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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了。”妈妈说。我觉得我从她的声音里听出了最微弱的一丝慌乱。
“准确地说，不是回家。他说他联系了英国一个私立学校。今年秋天我就可以入学。他来出钱，他说的。”
“那玛达丽娜阿姨呢？”
“她跑了，跟埃利亚斯。他们私奔了。”
“那电影怎么办？”
妈妈和萨丽娅交换了一下眼神，又同时朝我翻了下眼睛，于是我明白了，她俩一直都心知肚明。
2002年一个早晨，也就是三十多年之后，我正准备从雅典前往喀布尔的时候，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了玛达丽娜的讣闻。她现在挂着“库里斯”的姓，可我从那老妇人脸上认出的，不仅是她青春美貌的余烬，还有那熟悉的、明眸皓齿的笑容。下面有一小段文字，说她年轻时曾经短暂地做过演员，后来在八十年代初创办了自己的剧团，排演过几部深受评论界赞扬的作品，特别是尤金·奥尼尔的《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该剧在九十年代中期连演不衰，还有契诃夫的《海鸥》和迪米特里奥斯·姆波格里斯？的《婚约》。讣闻说，因为她的慈善工作，她的多智，她对时尚的敏锐认知，她举办的奢华派对，以及她对众多无名剧作家欣然给予的机会，使她成了雅典文艺圈里众所周知的人物。文章说她死前与肺气肿进行了漫长的苦斗，但没有提及她身后是否还有配偶或子女。我更为震惊的是，她在雅典住了二十多年的房子，离我在科洛纳基的住处只隔了六个路口。
我放下了报纸。出乎我的意料，三十多年没见过她了，如今我却感觉这死去的女人有几分不堪。这篇关于她结局的报道一下子让我产生了抵触。我过去一直在想像，她过的是一种动荡而无常的生活，岁月维艰，厄运连连，动不动就崩溃，感到懊悔，还有一连串昏头昏脑、不顾一切的桃色事件。我一直以为她会自毁，很可能因为酗酒而过早死去，人们总是把这样的死称作悲剧。我心里有一部分甚至曾经相信，很有可能她是知道的，知道她把萨丽娅领到蒂诺斯，是为了让她免受伤害，是要救她脱离苦海，因为玛达丽娜知道自己对女儿受的罪已经无能为力。可是现在，我开始用妈妈的眼光来看玛达丽娜了，妈妈肯定是这样看的，一直都这样看：玛达丽娜是个绘图员，坐在那儿，心平气和地画着她未来的地图，干净利落地把重如大山的女儿排除在边境线之外。她的成功堪称辉煌，起码按照讣闻所说，正是如此，文中简略地记录了一个精心打理过的人生，一个富含着成就、优雅，受人敬重的人生。
我发现我无法接受这种成功，这种未受惩罚的逍遥。这是反常的。为什么不必付出代价？苛求众生的因果报应又去了哪里？
可是，当我合上报纸，一种让人不得安生的疑惑又开始出现了。一个微弱的暗示提醒着我，我对玛达丽娜做出了过于苛刻的判断，她和我其实没有什么不同。难道我们不是都曾经渴望着逃离，改头换面，重塑新生吗？到了最后，难道我们不是都砍断了拴住我们的锚链，让自己得到解脱吗？可我又嘲笑着这样的疑惑，告诉自己我们毫无相似之处，而我之所以对她感到恼怒，也许只是把它当成一件面罩，用来掩饰我的嫉妒，因为她在这件事上比我成功得多。
我扔掉了这份报纸。如果萨丽娅必将知晓，那也不可能从我这儿知道。
妈妈拿着刀，把胡萝卜皮拨到碗里。她憎恶别人浪费食物。她要用这些皮腌一罐子果酱。
“哦，你有个重大决定要做了，萨丽娅。”她说。
让我意外的是，萨丽娅扭过头来问我：“你会怎么做，马科斯？”
“哦，我知道他会怎么做。”妈妈张嘴就说。
“我要去。”我说，一边回答着萨丽娅，一边看着妈妈，满心得意，因为我没像她想的那样说，而是扮演了起义者的角色。当然我的回答也是认真的。我相信萨丽娅甚至都不该犹豫。我会马上把这个机会抓在手里。那可是私校啊，而且在伦敦。
“你应该考虑一下。”妈妈说。
“我考虑过了。”萨丽娅迟疑了一下，说道。接着，她用更加迟疑的动作，抬起了眼睛，望着妈妈。“但是我不想接受。”
妈妈放下了刀。我隐约听见她舒了口气。这口气她是一直憋着的吗？就算是，她那张喜怒不形于色的脸也没有流露出任何宽慰的迹象。“回答正确。当然是正确的。”
萨丽娅把手伸过桌子，摸了摸妈妈的手腕。“谢谢你，奥蒂阿姨。”
“我只讲这一次。”我说。“我认为这是错的。你们俩都在犯错误。”
她们扭过头看着我。
“你是想让我去吗，马科斯？”萨丽娅问。
“是。”我说，“我会想你的，非常想，你知道的。但你不能拒绝私校的教育。你以后还要念大学。你可以搞研究，当科学家、教授、发明家。你不想吗？你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人。你可以想当什么就当什么。”
我一下子说不下去了。
“不，马科斯。”萨丽娅一字一顿地说道，“不，我不可以。”
她最后这句话砰然落了地，就此封死了一切辩驳的可能。
许多年以后，当我开始接受整形外科的培训时，我理解了某种东西，而那天在厨房，在我力主萨丽娅应该离开蒂诺斯，去上寄宿学校的时候，我还不能理解。后来我懂了，这个世界看不见你的内在，它一点儿也不关心你的希望、梦想，以及忧伤，它们都被皮肤和骨骼遮蔽着。这是如此简单，如此荒谬，又如此残忍。我的病人们知道这些。他们看到了，关于他们是怎样的人，将要，或者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骨架的对称程度，两眼之间的距离，下巴的长短，鼻尖投射角的大小，以及是否拥有一个理想的鼻额骨。
美貌是个巨大而不当的礼物，来得既任意，又愚蠢。
所以我选择这个专业，就是想把优势平均分给萨丽娅这样的人，用我的手术刀，一刀一刀地去纠正这任意造就的不公，对一种我发现可耻的世界秩序做出微小的反抗，活在这样的秩序下，一次狗咬，便可夺走一个小女孩的未来，让她遭到遗弃，成为歧视的对象。
至少我是这样告诉自己的。我想，还有别的理由让我选择了整形外科。比如说钱，声望，社会地位。若说我仅仅因为萨丽娅才做出这样的选择，那就过于简单——这想法也许可爱——也有点儿过于按部就班和四平八稳了。如果说我在喀布尔学到了什么，那就是人类的行为是混乱的，不可预测的，与方便的对称性毫不相关。可是，我也在选择怎样的生活模式、我的人生故事如何成形的信念中发现了安慰，就像暗房中的一张照片，故事将慢慢显现，来确证我一直想在自己身上看到的善。这个故事支撑着我。
我有一半时间在雅典行医，去皱纹，提眉毛，拉下巴，重做蹩脚的鼻子。另一半时间我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飞到世界各地，去中美洲、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南亚和远东，为孩子们工作，修复唇腭裂，去除面部肿瘤，修补面部损伤。在雅典的工作远远谈不上满足，但报酬高，可以让我在做志愿工作的时候，负担得起几个星期、几个月的花销。
后来，2002年初，我在办公室接到了一个电话，是个我认识的女人打来的。她叫阿姆·阿德莫维奇，是个波斯尼亚护士。几年前，我和她在伦敦开会时相识，共度了一个周末，有了乐事，我们都认为此事不足挂齿，但仍然保持着联系，偶尔也在社交场合见面。她说她现在为喀布尔的一家非营利组织工作，他们正在寻找一位整形医师，为儿童做手术，处理唇裂、弹片和子弹造成的面部损伤，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我当场就答应了。我打算待上三个月。我是2002年春末去的。我再也没回来。
萨丽娅在渡口接我。她扎了绿色的羊毛围巾，穿着暗玫瑰色的厚外套，里面是开襟羊毛衫和牛仔裤。这段日子她把头发留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