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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的声音要低，且不能说得清清楚楚。我要更被动、更少管闲事，我也不刮胡子、不理发。我伪装最多的是司机、厨师或园艺工。我身上穿的是现场工人穿的蓝色工作服，并且常常戴着没有镜框的茶色眼镜。我有一辆汽车，并且有一顶与我的工作服相配套的司机帽。装扮司机更为方便，因为我可以找借口开着汽车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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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第40节：黑色的海绿花（2）
在头几个月里，当局签发了抓我的逮捕证，警察到处追捕我，我的非法生活使媒体产生了许多猜测，常常在头版头条发表文章，说我藏在什么什么地方。全国各地都设立了道路检查站，但是，警察常常是空手而归。有人给我送了一个绰号，叫黑色海绿花。这个绰号有某种贬义，来源于巴罗耐斯奥卡兹的虚构人物红色的海绿花。在法国革命时期，他曾惊险地躲过了对他的一次次追捕。
我秘密地在全国各地活动：在开普与穆斯林在一起，在纳塔尔与制糖工人在一起，在伊丽莎白港与工厂里的工人在一起。我走遍了全国各地的乡镇，夜间在各地参加会议。我甚至用了满满的一口袋三便士硬币通过电话亭给新闻记者打电话，传播有关我们的计划和警察如何无能的故事，满足人们对黑色海绿花的神话需求。我会突然出现在这里或那里，使警察感到烦恼，人民却感到高兴。
有许多关于我在地下活动的传奇故事，人们喜欢美化勇敢者的传说。我确实有过几次险中逃脱的经历，但却没有人知道。有一次，我正驾驶汽车在城里行驶，遇到红灯后停在了路口。我看见左边就是威特沃特斯兰德警察局。对他们来说，这是逮捕黑色海绿花的最好机会。我头戴工作帽，身穿蓝色工作服，眼睛上挂着我的茶色墨镜。他们竟然没有认出我来。尽管我在那里等信号只等了几秒钟，但我感觉似乎等了几小时。
有一天下午，我在约翰内斯堡装扮成一个司机，身上穿着长风衣，头上戴着司机帽，正在一个僻静处等候接我的汽车。我发现一个非洲人警察大步朝我走来，我环视了一下周围的情况，看是否有逃跑的可能。但是，没等我逃跑，那个警察却冲着我微笑，并暗暗地向我行了个非洲人国民大会竖拇指礼就走开了。像这样的危险我遇到过多次，每当我遇见这种情况的时候，我更加确信，许多非洲人警察是忠诚于非国大的。有一天，一个黑人警察中士偷偷告诉温妮，一定不要让马迪巴在星期三夜里住在亚历山大，因为警察将在当天夜里发动袭击。在斗争期间，黑人警察常常受到严厉批评，但是，他们多数人都起到了极其宝贵的暗中保护的作用。
在我进行地下活动的时候，我尽可能地不修边幅。我的工作服看上去就像是一个苦力穿了一辈子的工作服。警察为我画了一张留着长胡子的像，并广泛张贴。我的同事催促我把胡子刮掉，但是，我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正因为人们认不出来，所以有时我可能会受到冷落。有一次，我计划到约翰内斯堡远郊参加一个会议，一位著名牧师安排他的朋友留我在那里住宿。我到达门口时，没等我说明我是谁，在门口的那个老太太惊叫着说：不，我不让你这样的人来这里！并赶快关上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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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转入地下后的头几个月，我在商业大街上的一户人家中住了几周。此后，我又在伯里亚与沃尔菲克代士一起住在地下的单身公寓里，那里是距离市区很近的一个白人居住区。沃尔菲是一个民主党人大会的成员，也是《新时代》的记者。他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南非和意大利打过仗。他的战争知识和亲身战斗经验对我帮助很大。在他的建议下，我阅读了普鲁士将军卡尔旺克劳塞维茨的经典著作《战争论》。克劳塞维茨的中心思想是：战争是外交通过其他手段的继续，这个思想正好与我的感觉相吻合。我依靠沃尔菲为我搜集阅读资料，但我又担心会因此影响他的生活，打扰他的工作和休闲。但是，他是一位热情好客且十分谦虚的人，从来没有抱怨过。
我睡在一张行军床上，几乎在他的公寓里住了两个月。白天躲在里面，通过百叶窗透进的光线进行阅读和筹划，召开会议则要到夜间进行。我每天早晨都会打扰沃尔菲的美梦，因为我通常5点起床并换上运动服原地跑步一个多小时。沃尔菲终于被我的养生之道所打动，开始在早上去上班前与我一起锻炼。
民族长矛军当时正在训练起爆技术。一天夜里，我陪沃尔菲到城郊的一个旧砖场去试验起爆装置。这要冒生命危险，但是我坚持要参加民族长矛军的第一次爆炸装置的试验。在砖场里，爆炸是一件平平常常的事情，因为在用大机器将黏土铲起并送进制砖机之前，要用炸药把黏土炸松。杰克霍奇森带来了一个用马口铁桶灌入炸药制成的爆炸物，并用圆珠笔内芯做成了一个起爆装置。那天夜间一片漆黑，我们只有一个小小的照明装置，我站在一旁看着他操作。准备就绪以后，我们退到远处，并开始读秒计时。当数到30秒的时候，装置发生了爆炸，扬起了许多尘土。爆炸很成功，我们迅速返回车内并四散逃离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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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第41节：黑色的海绿花（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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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伯里亚，我感到很安全。我从不外出，因为这里是白人居住区，警察大概不会到这里来搜捕我。我白天在这个公寓里读书的时候，常常在窗台上放一品托牛奶，让它慢慢发酵并变酸。我很喜欢这种酸奶，考撒人把它叫做阿玛西，并誉之为一种卫生营养食品。制作酸奶很简单，仅仅把鲜牛奶放在露天的地方，让它酸化即可。牛奶会变稠、变酸，很像酸乳。我甚至还让沃尔菲品尝了一下，但是，他只尝了一口就露出了难咽的苦相。
一天晚上，沃尔菲回来后，我们正在公寓里闲聊，忽然听见有人在窗子附近谈话。我能听出是两个非洲人用祖鲁语谈话，但无法看到他们。当窗帘被拉开的时候，我示意沃尔菲不要出声。
把我们的牛奶放在那个窗台上干什么？其中一人说。
你说什么？另一个人问。
窗台上有酸奶阿玛西，他说，这是干什么？然后是一阵沉默。那个人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只有黑人才这样把牛奶放在窗台上，黑人怎么住在白人区？我当时就意识到我需要换地方了，于是，在第二天夜里我就搬到了另一个地方藏身。
我住进了约翰内斯堡市内的一个医生家里，夜间睡在佣人居住间里，白天在医生的书房里工作。白天有人来的时候，我会躲进后院，假装是园艺工。然后，我又在纳塔尔的一个甘蔗种植园住了大约两个礼拜，与一群非洲劳工及其家属一起住在一个名叫汤加特的小社区内，那里离德班的海边不远。我住的是一个家庭旅馆，假扮成一个受政府指派来评估土地的农业示范员。
组织上为我配备了农业示范员用的工具，我每天都要检查土壤和做试验。我对我所做的工作几乎一窍不通，但是，我并不认为自己是在欺骗汤加特的老百姓。但是，这里的人多数都是农场工人，自然有辨别能力，他们没有打听我的身份，甚至当他们看见夜里有人开着轿车来到他们的社区，而且有些来人是当地的政治家时，他们也不打听我是何方人士。我常常夜里开一整夜会，白天睡一整天觉，这对于一个农业示范员来说是很不正常的。尽管我潜心于别的事情，但是我感觉与这个社区有一种亲近感。我礼拜天去教堂做礼拜，享受犹太复国主义基督教牧师们使人怦然心动的老式祈祷声。在我即将离开教堂的时候，我向一位年长者表示感谢，感谢他对我的关照。他说：你当然要受欢迎，但是，kwedeni（年轻人），请告诉我，鲁图利酋长要干什么？我被吓了一跳，但是，我很快回答了他的提问：你最好是亲自去问他，我不想提他。但是，根据我的理解，他要归还我们的土地，他要我们的国王重新当政，他要让我们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未来，过我们自己的日子。
他没有军队怎么办？那个年长者问。
我很想告诉那位老人，我正在忙着组建军队。但是，我不能说。在我受到那位老人感伤的鼓舞的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