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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说是感触颇深吧。见到了一种与中原截然不同的文化。虽然很粗陋却也不乏可取之处。”顾炎武欣然回答道。
“老夫听说顾先生在欧洲之时对那里无父无君的共和制颇为赞赏。难道先生这么快就忘却了君臣之道了？为此先生可没少吃苦头啊。”朱舜水猛地抓住把柄讽刺道。
对于朱舜水的提问顾炎武并不感到意外，他深知自己在使团时的一举一动都有人监视。自己说过什么，做过什么，写过什么这些大老爷们更是一清二楚。因此他也不怕忌讳的反驳道：“朱大人做了前朝的侍郎，又做了当今的尚书，有道是一臣不侍二主，朱大人也忘了吗？”
“你…”气急败坏的朱舜水当即就要豁然起身，却被一旁的王夫之硬生生地给拉住了。他知道今日朱舜水若是被顾炎武气出去，那东林党的脸才是丢大了呢。不过有关顾炎武的转变他多少还是有些耳闻的。特别是从朱舜水等人的陈述中他发现这个老朋友似乎是从一个极端倒向了另一个极端。对此颇感兴趣的王夫之跟着放缓了口气说道：“有道是势之顺者，即理之当然者矣。以宁人兄的见识难道现在还参不透这理势合一，大明大势已去的道理。”
眼见王夫之还肯称前朝一声大明，顾炎武不禁长叹一声道：“宁人又何尝不知大明当时气数已尽。但那时就是拘泥于一家一姓的正统之争。而今想来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大明亡，不过是易姓改号，亏得中原没有落入鞑靼之手，否则我华夏可真要亡天下了。”
“既然宁人兄明白了此间道理。又为何要一再的拒绝陛下的盛意呢？”王夫之越发不理解道。
可是顾炎武只是微微一笑反问道：“而农刚才说理势合一，那若是有一天百姓认为中华朝不再顺应大势或是认为帝王不在适合统治天下，是否也该理因乎势将其推翻或废黜呢？”
眼见顾炎武云淡风清的说出如此大逆不道之言，在场的众人各个都吓了一大跳。王夫之本想当即就跳起来反驳这种异端邪说的。但他转念一想，自己的那句“势之顺者，即理之当然者矣”继续往下推的话确实能得出顾炎武所说的结论。一瞬间王夫之只觉得自己浑身冰凉，如坐针毡。毫无疑问，在理智上他确实承认“势之所趋”即“理”的道理，但感情上却不能接受真正扑面而来的“势”。传统的文化让他认为君主不能变，能变的只是具体的措施与制度；封建思想观念不能变，能变的只是个别的方法与观点。因此王夫之鄙视李自成那样流寇，一直以来都从内心深处抵触岭南学派的契约之说。这才会想方设法的托古改制，借用传统儒学，特别是孔孟学说，来为现今国家的种种新制度做注解。但现在顾炎武却一针见血的点出他变了。他苦思冥想出来的新义理竟然会滑落成另一种异端邪说。这让向来保守王夫之矛盾不已。
眼见自己的好友楞在了那里，一旁朱舜水握紧了拳头，而那个姓梅的年轻人则是一脸的茫然，顾炎武知道今天的谈话到此就该结束了。在他看来王夫之能推到这一层已经实属不易。无论是出于感情，还是义理在中原恐怕也没哪儿一个学者敢继续深入追究下去。因为在正统思想中，再深入下去的内容就是大逆不道的邪说。却见他缓缓地站起了身对王夫之说道：“如果而农坚持认为天下是君王的，那‘理势合一’便永远是矛盾的。”
“那天下归谁才符合理势合一呢？”梅文鼎冷不丁地追问道。
却听顾炎武一字一顿的说道：“民！”
第二部 99 桂飘香文鼎赴秋闱 枫染红成功游京都
本想聘请顾炎武前来讲学的王夫之却不想竟在顾宅听到了如此这般的惊世之语。神色慌乱之下，一时间不知如何应对的王夫之也只好起身窘然告退了。反倒是一旁梅文鼎临走之时，还不望向顾炎武打听了一下有关欧洲学者的事情。原来就在博雷利等学者抵达南京之后不久，女皇陛下便下旨赐予了他们一人一个大学士的头衔。需知如此殊荣在中原历史上可不多见。若说给个番僧封个国师之类的头衔士大夫们还能接受。可这几个来历不明的红毛夷才刚到南京没几日就给封了个大学士，这对向来自负的中原儒林来说可是个不小的打击。一时间京畿的大小报纸上各种怨言怪声层出不穷。
梅文鼎现在虽还是个生员，但他志向就是进入帝国科学院研究历算。与许多士人一样梅文鼎也打心底对这些“外来的和尚”心存不屑。不过比起那些不通历算格物一心逢夷必反的酸儒来，梅文鼎显然更有不屑的本钱。在此之前年纪轻轻的他已经凭借着自己丰厚的数学知识斗败了江左诸多欧洲来的传教士。也由此得到了“江左小冲之”的美誉。有了这些战绩和经验梅文鼎当然认为这次被女皇陛下封为大学士的红夷水平也高不到哪儿去。甚至他都在心里开始盘算起等自己考入科学院后要如何作弄这帮“神棍”好给大家伙出口恶气。当然有道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决定给红夷大学士下马威之前，总得弄清楚人家的底细才行。而顾炎武恰巧与那几个红夷一同回国，对他们应该有些了解。
然而顾炎武却毫不犹豫地回答他，说那几个红夷都是真正有学问的学者，非一般的传教士可以比拟。在得知梅文鼎有进入帝国科学院的打算后，更是嘱咐他要悉心向那几个红夷学习。如此回答当然是让梅文鼎失望之极。可他并没有就此灰心，在他看来顾炎武虽是个鸿儒，但对历算并不精通。因此会被红夷的雕虫小技弄得五体投地也不足为奇了。于是向来心高气傲的梅文鼎在听了顾炎武的讲述之后，表面上虽唯诺称事，心里头却更加跃跃欲试地想同对方一较高下了。
不过不管梅文鼎心中有什么样的打算，对于此刻的他来说先决条件是要考入帝国科学院。虽说弘武女皇陛下自前朝起就对中原的教育进行了一番大刀阔斧般的改革。但总的来说已经沿用千年的科举制度并没有就此被废黜。因为从本质上来说科举是一种公务员选拔制度，而不是所谓的文学创作才华和经典阐释能力的考查制度。既然中华朝的整个体制已与传统的封建王朝结构有了巨大差别，为这一行政司法体系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当然也要跟着做出相应的调整。从最初加试杂学，到后来各部的内部的“公试”、“附试”，在历经过十年的尝试、整改之后，中华朝的科举制度终于形成了一套有别于传统科举的体系，即“政、法分科，各部加试”。
所谓政、法分科，就是将科举分为“政科”和“法科”两个体系。政科故名思意就是为行政部门选拔公务员，法科当然就是为司法部门选拔司法官员。这么做既有司法独立的意思，同样也是因为行政与司法本就是两个极其专业体系。在历史上能通贯政法的良臣、循吏毕竟是少数。而在分工日渐明确，法律日渐完善的近代社会，这种即抓政务又管司法的“父母官”已经不能胜任快速发展的社会了。因此中华朝才会将政法的考核进行分离，以求得到更为专业的人才。与之相对应，由于中华朝建立了不少军事院校，军官的选拔也就此从科举考试中被独立了出来，因此传统的武举就此被彻底废黜了。
面对如此重大的科举变革，中华朝的士子们的反应到还算平静。原来历史上唐朝时的科举也曾有过独立科试“律令”的“明法科”，但自北宋起明法科便被罢废了。同时被罢废的还有科试《九章》、《夏侯阳》、《周髀》等数学著作的“明算科”和科试《说文》、《字林》等字书的“明书科”等挑选专业人才的科目。而唐时并不被看好的秀才科，却成为后世科举的主流，这或许是当初设计科举制度的人所没能想到的。而如今中华朝设立“法科”在许多人看来就是在重开唐朝的“明法科”，因此也算是一种能被理解的复古举措。
此次同时被“复古”的还有唐朝的“明算科”。虽然它的考试范围已从传统的《周髀》等中国古典数学著作扩展到了天文、地理、格物、数学等诸多自然科学方面。也不再是公务员考试的一个项目，而是成为了帝国科学院的招募考试。但在梅文鼎等士子看来这便就是“明算科”，能进入帝国科学院丝毫不比金榜题名来得差。况且女皇已然颁下圣旨允许今年被帝国科学院录取的研究员参加鹿鸣宴，跳魁星舞。
弘武五年农历八月九日，当顾炎武带着家人登上回乡的客船之时，梅文鼎也同其他来自全国各地的士子一起进入贡院，开始了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