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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觉虚伪的谦虚并不符合她的性格，因此只能假定，这番话是她对自己早期作品的诚实评价。若然如此，这种评价便太过苛刻了。她这一时期的诗作其实极为出色，即便经过了翻译，也是如此，更要考虑到她创作时还如此年轻。这些诗非常动人，意象丰富，感情饱满，不乏洞见，而且极富魅力，优美地表达了寂寞和难以抑止的悲伤。诗中记录了她的沮丧，也记录了初恋的波峰与浪谷，道尽了稚爱的辉光、诺言和罗网。还常常带有一种超验的幽闭恐惧症的感觉，仿佛天空在不断压低，始终挥之不去的还有一种在暴政环境下奋力挣扎的感觉，暴政往往表现为一个从未具名的男性形象，阴森可怖，若隐若现。人们可以想见，那是对她父亲的影射，这一点并不那么隐晦难解。我把这些话讲给她听了。
艾蒂安·布斯图勒：在这些诗中，您还挣脱了节奏、韵律和音步的束缚，而就我所知，这些特点对古典波斯语诗歌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您对意象的使用随心所欲。您突出了日常生活中没有规律可循的细节。依我之见，这是非常具有开创性的。公平地说，如果您生在一个更为富庶的国家，比如说伊朗，那么现在，几乎可以肯定，您已经被奉为文学先锋了。我这样说对吗？
她撇撇嘴，笑了一下。
妮拉·瓦赫达提：您猜好了。
艾蒂安·布斯图勒：还有，我对您刚才说的话非常吃惊。对这些诗，您说您并不以此为荣。那么您有过自己喜欢的作品吗？
妮拉·瓦赫达提：您问了个棘手的问题。我想我可以作出肯定的回答，只要不考虑它们的创作过程。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的意思是结果和手段应该分开。
妮拉·瓦赫达提：我把创作过程当作一种必要的盗窃行为。如果对一部优美的作品深入挖掘，布斯图勒先生，您一定会找出形形色色不光彩的举动。创作意味着对他人生活的恣意破坏，把他们变成不情愿，也不知情的参与者。你盗取别人的欲望，别人的梦想，偷走别人的缺陷，别人的痛苦。你拿走了不属于你的东西。你是故意在这样做。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就特别长于此道。
妮拉·瓦赫达提：我这样做不是出于某种崇高、堂皇的艺术观念，而只是因为我没有选择。创作的冲动实在过于强烈，如果我不屈服，就会失去理智。您问我是否引以为荣。我发现有的东西很难去夸耀，因为我知道，这是通过道德上有疑问的手段获得的。谁吆喝谁决定吧，或者谁也别做这个决定。
她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又拿瓶子里剩下的给自己满上。
妮拉·瓦赫达提：不过呢，我可以告诉您，在喀布尔一个替我吆喝的人都没有。在喀布尔没人把我看成是什么先锋，我只是个粗俗，放荡，不道德的人物。尤其是我父亲。他说我写的东西纯属婊子的梦话。他用的就是这个字眼。他说我败坏了他的姓氏，再也无法补救。他说我背叛了他。他不停地问我为什么，为什么我觉得做一个品行端正的女人就那么难。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是怎样回答的？
妮拉·瓦赫达提：我告诉他，我不在乎他那套品行端正的说辞。我告诉他，我才不想拿狗链子往自己的脖子上套呢。
艾蒂安·布斯图勒：我猜这只会让他更生气。
妮拉·瓦赫达提：那当然。
我犹豫了一下，不知道接下来的话当讲不当讲。
艾蒂安·布斯图勒：可我确实理解他的愤怒。
她眉毛一立。
艾蒂安·布斯图勒：他就像个族长，对不对？而您对他相信的一切，珍视的一切，构成了直接的挑战。争辩呢，在某种程度上说，既通过您的生活，也通过您的写作，是在为女性拓展新的边界，让女性拥有以自己的身份发言的权利，从而实现合理的自我认同。您当年一直在反抗男人的垄断性特权，这种特权世世代代都由他那样的男人把持着。可以说，您当年讲的是不能讲的话。您当年从事的是一场小规模的、一个女人单打独斗的革命。
妮拉·瓦赫达提：那段时间我一直以为自己在写性。
艾蒂安·布斯图勒：性确实是一个方面，难道不对吗？
我翻了翻笔记，提到几首诗，它们都非常明显地涉及了肉欲——《棘》，《枕》，《如果没有等待》。我也实言相告，这几首并非我的最爱。我评论说，它们缺乏细腻和朦胧。打动我的是诗中的挑衅色彩，而这正是阿富汗妇女的愤怒控诉。
妮拉·瓦赫达提：是的，我的确愤怒，我愤怒是因为那种一定要让我与性绝缘、与我自己的身体绝缘的态度。因为我是个女人。而女人，你不知道吗，女人在感情上，在道德上，在智力上，统统都发育不全。女人缺乏自我控制，对不对，她们容易受到肉体上的诱惑。她们是性欲超强的生物，因此必须加以约束，以免她们钻进每一个艾哈迈德，每一个马哈茂德的被窝。
艾蒂安·布斯图勒：可是……请恕我直言……您恰恰就是这样做的，对吗？
妮拉·瓦赫达提：那只是对旧观念的抗议。
她爆出一阵开心的大笑，充满了调皮和狡猾的机灵劲儿。她问我想不想吃午饭，说她女儿最近刚帮她把冰箱装满，接下来她做了熏火腿三明治，吃到嘴里才知道好吃极了。她只做了一个。她自己喝酒。她又拿了一瓶，拔掉塞子，点了支烟，这才坐下。
妮拉·瓦赫达提：您是否同意，布斯图勒先生，为了这次交谈，我们应该让气氛保持融洽？
我说我同意。
妮拉·瓦赫达提：那就帮我两个忙：一、吃您的三明治；二、不许再看我酒杯。
不用说，这一招先发制人，打消了我探问喝酒之事的所有念头。
艾蒂安·布斯图勒：后来怎么样了？
妮拉·瓦赫达提：我病了，那是1948年，我十九岁。病得很厉害，具体什么病我就不说了。父亲带我去德里看病。他陪我待了六个星期，让大夫们给我治疗。他们说我差点死掉。也许我应该死。对一个年轻诗人而言，死亡大概是个相当不错的事业上的进步。回来以后，我变得脆弱而孤僻。我厌倦了写作。食物、谈话和娱乐都变得索然无味。我讨厌有人来访。我只想拉上窗帘，整天睡觉，也希望天天如此。这的确成了我最主要的活动。最后，我下了床，慢慢恢复了日常作息，只因为这是一个人不得不为的必要活动，以此保持身体的机能和表面上的教养。可我觉得不完整了，好像把一件极其重要的东西留在了印度。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父亲担心吗？
妮拉·瓦赫达提：恰恰相反。他很受鼓舞。他认为与死亡的邂逅已经让我摆脱了不成熟和任性。他不理解我感到的是失落。我读到过，布斯图勒先生，如果雪崩把你埋住，你倒在好多好多雪的下面，就会分不清上在哪边，下在哪边。你想把自己挖出去，却选了错误的方向，于是把你自己挖进了死亡。这就是我当时的感觉，迷失了方向，置身于混乱的状态，却没了罗盘。还有无法形容的沮丧。处在这种状态下，你就会变得非常脆弱。可能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吧，第二年，也就是1949年，当苏莱曼·瓦赫达提向我父亲提亲时，我表示了同意。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那时二十岁。
妮拉·瓦赫达提：他可不是。
她问我要不要再来一块三明治，我谢绝了。那再来一杯咖啡？我接受了。她一边开始烧水，一边问我结婚了没有。我告诉她没有，也不知道将来会不会结婚。她回过头，看着我，目光逗留不去，然后咧嘴一笑。
妮拉·瓦赫达提：唉，平时我可一眼就能看出来。
艾蒂安·布斯图勒：真神奇！
妮拉·瓦赫达提：大概是脑震荡。
她指了指印花方巾。
妮拉·瓦赫达提：这可不是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