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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丽·瓦赫达提和我在喀布尔的房子里待了一个礼拜。她从巴黎一过来，我就领着她，在屋里屋外转了一圈。她上一次看见这房子，还要回溯到1955年，可是相当意外的是，她对这地方，对它的整体布局有着鲜活的记忆，比如说，客厅和餐厅之间有两个台阶，她说她曾坐在这儿，在一束上午九十点钟的阳光下读书。她很吃惊，因为和记忆中相比，这房子实际上如此之小。我带她上楼时，她知道哪一间曾经是她的卧室，不过现在是我的一位德国同事住在里面，他为世界粮食计划署工作。我记得，她看到卧室角落那个矮矮的小衣橱时，一下子屏住了呼吸，这是她童年时代所余不多的纪念。我记得它，纳比死前留给我的便条里写过。她蹲到它旁边，手指抚过龟裂的黄色漆皮，抚过橱门上褪色的长颈鹿和长尾巴猴子。她朝我仰起脸的时候，我看到她眼里含着少许的泪，然后她问我，非常腼腆和过意不去，问她可不可以把它运回巴黎。她提出来由她出钱，再买个新衣橱。这是她想从房子里带走的惟一一件东西。我对她说，我很高兴为她效劳。
最后，帕丽·瓦赫达提动身没过几天，我便运走了衣橱，除此之外，她回法国时什么也没拿，只有苏莱曼·瓦赫达提的速写本，纳比的信，还有她母亲妮拉的几首诗，这是纳比保留下来的。另外，她此行期间对我的惟一请求，就是安排她乘车，去一趟沙德巴格，好看一看她出生的村子，她也希望能找到她的异母弟弟伊克巴尔。
“我估摸，她一定会把这房子卖掉。”妈妈说，“现在房子是她的了。”
“她说只要我愿意，我可以一直住下去，真的。”我说，“不收房租。”
我几乎能看到妈妈不相信地紧紧抿起了嘴唇。她是岛上人。她怀疑所有大陆人的动机，对他们明显的善意之举总是斜眼相看。我知道，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为什么总有一天，只要得到机会，我非离开蒂诺斯不可。这就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听到别人这样讲话，我常常会陷入失望。
“鸽房弄得怎么样了？”我换了个话题问道。
“我得歇歇了。这事把我累得够呛。”
六个月以前在雅典，一位神经专家给妈妈做出了诊断。是我坚持要她去看医生的，因为萨丽娅告诉我，妈妈总是颤搐，抓不住东西。萨丽娅带她去的。自从看过了那位神经专家，妈妈一直手脚不停。我从萨丽娅发给我的电子邮件里得知了这些事。重新粉刷房子，修补漏水的地方，哄着萨丽娅帮她，在楼上打了个全新的壁橱，连房顶上破损的木瓦也想换掉，幸亏萨丽娅让她住了手。现在是鸽舍。我仿佛可以看见，妈妈把袖子高高挽起，手拿锤子，汗流浃背，敲着钉子，用砂纸打磨木板，和她日益退化的神经系统赛跑，趁着还有时间，让每一条神经都物尽其用。
“你什么时候回家？”妈妈问。
“快了。”我说。去年她问过我同样的问题，我说的也是快了。自从上一次回蒂诺斯，已经过去了两年时间。
短暂的停顿。“别等太久。我想看看你，趁他们还没给我绑上铁肺。”她大笑起来。这是她的老习惯了，面对霉运开个玩笑，插科打诨，哪怕流露出最轻微的自伤自怜，也要对自己加以鄙视。它还有一种自相矛盾的效果，按照我的测算，它既缩小了不幸，又放大了不幸。
“如果可以的话，回来过圣诞节吧。”她说，“一月四号之前回来，哪一天都行。萨丽娅说那一天希腊有日食。她从互联网上读来的。咱们一起看日食。”
“我尽量，妈妈。”我说。
这就像有天早晨醒来，发现一头野兽在家里徘徊。我觉得哪儿都不安全。她在这儿，在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拐角，无声地踱着步，悄悄地逼近，永远用一块手帕擦拭着脸颊，抹去嘴里不断流出的口涎。我们的房子空间狭小，逃开她是不可能的。我尤其害怕吃饭的时间，到时候就不得不忍受这样的奇景：萨丽娅撩起面罩的底边，将一匙又一匙的食物送入口中。看到这一幕，听到这声音，我肚子里真是翻江倒海。她吃起东西来声音很响，嚼到一半的食物老是湿答答的，啪的一声，掉到盘子里，桌子上，甚至地板上。任何液体，哪怕是汤，她都必须用吸管来喝。吸管平时就放在她母亲的手提袋里。她用吸管嘬肉汤，嘬得吱吱唧唧，咕咕噜噜，而且总要把面罩弄脏，肉汤顺着下巴往下流，流到她脖子上。第一次，我要求离席，妈妈严厉地瞪了我一眼。所以我就训练自己挪开目光，听而不闻，可这并不容易。有时我走进厨房，她也在那儿，坐得笔直，玛达丽娜正在往她脸上抹药膏，预防皮肤发炎。我开始在心里默默地倒数，算着日子，妈妈说过，玛达丽娜和萨丽娅只待四个星期。
我希望玛达丽娜是一个人来的。我喜欢玛达丽娜。我们，我们四个，坐在我家大门外四四方方的小院子里，她喝着咖啡，一支接一支地吸着香烟，脸上的棱角掩映在我家橄榄树的树阴下，金色的草帽戴在她头上，本该显得滑稽可笑——谁戴都会可笑的，比如妈妈，可是玛达丽娜不一样，对她这样的人来说，优雅来得不费吹灰之力，仿佛这是一门与生俱来的技艺，就像你有本事把舌头卷起来。和玛达丽娜在一起，从来不会无话可说，故事一个接一个，从她嘴里流淌而出。有天上午她和我们谈起了她的旅行，比如说去安卡拉那一次，她在恩古里苏河边闲逛，喝掺了拉克酒的绿茶，还有一次，她和贾纳科斯先生去肯尼亚，骑在大象背上，在多刺的金合欢树之间穿行，甚至坐下来，和当地的村民一起，喝玉米粥，吃椰浆饭。
玛达丽娜的故事唤醒了我心里长久以来的躁动。我总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想冲出家门，闯荡世界，勇往直前。相形之下，我在蒂诺斯的生活就显得过于平凡。我预见到自己的人生慢慢展开，不过是一片虚无，没完没了地向外延展，所以我干脆把自己在蒂诺斯度过的大部分童年岁月付诸蹉跎，我感到我是自己的一个替身，一个代理，仿佛那个真正的自我在别处栖息，等待着有朝一日，能与这个晦暗、空洞的自我复合。我觉得我是孤岛上的逃奴，自己家里的流亡者。
玛达丽娜说，在安卡拉的时候，她去过一个叫库乌卢公园的地方，看天鹅在水中游来游去。她说那水光让她目眩神迷。
“我开始狂想了。”她大笑着说。
“你没有。”妈妈说。
“老毛病了。我说得太多了。我原来总是这样。你还记得我给咱俩惹了多大的祸吗？我在课堂上说起来没完。你从来都不犯错误，奥蒂，你那么认真，那么好学。”
“很有趣，你的故事。你的生活很有趣。”
玛达丽娜眼皮一翻。“得了，你知道中国人的诅咒⑤。”
“你喜欢非洲吗？”妈妈问萨丽娅。
萨丽娅拿手帕捂住脸，没有回答。我很高兴。她说起话来会发出最古怪的声响，带着一种湿漉漉的音色，一种奇特的混合，既像大舌头般口齿不清，又好像着嗓子里含着漱口水。
“哦，萨丽娅不喜欢旅行。”玛达丽娜说着，掐掉了香烟。这句话从她嘴里说出来，就像一个不容置疑的真相。她看都没看萨丽娅，完全不需要她的同意或反对。“她还没有这方面的爱好。”
“嗯，我也没有。”妈妈还是对萨丽娅说，“我喜欢待在家里。我猜我只是从来没找到什么理由，让我非离开蒂诺斯不可。”
“不只是你，”玛达丽娜说，“我也想留下，真的。”她摸了摸妈妈的手腕。“你们知道我走的时候最怕什么吗？我最大的担心？没有奥蒂我可怎么活下去？我发誓，一想到这个我就六神无主。”
“你干得挺好的，看上去……挺好的。”妈妈慢吞吞地说着，从萨丽娅身上挪开了目光。
“你不明白。”玛达丽娜说，我意识到我就是那个不明白的人，因为她正直勾勾地看着我。“要是没有你妈，我根本撑不到今天。她救了我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