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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董先生你有办法为犬子洗脱罪嫌了？”一旁的郑芝龙关切地问道。其实一开始郑芝龙根本就不敢插手田川次郎的事。害怕受到牵连的他甚至都曾打过不认这个儿子的念头。但眼看着朝廷并没有因此事牵连自己，而其夫人田川氏也一直在向他苦苦哀求，郑芝龙这才稍微软了一下心。不过若非大名鼎鼎的董讼师亲自来郑府声称要为次郎辩护，恐怕郑芝龙到目前为止也只是肯为儿子收尸而已。
“回王爷，在下刚才说了。只是保命，而非为令郎洗脱罪行。”董志宁严肃地纠正道：“令郎所犯下的罪行是不容质疑的。但此案目前尚还有两处分歧。一是令郎是否是主谋，二是令郎是否是我中华朝的国民。这两点分歧关系着令公子的生死。”
“不会的！次郎他绝对不会是什么主谋。他哪儿敢去策划那么大阴谋啊。”郑老夫人豁然起身用生硬的汉语否定道。
“老夫人，您先别激动。这点在下也同意老夫人您的看法。从司法院的卷宗来看令郎应该只是这场刺杀阴谋中的一个小卒子而已。并且从一开始就被主谋刻意舍弃掉了。因此目前最大争议其实还是令郎的身份。如果令郎的身份是中华朝的国民，那他将以判国罪被送上绞架。如果能证明令郎并非中华朝国民而是一个倭人，他的罪名就是间谍罪。此罪有轻有重。到时候在下自有辩护的余地。正因为如此在下今日才特地来府上拜会，希望能得到一些有用的证据。”董志宁欣然解释道。
董志宁的一席话让在场的众人一下子都陷入了沉思之中。显然他的这些理论在郑芝龙等人听来实在是太新鲜了。却见郑老夫人头一个打破了沉寂道：“次郎他当然不是华人。我是在日本生下他的。他当然是日本人。”
“这个不算理由。咱们森儿也是出生在日本的。难道说他也是个倭人？”郑芝龙连连摇头否定道。他可不愿意为了一个已没希望的儿子影响到另一个儿子未来的仕途。
“老夫人，除了这条还有别的证据吗？”董志宁听罢也紧锁起了眉头问道：“例如令郎为何姓田川而非姓郑？”
“这个…”郑老夫人迟疑了一下最终坦言道：“这是因为，王爷他当年是入赘我田川家答应将一个男孩儿留在日本作为田川家的人。”
眼看老婆当着外人的面将自己年轻时的糗事给抖了出来，郑芝龙的脸色立马就变得难看起来。不过此时的郑森却抢在了父亲的前头问道：“阿母，那您有什么证据证明次郎的身份吗？”
“有，我有你弟弟满月时你外公送的贺词以及一柄家传的小刀。我回头就把它们找出来。”郑老夫人想了一想道。
一听有这些证据，董志宁立即也来了精神。却见他抚掌笑道：“如此甚好。本来令郎在帝国的黄册中就没有登记。严格的来说并不是帝国的国民。但其父是汉人，督察司还是可以凭借这个血缘关系证明他是个汉人。不过有了老夫人您提供的证据。一切就容易解决了。”
“这么说次郎有救了？”郑老夫人满含泪光的问道。
“应该有六七成把握了吧。”董志宁谨慎的说道。
然而一旁的郑森却并没有母亲那么乐观。在他看来就算弟弟过继给了外公家也不能证明什么。况且中原的百姓从来不认什么国籍之类的东西，在他们看来只要流有汉人血统做那种事就是叛国。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还会听董志宁的那些辩护吗？郑森忽然觉得对方是在做一件挺无望的事。
第二部 215查资料讼师遇刁难 整风气晓秦训下属
郑森那里知晓董志宁可不止是在为他弟弟一人辩护。依照中华帝国的律法任何一桩刑事案件都必须要有讼师为被告做辩护。就算是此次的刺杀皇室一案也不例外。可正如郑森所对其弟弟的看法一样，在许多人看来这都是一桩毫无悬念，不需要做任何辩护的案件。甚至在有些人看来为杀人犯、叛国者辩护的讼师就是在助纣为虐。这一点身为帝国资深讼师的董志宁可谓是深有感触。当年的神策门一案以及后来的刘富春一案让他这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书生成为了名满中原的大讼师。其中刘富春一案的胜诉以及那十万元的官方赔款，更是让不少百姓将董志宁奉若为百姓讨公道、斗贪官的侠义之士。然而这一次董志宁在接手刺杀皇室案后，社会舆论对他的评价却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些许变化。有人讥讽他哗众取宠，有人责难他为虎作伥，亦有人揣测他
不过面对来自社会舆论的质疑与不解，董志宁本人倒是显得心平气和。事实上他从不觉得自己是什么“侠士”、“青天”，也不认为自己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播弄是非之徒。在董志宁看来既然朝廷的律法规定了每个人都享有受辩护的权利，那他所从事的职业便与朝廷的司法官员一样不分贵贱。刺杀皇室一案的被告无论有罪无罪，罪重罪轻也都理应拥有讼师为其辩护。因为这是朝廷召告天下定下的司法程序，而他董志宁就是执行这一程序的人。正是这种神圣的使命感让董志宁和另外四个讼师联手接下了这桩看似毫无争议的案件。
却说那日董志宁在南安王府详细调查了一番田川次郎的身世背景。第二天他便马不停蹄地来到了督察司衙门调阅刺杀皇室一案的详细卷宗。由于从五月督察司提起公诉到八月大理寺开庭审理中间只有三个月的时间。而董志宁等人接手此案时却已是六月中旬了。因此对于一干讼师来说目前最为稀缺的莫过于时间。虽然在接手此案之前董志宁等人一直都在密切关注着案件的调查进展。他们的手头上也掌握了一些资料。但光凭这些资料是远远不够打这场官司。因此存放在督察司的卷宗便显得尤为重要。毕竟从皇夫遇刺身亡到督察司对嫌疑人提起公诉，中间整整隔了将近半年的时间。期间联合调查组有足够的时间对整桩案件进行地毯似地调查。因而此刻没有哪儿一块地方能比督察司所掌握的资料更为充分。
相比去当事人家里调查情况，来督察司调阅卷宗可就不是一桩容易的事情。须知董志宁一无官职，二无爵位，只是一介小小的讼师。若非其手中持有司法院发的文书，恐怕连督察司的大门都进不了，更别说调阅卷宗了。此外讼师自古以来都被官府衙门视为挑词架讼的恶棍，是历代王朝严厉打击的对象。《唐律&；#8226；斗讼》中就规定：“诸为人作辞蝶，加增其状，不如所告者，笞五十。若加增罪重，减诬告一等。”到了宋代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衙门结案之前，几乎必先严办讼师。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权力具有至上性。统治者与官方是向来不承认权力与权利之间有冲突、有矛盾，而是将权力意识完全取代了权利意识。在这种绝对服从的背景下统治者向人们灌输的是“非讼、无讼”的意识。官方即不会承认现实中为权力与权利之间进行职业说理的讼师的合法地位，更不可能产生专门为解决这种矛盾提供平台的精湛的法律程序。
虽然而今的中华朝正在努力摆脱以前的顽疾，构建解决司法上权力与权利之间矛盾的法律程序，也早已给予了讼师合法的地位。但在传统思维意识的影响下，官僚们在下意识里依旧会视讼师为品质低下的刁民。言谈举止之间轻蔑之情溢于言表。而董志宁亦受儒家德礼之治思想的影响，对于督察司官员所表现出的傲慢与不屑也并没有怎么放在心上。
不过望着眼前薄薄几本少得可怜的卷宗，饶是董志宁涵养再好，此刻也忍不住面露温色地向掌管资料的官员开口质疑道：“这位官爷，刺杀皇室一案卷宗难道只有这些吗？”
“董先生，您手持衙门的文书。我等怎敢怠慢啊。您瞧，这供词、尸检、目击证词，整个一套可全齐了。”那官员阴阳怪气地将那几本卷宗当着董志宁等人的面一一摊开道。
正如那官员所言，眼前的这些卷宗乍一看起来确实类别完整。但董志宁等人心知这只是一些纲要罢了。比之他们自己所掌握的资料恐怕还要简略一些。眼见对方存心刁难自己一旁与董志宁一同前来的另一位讼师何梦吉当下便将白扇一展冷言相对道：“哦，原来督察院查了半年就搞出了这么几片纸啊。”
给何梦吉如此一激，刚才还旨高气昂的官员脸上当下就挂不住了。却见他瞪大了眼睛嚷嚷道：“大胆！小小刁民竟敢如此诋毁衙门。”
“大人这么说，可就冤煞小民咯。您瞧，这桌上摆的册子不过十来本，每本看上去不过百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