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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第一个来咖啡馆的女人，是邻村美容美发店的老板。她头发剪得很短，染着时下最流行的那种粉紫的颜色。我想，她每天一定是花了很多时间将她的头发弄得蓬乱，才满意地出门。她的肌肤娇艳动人，泛着一层光泽，一定是lane（兰蔻，化妆品品牌）的功效所致。
在这样晨露未干的早上，她的大眼睛清澈、灵动，不像一般习惯早起的人那样倦怠无神。她要了杯加了少量牛奶的咖啡，安静地握着杯子，好像已全心进入了《哈罗》（一本杂志）的第一个故事，想像着某一天可以将她的手放在约克公爵夫人的头发上。她那粉紫色的头发披散下来，映出淡淡的玫瑰红。
当她离开的时候，总是迈着细碎的步子，看上去令人晕眩，在身后留下一段长长的寂静。
这时来喝酒可能是早了点。但对于运啤酒的卡车司机来说，却不是这样。卸下那些装满啤酒的小桶后，他总会要一大杯冰镇啤酒。只有那种凉得沁透心肺的啤酒，才令他满意。他用手背擦一下嘴，喃喃自语地离开咖啡馆，准备赶早将货物运往下一个目的地。
餐桌擦干净了，玻璃杯擦干净了，收音机也调好了台，音乐一下子倾泻了出来，充满了整个空间，不是那种铿锵震耳的法国打击乐。
最后，恢复了事务性的日常议程。人们彼此试探着，伸出两根手指，彬彬有礼地点头，然后带着他们的指南手册临窗坐下。他们的穿着像是浪迹四方、久历风尘的旅行者：带着风帽的厚夹克，可以应付各种不测风云；腹部捂得严严的。
这才开始了一半的早晨，对于他们可能是太早了，但对于乡村老人们的四重奏来说又不算太迟。这四位老人的年龄相加恐怕得超过三百岁了，他们是咖啡馆的第二批客人。给他们端上来的，是那种粉红色的葡萄酒，倒在没有把手的平底玻璃杯里。当然，还有belote（盛行于法国民间的三十二张纸牌游戏）。
玩之前，他们躲在平底帽下的四个脑袋像乌龟似的转动着，观察着陌生人。这些老人属于老一辈的旅行家。他们沉迷于普罗旺斯的声望，经常地因他们那废弃不用的谷仓和粗糙贫瘠的小块土地所出售的价格而惊喜：一场意外的事故使他们损失了二十五万法郎，而那座非常普通的房子又让他们花了五十万法郎，或许还要多些，然后安装家用洁具和供热设施耗尽了他们的全部财富。真见鬼，他们对此极为不满，这世界变化太快了。
这四个装备着滑膛枪的步兵继续玩起了他们的纸牌。这时候，咖啡馆里最引人注目的人物——老板娘出现了。这是个搞不清确切年龄的中年女人，戴着一副特大号的、像鹦鹉的栖木那么大的耳环，袒胸露背。
她是我在马赛的一家酒吧发现的。当时，我一直偷偷地观察着她，她穿着夺目的虎皮条纹紧身裤给老顾客们斟酒，一边亲切地同他们调戏，一边大声地辱骂他们。那时我就想，这个女人天生就是来开咖啡馆的。而当我知道她的名字时，我发现这事情显得更巧了，她的名字就叫樊妮（fanny美国俚语，意思是屁股）。
这个名字实在太妙了，让人不禁联想到走廊另一端树阴下的法国滚球球场，这是个众目聚焦的位置。
山居良策（3）
在紧靠老集市阿普特的罗·帕斯特咖啡馆，你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古朴的球场。每天，当然如果天气允许的话，观众们——他们都是某一方面的专家——就会坐在矮墙上，兴致勃勃地对游戏者的各种动作开始评论，他们管这叫petanque（法国南方的一种球戏）。
那是大约一百年前在拉修达偶然发明出来的一种游戏。那时的玩法是游戏者在跑动中投球，这种规则在缤纷多彩的今天，被改为投掷者必须静止站立，双脚紧紧并拢，或者一脚悬 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游戏规则的改变呢？是因为容易疲劳和散漫，还是因为旧规则易于导致游戏者脚趾甲向内倒长或容易得关节炎？不管因为什么，这种游戏流传开了，在地方酒吧外的院子里进行游戏的新规则也随之被习惯性地延续下来。
那么每天是谁在幕后经营着酒吧呢？再没有比野性十足的樊妮更合适的了，这个女人身上散发着自然、随和、迷人而善解人意的魅力。如果在游戏过程中，某一个游戏者不幸失手，他会满怀失落地离开庭院，走进酒吧，获得一个特别的鼓励奖：樊妮的一个热吻。这道程序已成为法国滚球游戏流程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假如你听到那些坐在矮墙上的男人们比划着说：“啵！又一个樊妮的吻。”他不是在指这一种浪漫的方式本身，而是在说又多了一个失败者。不久前，我看见一套展示在商店橱窗里的法国滚球，做工精细，质量上乘，以致它们庄严地被誉为：“anti…fanny（反樊妮）”。
时髦的樊妮，这个我想像中的咖啡馆的女主人，她顾盼生辉，魅力无穷，其影响已远远超出了酒吧和法国滚球球场的范围。樊妮的价值，也已远远地超出了她献出的一个吻，她已经成为这个村子的公众知己，成为了当地的精神病专家，成为了她的顾客的幻想和忧伤的忠实听众。
她给予她的顾客的，既有心灵上的抚慰，又有精神上的激励。这种抚慰和激励像酒精一样让他们的勇气倍增。这使她更像一个非正式的银行家，提供足够的信用、适度的贷款，以换回最真实的现金，用作对那些抚慰和服务的回报。
这个村子慷慨地给了她大量的资本，这资本就是：闲话、夙怨、家族争斗、非法私通、天降横财——这些她都或有所闻。她谨慎地编辑着这些新闻，保护为她提供消息的人，防止产生任何疏漏。她像一位审慎精明的新闻记者，只给总统提供最可靠的消息，永远不会透露那个消息提供者的名字，所以她总能得到最直接、最可靠的消息。
然而，谣言总是会不胫而走——每个村子里都分布着这样一些居民——他们不断在街上游走，捕捉着每一丝风言风语，就像狗在追逐着皮球。
除了极少数人，村里的其他成年人每天都会到咖啡馆里转转。这些人中有一个很特别，他总是坐在酒吧最里面某个固定的位置上，仿佛要在这里待上一生。当有敌人走进来时，这个座位可是埋伏的最好位置。这人叫法瑞苟勒，是一名退休的中学教师。八年前，他结束了他的教学生涯，全力创作一本书，尽管他好像永远坐在这酒吧里，没有人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进来的。现在，咖啡馆成了他的教室，而你，如果你走进大门不够快捷的话，那么你就是他的学生。
他是法国科学院的一员，发誓用毕生精力来维护法语的纯洁，对被他称为盎格鲁一撒克逊古英语对他的母语的污染深恶痛绝，他认为这是现代社会的众多悲剧之一。
眼下，在他无数忧患意识中最强烈的那个——我称之为愚蠢之极——是好莱坞强大得无以抵挡的毒害。法瑞苟勒忧心忡忡，他将好莱坞所代表的美国电影工业，看作是美国对法国实行文化侵略的开始。可他又不反对大家去看《泰坦尼克号》。假如你肯相信樊妮，那么他是因为偏爱男主角莱昂纳多·狄卡普里奥的颧骨，而不是对影片故事本身感兴趣。如果你问他对这部电影的想法，他会简明地表达出他充满赞誉的反思：“船沉了，灾难降临到每一个人的头上。这真是太爽了。”
在那些每天按时来咖啡馆的人当中，有一个在这儿待的时间仅次于法瑞苟勒的人，叫汤米，一个住在村子里的外国人。他来自遥远的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一个小国，多年来，他刻意雕琢，希望将自己培养成一个地道的法国农民。
他大约是现在硕果仅存的只吸没过滤嘴的高卢烟的人，而且吸烟的姿势完全是农民的样子：在烟还剩四分之一，也就是一英寸左右时，他会老道地将烟头夹入嘴角，粘在下唇上。每当说话时，烟头就随着他的嘴唇上下颤动。
他只喝茴香开胃酒，在这里他指的是巴斯达嘎酒（pastaga）。他身上总是带着一种叫做欧品诺的折叠式小刀，用来切碎他每天中午都要点的炸牛排。切牛排时，他一手握着刀的木柄，横刀在牛排上，一手在刀背上轻轻拍打，好减轻那已黑得残旧不堪的刀刃的压力。看到这些，谁会想到他竟出身奥斯陆一个优雅讲究的中产阶级家庭？
汤米将自己定位为调停人——一名周旋于各种社会活动中的外交官——特别是在处理瓦尔兄弟陈年夙怨时。
这对兄弟相貌酷似，都有着威皮特狗一样的狭窄的面孔，脸色灰暗，青筋突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