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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温妮被允许来看我。她进行了梳洗打扮，至少从脸面看上去与上次相比不那么忧伤了。她给我带来了昂贵的睡裤和漂亮的丝绸睡衣。这些东西不适合在监狱里穿，倒是更适合出席沙龙时穿。我没有心思告诉她这些衣服根本不适合我在监狱里穿。但是，我知道，这些衣服是她表达爱的一种方式，也是表达与我常相厮守的决心。我感谢她，尽管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但是我们还是迅速地讨论了家庭的有关事情，特别是她将如何自食其力和抚养孩子的问题。我提及了几位会向她提供帮助的朋友的名字，还告诉她，我的几位仍然欠我钱的委托人。我告诉她，把我被捕的实际情况告诉孩子们，让他们知道我将很长一段时间不在他们的身边。我告诉她，我们并不是第一个面临这种遭遇的家庭，经历过这种艰难的人才更加坚强。我让她相信我们事业的力量，相信朋友的忠诚。她对我是那么地爱和忠贞，无论我发生什么情况，她都会坚决地支持我。管理秩序的警察假装看不见，我们用自己的力量和被压抑的情感相互拥抱和依恋，似乎这就是最后的离别。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两个人当时都没有想象我们的别离会经历那么长的时间。准尉警察允许我陪同温妮走到大门口，借此机会我能仔细地观察她，她看上去显得孤单且自豪，我一直目送她消失在拐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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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听证会定于1962年10月15日礼拜一举行。组织上成立了释放曼德拉委员会，发动了以释放曼德拉为口号的生气勃勃的运动。全国各地都举行了抗议活动，标语口号出现在了建筑物的墙上。政府则以禁止与我的监禁有关的所有集会作为报复，但是解放运动组织没有理睬这种限制。
在准备礼拜一听证会的过程中，释放曼德拉委员会在法院举行了群众示威活动。方案是让群众站立在押送我的囚车将要驶过的道路两侧。通过媒体记者的报道、探视者之间的谈话甚至狱警之间的谈话，我得知释放曼德拉委员会将要举行规模庞大的集会。
礼拜六，我正在准备下个礼拜一的听证会，此时有人吩咐我立即打点行李：听证会被转移到了比勒陀利亚，当局没有任何通知，没有一位有同情心的狱警告诉我，也没有人知道我已经离开了约翰内斯堡。
但是，运动组织的反应是迅速的，到礼拜一上午听证会开始的时候，老犹太会堂里挤满了支持者。叛国审判4年后，老犹太会堂成了我的第二个家。我的法律顾问乔斯洛沃由于被禁止仅限于在约翰内斯堡活动，不能出席听证会，我乘机让鲍勃赫普勒代替乔斯洛沃。
在那个礼拜一上午，我穿着传统的考撒豹皮服装进入了法庭。支持的人群行动一致，他们挥舞着拳头高声喊着amandla！（政权！）和ngawethu！（属于我们！）我的豹皮服装令旁观者们感到十分振奋，他们之中有许多朋友和亲属，有的甚至是从特兰斯凯一路赶来的。温妮也戴着传统的串珠头饰，穿着传统的拖到脚跟的考撒裙赶到了法院。
我之所以选择传统服装，为的是加强我是一个黑色非洲人走进白人法庭的印象。我原原本本地把我的人民的历史、文化和传统背在了我身上。那天，我感觉我自己就是非洲民族主义的体现，是非洲艰难而高尚的过去和命运未卜的将来的继承人。豹皮服装也象征着对白人司法制度的蔑视。我很了解，当局将为我的豹皮服装感到害怕，正如那么多的人害怕非洲真正的文化一样。
当人群安静下来的时候，听证会已经开始了。我正式与公诉人宝施先生和法官范赫尔顿先生见面，自从当律师的时候我就认识这位宝施先生，也早就熟悉法官范赫尔顿。我立即提出申请要求推迟两个礼拜再进行审理，因为我被押到比勒陀利亚没有被提供通知我的律师的机会。最后，我被批准延期一周审理。
在我回牢房的路上，一位非常神经质的白人狱警告诉我，监狱长雅各布斯上校要我交出豹皮服装。我说：你可以告诉他，他不可能得到它。这个狱警是一个胆小鬼，他开始颤抖起来。他苦苦乞求我，说他拿不到那套豹皮服装就会被解雇。我感到有些同情他，说：请注意，告诉你的监狱长，告诉他这是曼德拉说的。不大一会儿，雅各布斯上校亲自来到我的面前，他要我交出他叫做毯子的那套服装。我告诉他，对于我选择在法庭上穿什么服装，他无权干涉，如果他想没收我的豹皮服装，我将把这件事一直告到最高法院。上校再没有继续索要我的毯子，但是当局只允许我在法庭上穿它，不允许在往来法庭的路上穿，以防止影响其他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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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第46节：利沃尼亚（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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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周后重新开庭的时候，我被允许在我被要求辩护前可以向法庭申诉。我希望能够简单地说明，我解释说，这个案子是对非洲人民的远大理想的审判，因此，我想自己辩护是正当的。我想让这个审判班子、旁听者和媒体明白，我要把政府推上法庭。然后，我申请取消法官的审理资格，因为我认为，我从道义上不一定必须遵守我没有代表的议会制定的法律，我也不可能从一个白人法官那里讨得公道。
我为什么要在法庭上面对白人法官、白人公诉人，并被白人法警押解？有哪位能够坦诚而认真地说在这种气氛中正义的天平能够摆平？为什么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从来没有非洲人被他自己的亲戚朋友和难兄难弟审判的荣誉？我将告诉阁下这是为什么：这种铁板一块的种族歧视性司法制度确保了由法庭主持的正义要符合这个国家的政策，不管这种政策是否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与整个文明世界所接受的正义规范相抵触阁下，我十分憎恨种族歧视和种族歧视的各种表现。我将与种族歧视战斗一生。我现在与它战斗，直到我的生命结束，我将一直与它战斗。我极其痛恨我周围摆出的这种架势，因为这让我感到我是白人法庭上的一个黑人。这是大不应该的。
在审理期间，公诉人从全国各地，其中包括特兰斯凯和西南非，找了100多位证人。他们当中有警察、记者、乡镇负责人、印刷商。他们大多数都证明我非法出国和煽动非洲工人在1965年5月举行了三天罢工。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上我也没有争辩。从技术上讲，我对两种指控都不否认。
公诉人叫首相的私人秘书巴纳德证明我曾经给首相寄过信，要求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并告诉他如果不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我们将组织三天的大罢工。在对巴纳德进行反诘中，我首先向法庭宣读了我寄给首相的那封信，这封信要求首相代表全南非人民大会起草一个非种族歧视的新宪法。
曼德拉：是你把这封信放在了你的首相面前的吗？
证人：是的。
曼德拉：那么，首相对这封信有任何答复吗？
证人：他没有给写信人任何答复。
曼德拉：他没对这封信给予答复，那么，你同意不同意说这封信提出了对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最关心的问题？
证人：我不同意。
曼德拉：你不同意？你不同意人权问题、人民自由问题对非洲人来说是极其重要的问题？
证人：是的，的确是如此。
曼德拉：这些事情在其中被提到过吗？
证人：是的，我认为提到过。
曼德拉：你已经同意这封信提出了像自由权利、国民自由等问题？
证人：是的，这封信提出了。
曼德拉：那么，你当然知道非洲人不享有信中所要求的权利？他们被政府否定了这些权利。
证人：是有些权利。
曼德拉：有没有非洲人是议会的议员？
证人：没有。
曼德拉：也没有非洲人能当上省和市政府的官员吧？
证人：是的。
曼德拉：非洲人在这个国家里有没有选举权？
证人：就议会而言，他们没有选举权。
曼德拉：是的，这就是我要说的，我们正在讨论国家的议会及其他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