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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法国已经四天了，在阿维尼翁待了两天。巴丽和我坐上tgv？，从阴郁、寒冷的巴黎来了这儿，一下火车，就是晴朗的天，和暖的风，每棵树上都听得到知了的合唱。在车站，我手忙脚乱地拉出行李，差一点来不及下车，结果我刚跳下火车，车门就嘶的一声，在我身后关上了。此时我暗暗告诉自己，一定把这事告诉巴巴，要是晚下车三秒钟，现在我人就在马赛了。
他还好吗？帕丽在巴黎问过我。当时我们正坐在出租车上，从戴高乐机场开往她家。
每况愈下。我说。
巴巴现在住进了疗养院。我头一次去那儿考察设施的时候，院长彭妮——一个高个子的纤瘦女人，留着草莓色的卷发——领着我转了一圈，我想：还不算太差。
然后我说：还不算太差。
这地方很干净，窗户外面正对着花园，彭妮说，每个星期三的下午四点半，他们都要在花园里开个茶会。大厅里有股淡淡的肉桂和松木味儿。护工们看上去有礼貌，有耐心，也有能力，大多数人我现在已经能叫得出名字了。我本来以为这里是一群老太婆，脸上一塌糊涂，下巴长出了胡须，流着口水，自言自语，唠叨个不停，死盯着电视屏幕。可我看到的大多数住客并没那么老，很多人连轮椅都用不着。
我本来以为很差劲的。我说。
是吗？彭妮说着，愉快而职业地哈哈一笑。
真是冒犯。对不起。
没关系的。我们完全了解，大部分人对这样的地方是有成见的。肯定会有。她回过头，用一种稳重的腔调提醒我说：这是本院的辅助生活区。从你告诉我的情况判断，我担心你父亲在这儿很难保证良好的起居。我看，记忆监护区对他更合适。咱们到了。
她用钥匙卡开了门，我们走进封闭的病区，这里闻不到肉桂或松木的味道了。我心里一凉，第一个反应就是转身走掉。彭妮伸手扶住我的胳膊，捏了一把。她看着我，目光中饱含温情。我挣扎着走完全程，内疚的巨浪没过了我的头顶。
启程前往欧洲的前一天早晨，我去看了巴巴。我穿过辅助生活区的大厅，冲卡门招招手，她来自危地马拉，负责接电话。我走过社区音乐厅，里面坐了满满一屋子老人，正在听穿礼服的高中生表演弦乐四重奏。我也经过了多功能厅，里面有电脑、书架和多米诺骨牌；我又走过公告栏，上面有成排的小贴士和通知——你知道大豆可以降低你的有害胆固醇吗？不要忘记本周二上午11点的“猜谜与思考时间”！
我走进了封闭病区。进了这道门，他们就没有下午的茶会了，也没有宾果游戏，没有人一大早就打太极拳。我去了巴巴的房间，可他不在。他的床已经收拾过了，电视没开，有半杯水放在床头柜上。我稍微松了口气。我就怕看见巴巴待在病床上，侧躺着，一只手塞在枕头下，深陷的眼睛看着我，目光空空如也。
我在康乐室找到了巴巴，他蜷缩在轮椅上，靠着打开的窗户，窗外是花园。他穿着法兰绒睡衣，戴前进帽，腿上盖着彭妮所说的烦躁围裙，上面有绳子，可以让他编穗子，还有他喜欢系上再解开的纽扣。彭妮说，这围裙可以让他的手指保持灵活。
我亲了他的脸，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有人给他刮过脸，还帮他打湿、梳理了头发。他的脸闻起来像肥皂。
明天是个大日子。我说，我要飞到法国去看帕丽。我告诉过你的，还记得吗？
巴巴干瞪着眼睛。早在中风之前，他就已经开始遁离，长久地陷入一言不发的痴呆状态，看起来郁郁寡欢。中风之后，他的脸变成了一副面具，嘴巴持久地凝固着，歪向一边，仿佛一个客客气气的浅笑，可这笑容永远爬不到他的双眼。自从中风，他再没说过一个字。有时他咧开嘴，发出一记响亮而悠长的声音——啊！——快结束时再往上提，让这个“啊”听起来颇有几分惊讶，又好像我说的话在他心里触发了一种小小的顿悟。
我们要在巴黎碰头，然后搭火车去阿维尼翁。那是个小城，在法国南部。十四世纪的时候，教皇就住在那儿。所以我们要游览一下。不过最棒的是，帕丽把我要去的事告诉了她所有的孩子，他们也要过去和我们会合。
巴巴笑了，笑得就像上个星期埃克托尔来看他时一样，就像我给他看我的入学申请时一样，我给旧金山州立大学的艺术与人文学院写了申请。
你侄女伊莎贝尔和她丈夫阿尔贝，在普罗旺斯有个度假屋，靠近一个叫莱博的小镇。我上网查了一下，巴巴。那是个非常壮观的小镇，建在阿尔皮耶山的石灰岩山顶上。到了那儿，你可以去参观中世纪的古堡遗址，远处还有平原和果树林。我一定要拍好多照片，一回来就拿给你看。
不远处，有个穿浴袍的老妇人正在美滋滋地玩着拼图。另一张桌边还有位老妇人，一头蓬松的白发，正在忙活着，往餐具匣里摆着叉子、勺子和黄油刀。角落那边的大屏幕电视上，里奇和露西？正在拌嘴，他俩的腕子被一副手铐铐在了一起。
巴巴说：啊！
阿兰——那是你侄子，和他妻子安娜也要从西班牙过来，带着他俩的五个孩子。我还不知道他们都叫什么，可我肯定会记下来的。还有——这件事最让帕丽开心了——你另一个侄子，她最小的孩子蒂埃里，也要过来。她已经好多年没见过他了。他俩一直不讲话。他在非洲工作，这次请了假飞过来。所以呢，这将是一次大家庭的团聚。
后来我站起身，准备走的时候，又一次亲了他的脸。我把脸贴到他的脸上，回想起过去，他经常到幼儿园来接我，再载上我去丹尼斯餐馆，接妈妈下班。我们坐在小隔间里，等着妈妈登记下工，经理总会舀一勺冰激凌给我，我就把它吃掉，我还给巴巴看我那一天画的画。他多么有耐心啊，每一张都看得仔细，一边认真地端详，一边频频点头。
巴巴笑了，典型的巴巴笑。
哟。我差一点儿忘了。
我弯下腰，依照旧例，开始我们的告别仪式，指尖顺着他的两颊向上，直抵他皱巴巴的脑门和太阳穴，抚过他稀疏的白发，坑坑洼洼的头皮，头皮上的结痂，直到耳后，一边摸着，一边从他脑袋里摘除所有的噩梦。我替他打开那个无形的口袋，把噩梦丢进去，再将绳子拉紧。
成了。
巴巴喉咙里咕噜了一声。
做好梦，巴巴。过两个星期我来看你。我突然想到，以前我们从来没有分开过这么长的时间。
我走开的时候，明明感觉巴巴在望着我，可我回头再看，他的脑袋却低垂着，手里玩着烦躁围裙上的一颗纽扣。
此时，帕丽谈起了伊莎贝尔和阿尔贝的房子。她给我看过那房子的照片。那是一幢漂亮的普罗旺斯农舍，用石头盖的，已经翻新过了，建在吕贝龙山上，大门外有果树和凉亭，赤褐色的瓦，屋里看得见房梁。
“我给你看过照片，可是从照片上你看不到，沃克吕兹山的景色美极了。”
“咱们都去，住得下吗？这么多人，就一幢农房。”
“plusonestdefous；plusonrit。”她说，“用英语怎么说？人越多，就越高兴？”
“热闹。”
“噢，对。就是。”
“孩子们怎么办？他们去哪儿……”
“帕丽？”
我望着她。“嗯？”
她长长地出了一大口气。“现在你可以给我了。”
我点点头，把手伸进脚下的提包。
我觉得几个月之前，我送巴巴去疗养院时，就该发现它。可是我给他收拾东西的时候，只拿了最上面的那个手提箱，就这一个，巴巴所有的衣服都能装下了，而箱子有三个，摞在一起，放在走廊的壁橱里。后来我终于鼓起勇气，去清理父母的卧室。我撕掉了旧墙纸，重新粉刷了墙壁。我搬走了他们的大号双人床，撤掉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