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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床对面，数字相框里的照片又一次发生了变化。我连着看了几张，然后想起来了。我认得这些照片，是我拍的。是我当年……干什么来着？对了，走天下。洗照片的时候，我总是一式两份，寄一套给萨丽娅。她都留着呢。这么多年啊。萨丽娅。一股甜甜的情感涌遍我全身，好像吃了蜂蜜。她就是我的亲妹妹，我活生生的“马纳尔”，一直都是。
她在楼下叫我名字。
我悄悄起身。就在走出房间的当口，我一下子看到了某个东西。某个装在镜框里的东西，钉在钟下面的墙上。黑暗里，我看不出那是什么。我开了手机，借着微光一瞧。原来是美联社的一篇报道，写的是我在喀布尔效力的那家非营利组织。我记得这篇采访。记者是个讨人喜欢的韩裔美国人，有点儿结巴。我们合吃了一盘卡布利——阿富汗的抓饭，里面是糙米、葡萄干和羊肉。文章正中配了张合影。我，几个孩子，纳比在后排，直挺挺地站着，手背在身后，兼具多种表情：愁苦，害羞，以及庄重，一如阿富汗人在照片上经常刻意摆出的姿态。阿姆拉也在，还有她的养女罗诗。所有孩子都面带笑容。
“马科斯。”
我关上手机，下了楼。
萨丽娅把一杯奶放到我面前，还有一盘热气腾腾的蛋，底下铺了一层番茄。“放心吧，奶我已经加过糖了。”
“你还记得。”
她坐下了，连围裙也懒得摘，胳膊肘放到桌上，看着我吃东西，不时拿手帕擦一下自己的左脸。
我一直试图说服她，同意让我在她脸上做做手术，每一次尝试我都记得。我告诉她，自从六十年代以来，外科技术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而我相信我能行，就算无法修复，最起码也能显著改善她面部的残损。萨丽娅拒绝了，实在让我大惑不解。我就是这个样子。她对我说。一个平淡无趣、不能令人满意的回答，我当时想，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不理解。我无情地想到了监狱里的囚犯，他们被判了终身监禁，不敢出狱，害怕获得假释，害怕改变，害怕面对没有铁丝网和岗楼的新生活。
我对萨丽娅的劝说一直持续到了今天。我知道她不会接受。可现在我理解了。因为她是对的——她就是这个样子。我无法假装知道那种日子是怎么过来的，每天在镜子里盯着那张脸，打量着那令人毛骨悚然的毁伤，继而鼓足勇气来接受它。它山一样的重负，努力，坚忍。她的接受是慢慢形成的，累月经年，如潮水冲击，雕刻出海岸上的礁石。狗只需几分钟，就能给萨丽娅一张脸，她却需要花费终生，来把这张脸塑造成新的身份。她不会允许我用手术刀让这一切前功尽弃。那就像在旧伤之上，又割开了新伤。
为了取悦她，我奋力吃蛋，哪怕并不真饿。“太好吃了，萨丽娅。”
“对了，你兴奋吗？”
“你什么意思？”
她把手伸到身后，拉开厨台的抽屉，取出一副方形镜片的太阳镜。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接着我想起来了。日食。
“哦，当然。”
“一开始，”她说，“我以为我们从针孔里看看就行了。可是后来奥蒂说你要回来。那我就说：‘成，这么着好了，咱们也时髦一下。’”
我们聊了一会儿日食，它应该在明天出现。萨丽娅说，日食将在早晨开始，大概中午结束。她已经看过了天气预报，放了心，岛上不会是阴天。她问我想不想再来点蛋，我说想，然后她告诉我，鲁索斯先生老当铺的旧址已经建起了网吧。
“我看见那些照片了。”我说，“在楼上。还有那篇文章。”
她把我掉在桌上的面包屑扑落到手里，看也不看就丢进身后的洗碗池。“哦，那很简单。再说扫描和上传也不难。难就难在按照国别给它们分类。我得坐下来好好琢磨，因为你从来都不写个说明，只寄照片。她在这方面非常较真，要按国别理顺了。她就是要弄成这个样子。她非这么干不可。”
“谁？”
她发出一声叹息。“‘谁？’他问。奥蒂呗。还有谁？”
“是她的主意？”
“那文章也是。是她在网上找到的。”
“妈妈搜过我？”我问。
“我就不该教她。现在她收不住了。”她咯咯一笑，“她每天搜你。真的。你遇上网络跟踪狂了，马科斯·瓦尔瓦里斯。”
妈妈在午后下了楼。她穿着深蓝色的浴袍，还有那双已经让我暗自憎恶的绒毛拖鞋，看上去梳了头。我见她走下楼时动作正常，总算放了心，她对我张开双臂，睡眼惺忪地笑着。
我们坐在桌边喝咖啡。
“萨丽娅呢？”她吹着杯子问道。
“出去弄吃的了，明天吃的。那是你的吗，妈妈？”我指了指新扶手椅旁边、靠墙放着的一根手杖。刚进家我都没注意到它。
“哦，我很少用它。坏天气才用，还有散步时间长的时候。即使那样，也主要图个心里舒坦。”她说起来也太轻描淡写了，我可知道，她对手杖的依赖程度远远大过她嘴上说的。“我担心的是你。那个可怕的国家，那些新闻。萨丽娅不想让我听到。她说那会让我寝食难安。”
“我们确实有暴力事件，”我说，“但总的来说，老百姓的日子该怎么过就怎么过。而且我总是很小心的，妈妈。”我肯定不会告诉她，马路对面的酒店发生过枪击，对外国救援人员的袭击近来也大幅增加，而且我所谓的“小心”，指的是我在城里开车出去时，一直带着一把9毫米的手枪，也许一开始我就不该提这茬。
妈妈喝了口咖啡，暂时鸣金。她没逼我。我弄不清这是不是好事，也不清楚她是不是走神，像老年人那样想自己的心事去了，或者这只是一种战术，不想把我逼入绝境，逼得我撒谎，或是说出只会让她揪心的事情。
“圣诞节我们想你来着。”她说。
“当时我走不开，妈妈。”
她点点头。“你现在回来了。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喝了口咖啡。我记得小时候，每天早晨我们一起去学校之前，妈妈都和我在这张桌子上吃早点，安安静静，简直可以说一片肃穆。我们谈得太少了。
“你知道的，妈妈，我也担心你。”
“用不着。我自己照顾自己，挺好的。”昔日那种目空一切的自负忽然闪现，如同雾中的一道微光。
“可是能多久？”
“我能多久就多久。”
“那等你不能的时候呢，那又怎么办？”我不是在和她抬杠。我这么问是因为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自己将来的角色是什么，也不知道我会不会扮演一个角色。
她抬起眼睛，和我四目相对。然后，她往杯子里加了一勺糖，慢慢地搅着。“这是个很有趣的事情，马科斯，但是人们通常回避这个问题。他们认为自己活着，全凭他们想要的东西，可实际上呢，支配他们的是他们害怕的东西，是他们不想要的东西。”
“我听不懂，妈妈。”
“哦，就拿你来说吧，举个例子。你离开这儿了。你过上了自己的生活。你害怕被困在这儿。和我一起。你害怕我拖你后腿。再拿萨丽娅来说。她留下了，那是因为她不想再让人盯着看。”
我看着她尝了尝咖啡，又往里面倒了满满一勺子糖。我记得我小时候每次想和她争辩，总是感觉力不能及。她说起话来根本不给我还嘴的余地，一张口就用大实话把我拍扁，有什么说什么，直截了当。我总是一个字都说不上来，就被她彻底击溃。我老觉得这不公平。
“你呢，妈妈？”我问，“你怕什么？你不想要的是什么？”
“成为负担。”
“你不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