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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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刊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北京《民众文艺周刊》第十四期。
〔２〕指《民众文艺周刊》。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九日在北京创刊，《京报》的附刊之一，荆有麟、胡崇轩（也频）等编辑。第十六期（一九二五年四月七日）起改名《民众文艺》，第二十五期（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改名《民众周刊》，第三十一期（一九二五年八月四日）
改名《民众》，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出至第四十七期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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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考：“行路难”（陈仙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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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次想给你写信，但总是为了许多困难，把它搁下。
今天因为在平坦的道路上碰了几回钉子，几乎头破血流，这个使我再不能容忍了。回到寓所来，上着电灯，拾着笔，喘着气，无论如何，决计非写成寄出不可了。
你是知道的了：我们南国一个风光佳丽，商业繁盛的小岛，就是现在多蒙英洋大人代为管理维持的香港，你从广州回上海经过此地时，我们几个可怜的同胞，也还会向洋大人奏准了些恩赐给你。你过意不去，在《语丝》上致谢不尽。自然我也同样，要借《语丝》一点空篇幅，来致谢我们在香港的一些可怜的同胞！
我从汕头来到香港仅有两个满月，在这短短的时期内，心头竟感着如失恋一般的酸痛。因为有一天，偶然从街道上买回一份《新中国报》，阅到副刊时，文中竟横排着许多大字道：“被检去。”我起初还莫明其妙，以后略为翻阅：才知道文中所论，是有点关碍于社会经济问题，和女子贞操问题的。我也实在大胆，竟做了一篇《中国近代文艺与恋爱问题》寄到《大光报》的副刊《大觉》去。没有两天，该报的记者答复我一信，说我那篇文被检查员检去四页，无法揭载；并谓：“几经交涉，总不发还。”我气得话都说不出来，这真是蹂躏我心血的魔头了。我因向朋友询问，得知这个检查工作都是我们同胞（即高等华人）担任。并且有这样的事情：就是检查时，报社能给这检查员几块谢金，或每月说定酬金，那便对于检查上很有斟酌的余地。这不能不算是高等华人我们的同胞的好处啊！
真的，也许我今年碰着和你一样的华盖运。倘不然，便不会这样了：和两个友人从弯仔的地方跑来香港的马路上，即是皇后码头的近处，意外地给三四个我们的同胞纠缠住了。他们向我们详细询问了几回，又用手从我们肩膀摸到大腿，又沿着裤带拉了一下，几乎使我的裤脱了下来。我们不得已，只好向他们诚恳地说道：“请不要这样搜寻，我们都是读书人咯！”
“吓！那正怕，共产党多是读书人呢。”于是他们把我手中拾着的几卷文稿，疑心地拿过去看了一看，问我道：“这是宣言么？”
“有什么宣言，这是我友人的文稿。”我这样回答。然而他们终于不信，用手一撕，稿纸便破了几页，字迹也跟着碎裂。我一时气得捏着拳，很想捶他们的鼻尖，可是转眼望着他们屁股上的恶狠狠的洋炮，却只教我呆着做个无抵抗主义的麻木东西了。事情牵延到二三十分钟，方始默准了我们开步走。
这样的事情，一连碰了几次，到这最末一次，他们竟然要拉我上大馆（即警厅一样）去审问了。他们说我袋里带着一枝小刀子（这是我时常剖书剖纸用的），并且有一本日记簿，中间写着几个友人的姓名及通信地址，怕我是秘密党会的领袖，结果只得跟着他们跑了。五六里路程来到大馆，只有一个着西装的我们的高等同胞，站在我面前对问了一回，这才把我放出去。我这时哭也不成，笑也不成，回到寓里，躺上床去，对着帐顶凝神，刺骨的，痛苦一阵，便忍着心，给你写下这封信，并愿将这信展布，以告国人。
李白只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然而现在这样平平坦坦的香港的大马道，也是如此地难行，亦可谓奇矣！我今后而不离香港，便决定不行那难行的大路了，你觉得好么？
陈仙泉。一月十二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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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七期“通信”栏，在“行路难”一文之后。〔２〕指董先振，浙江绍兴人，董秋芳之弟。一九二七年，董秋芳因受国民党浙江省政府通缉而出走，董先振在杭州一家旅馆里被误认为董秋芳而遭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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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考：丙和甲（季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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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会刊行的韦烈士三一八死难之一的《韦杰三纪念集》到了，我打开一看，见有梁任公拿“陆放翁送芮司业诗借题韦烈士纪念集”几行字。旁边还有“甲寅暮春启超”六个小字。我很奇怪，今年（民国十五年）不是丙寅年吗？还恐不是。翻阅日历，的确不是甲寅，而是丙寅。我自己推算，韦烈士死时，二十三岁（见《纪念集》陈云豹《韦烈士行述》）。甲寅在烈士死前十二年。
现在若无公历一九二六年同民国十五年来证明烈士是死在丙寅年，我们一定要说烈士是死在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那一年了。这样一算，烈士死时，应是十一岁。
我们还可以说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的那年，同时在段执政手下作教育总长，或司法总长。——这个考证，也只好请研究系首领，研究院教授来作吧。大人先生，学者博士们呵，天干地支是国粹之一，要保存不妨保存，可是有那闹笑话，不如不保存吧。文明的二十世纪，有公历一九二几或民国十几来纪年，用不着那些古董玩意了。民国十五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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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三期。
〔２〕指梁启超（１８７３—１９２９），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清末维新运动领导人之一。辛亥革命后，他是研究系的首领，当时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
〔３〕指韦杰三（１９０３—１９２６），广西蒙山人，清华大学学生，“三一八”惨案死难烈士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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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考：驳《新青年》五卷五号《随感录》第三十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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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君何许人，我所未知，大概亦是一个青年。但是这位先生脑海中似乎有点不清楚，竟然把拳匪同技击术混在一起。不知鲁君可曾见过拳匪？若系见过义和团，断断不至弄到这等糊涂。义和团是凭他两三句鬼话，如盛德坛《灵学杂志》一样，那些大人先生方能受他蛊惑；而且他只是无规则之禽兽舞。若言技击，则身，手，眼，步，法五者不可缺一，正所谓规行矩步。鲁先生是局外人，难怪难怪。我敢正告鲁先生曰：否！不然！义和团乃是与盛德坛《灵学杂志》同类，与技击家无涉。义和团是鬼道主义，技击家乃人道主义。（以上驳第一段）
现在教育家主持用中国拳术者，我记得有一位蔡孑民先生，在上海爱国女校演说，他说：“外国的柔软体操可废，而拳术必不可废。”这位老先生，大抵不是满清王公了。当时我亦不以为然。后来我年近中旬，因身体早受攻伐，故此三十以后，便至手足半废。有一位医学博士替我医了两三年，他说，“药石之力已穷，除非去学柔软体操。”当时我只可去求人教授。不料学了两年，脚才好些，手又出毛病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