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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是小马科斯喽！她可没告诉我你有这么帅！哎哟，你和她真像，瞧这眼睛，就是，你们俩眼睛一模一样，我看肯定老有人对你这么说。我太想见到你了。你妈和我……我们……噢，不用说奥蒂已经告诉过你了，所以你可以想像啊，你可以料得到啊，我是多么激动呀，见到你们俩，认识你，马科斯。马科斯·瓦尔瓦里斯！对了，我是玛达丽娜·贾纳科斯，请允许我告诉你，我真开心死了。”
她脱掉了长及手肘的奶油色缎子手套，我只在杂志上见过这种手套，都是些淑女贵妇戴上它去晚会，在歌剧院宽阔的台阶上抽烟，要不就是被人扶着，爬出亮闪闪的黑色汽车，镁光灯噼里啪啦，照亮她们的脸。她每个指头都得揪扯半天，才把手套弄掉，然后她腰肢轻轻一弯，把手递给了我。
“你真迷人。”她说。她的手好柔软，虽然一直戴着手套，却是凉凉的。“这是我女儿，萨丽娅。亲爱的，跟马科斯·瓦尔瓦里斯问个好。”
她和我母亲一起站在房间的入口，茫然地看着我，一个瘦瘦的女孩，皮肤苍白，留着软塌塌的卷发，除了这些，别的东西我一件都没法告诉你。我没法告诉你她那天穿了什么颜色的裙子——如果她穿的确实是裙子——我也不知道她鞋子的款式，她有没有穿袜子，戴没戴手表、项链、戒指，或是耳环。我没法告诉你，因为如果你去饭馆，突然有人脱了衣服，跳上桌子，开始用甜品勺变戏法，那你就不只是看看而已，这会成为你眼里惟一的东西。盖住那女孩下半张脸的面罩就是这样。它摧毁了其他的、任何可能的注意力。
“萨丽娅，问个好，亲爱的。不要这么没礼貌。”
我猜我看见了，那个脑袋微微地点了一下。
“你好。”我粗声粗气地答道。空气在波动。一股电流。我觉得自己被什么东西电到了，一半是激动，一半是恐惧，在我体内猛然迸发，升腾，盘绕。我瞪大了眼睛，我意识到了，却没办法控制，怎么也不能将目光从那块天蓝色的面罩布上剥离，它有两副系带，拴在脑后，嘴的位置上横着开了条窄窄的口子。我一下子就知道了，不管那面罩底下隐藏着什么，我都不忍去看。可我又忍不住去看。我生活中的一切都不可能再恢复正常的方向、节奏和秩序了，除非我亲眼看到究竟是什么东西如此可怕，如此惊悚，而这又是我和其他人都不允许看到的。
还有另一种可能，这面罩的用途也许是为了将萨丽娅与我们隔离，让我们回避。最起码，在初次相见的时候，带着令人头晕目眩的刺痛，这个目的达成了。
玛达丽娜和萨丽娅待在楼上整理行李，妈妈进了厨房准备晚餐，给鳎目鱼挂糊。她要我给玛达丽娜煮一杯埃利尼科斯咖啡③，我煮了，她又要我给她端上去，我也端了，还有一小盘帕斯特利④，放在托盘上。
一想起接下来发生的事，虽然几十年过去了，羞耻仍然淘洗着我，就像某种热辣辣、黏糊糊的液体。直到今天，那个场景依然历历在目，像照片一样凝固着。玛达丽娜站在卧室的窗前，吸着烟，看着海。她戴着一副圆框眼镜，黄色的镜片，一只手扶着屁股，双脚交叠。圆桶女帽放在梳妆台上。梳妆台的上方有面镜子，镜子里是萨丽娅，坐在床边，背对着我。她弯着腰，正在做着什么，也许是在解鞋带，我看得出她已经摘下了面罩。面罩就挨着她放在床上。一丝寒意顺着我的脊梁骨一路向下，我想让这一切停下，可我的手在抖，抖得碟子上的瓷杯叮当乱响，抖得玛达丽娜朝我扭过脸，抖得萨丽娅抬起了头。我一下子在镜中看到了她的脸。
托盘滑离了我的手。瓷杯子碎了，热咖啡洒了，托盘咣当当从楼梯上滚落。这是突如其来的重重一击，我匍匐着，在碎裂的瓷片上呕吐，玛达丽娜说着“哎哟哟，哎哟哟”，妈妈跑上楼，叫喊着：“出什么事了？你干了什么，马科斯？”
狗把她咬了。妈妈告诉过我，警告过我。她留了疤。狗不是咬萨丽娅的脸；狗把她的脸吃掉了。也许我可以找到合适的字眼，来描述那天我在镜子里看到的，但那个字绝对不是疤。
我记得妈妈双手抓住我的肩膀，拽我起来，把我转了半圈，问我：“你怎么了？你哪儿不舒服？”我也记得她抬起眼睛，目光越过我的头顶，然后就僵在那儿了。要说的话死死卡在她嘴里。她脸上一片空白，双手从我肩头滑落。接着，我目睹了最不寻常的事，我觉得这件事就像我当场看见康斯坦丁国王穿着小丑的衣服出现在我家门口一样：那是一滴泪，涌出了我母亲右眼的眼角。
“她什么样子？”妈妈问。
“谁？”
“谁？那法国女人。你房东的外甥女，巴黎来的教授。”
我把听筒换到另一边的耳朵上。我很吃惊，她还记得。我一辈子都有种感觉，我对妈妈说的话她是听不见的，统统消失在太空里了，好像我们之间有静电干扰，线路很差。有时我从喀布尔打电话给她，就像现在这次，我感觉她好像悄悄把听筒放下，人走掉了，剩下我对着另一块大陆上的空气说话，就算我能感到我母亲在电话线另一头的存在，就算我听得到她在我耳边喘息，也还是这种感觉。其他时间，我会给她讲一些我在医院的见闻——比如说，有个父亲抱来个血肉模糊的男孩，弹片深深嵌在他脸上，一只耳朵完全撕掉了，这是又一个受害者，他在错误的日子和错误的时段，在错误的街道上玩——毫无预兆地突然出现一记巨大的敲击声，然后妈妈的声音突然远了，听不清了，忽高忽低，脚步回响，有什么东西在地板上拖过来，我默不作声，一直等到她回来，她早晚会回来的，有点儿上气不接下气，解释着：我跟她说过了，我站着挺好的。我说得很清楚。我说：“萨丽娅，我愿意站在窗户前，看着下面的海，和马科斯说话。”可是她说：“你会累着自己的，奥蒂，你得坐下。”接下来的事我知道，她要拖扶手椅了——那个大大的皮家伙，去年她给我买的——她要把它拖到窗户跟前。我的天，她可真壮实。你没见过这椅子，当然没有。就是，当然没有。然后她带着佯怒，叹一口气，要我继续讲我的故事，可是到了这会儿，我已经心乱如麻，哪里还讲得下去。最终的效果是，她让我感觉自己受到了不言而喻的谴责，不仅如此，她还让我感觉自己活该受到这种谴责，让我感到内疚，因为心照不宣的过错，因为那些从未受到正式控告的罪行。即使我真的把故事讲下去，在我自己听来，它也没什么劲了。它根本比不上妈妈和萨丽娅的扶手椅大戏。
“她叫什么来着？”妈妈现在问道，“帕丽什么的，对吗？”
我和妈妈说过纳比的事，他是我亲密的朋友。对他的生平，她只知道大概的情况。她知道他在遗嘱中把喀布尔的房产留给了外甥女，在法国长大的帕丽。可我没和妈妈讲过妮拉·瓦赫达提，没讲过她丈夫中风后，她离家出走，去了巴黎，也没说过纳比对苏莱曼几十年的照料。那段历史。太多去而复返重合。一如在朗读你自己的起诉书。
“帕丽。对。她人很好。”我说，“很热情。特别是对一个学者来说。”
“她干什么的来着，化学家？”
“数学家。”我说着，合上了笔记本电脑。雪又下起来了，下得不大，小小的雪花在黑暗中旋舞，轻轻撞着我的窗。
我对妈妈讲起了帕丽·瓦赫达提最近的来访，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来的。她实在很可爱。文静，苗条，白头发，长脖子，脖子两边各有一条蓝色的静脉，亲切的微笑，露出大大的齿缝。她好像有点儿脆弱，比实际年龄显老。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尤其是两只手的骨性突起。功能还在，但那一天终将到来，她自己也知道。这让我想到了妈妈，她将来也会有那一天。
帕丽·瓦赫达提和我在喀布尔的房子里待了一个礼拜。她从巴黎一过来，我就领着她，在屋里屋外转了一圈。她上一次看见这房子，还要回溯到1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