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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这样讲。
于连问她从数学里体验到了什么，她说她得到了慰藉。
“是‘畏惧’吧，我看这个词可能更合适。”他说。
“这也是它的一部分。”
她说，数学公理的不变性，不随意也不模糊，可以让人从中找到安慰。虽然知道答案难以解出，但它们总能被发现。它们就在那儿，等待着，终究会有人拿着粉笔，把它们潦草地写出来。
“你想说的是，它与生活完全不同。”他说，“生活中的问题不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太多，怎么也理不清。”
“我有那么透明吗？”她大笑起来，用餐巾挡住自己的脸，“我觉得自己好白痴。”
“一点也不。”他说。他扯掉了餐巾，“一点也不。”
“像你学生是吧。我肯定让你想起学生来了。”
他又问了些问题，帕丽从中看出，他对解析数论有相当的了解，而且至少是附带着的，他也通晓卡尔·高斯和伯恩哈德·黎曼。两人一直聊到天黑。他们喝了咖啡，接着是啤酒，不过瘾，又喝了葡萄酒。然后，实在没法再拖下去的时候，于连靠近了一些，用一种礼貌的、很有责任感的语气说：“告诉我，妮拉怎么样？”
帕丽猛吸了一大口气，腮帮子鼓着，慢慢把这口气吐出。
于连会心地点着头。
“她的书店可能开不下去了。”帕丽说。
“很遗憾听到这个消息。”
“这些年生意越来越不好做。她可能不得不把书店关掉。别看她不想承认，但肯定会很痛苦。对她的打击肯定蛮大。”
“她还在写作吗？”
“早不写了。”
他很快换了话题。帕丽如释重负。她不想谈妈芒，也不想谈她的酒瘾，还有苦口婆心劝她继续服药的事。帕丽想起了那些尴尬的目光，每次她和于连独处，而妈芒在隔壁房间换衣服的时候，于连便看着帕丽，她绞尽脑汁，想说点什么。妈芒肯定感觉到了。难道就是这个原因，让她和于连分了手？如果是这样的话，帕丽隐隐约约地觉得，她这么做倒更像是个嫉妒的情人，而不是要保护女儿的母亲。
几个星期之后，于连请帕丽搬去和他同住。他的小公寓位于左岸的第七区。帕丽答应了他。此时科莱特动辄伤人的敌意，已经让公寓里的气氛变得不适合居住了。
帕丽还记得在于连家和他一起度过的第一个星期天。他们靠在沙发上，紧紧相挨。帕丽满心欢喜，还在半梦半醒之间。于连喝着茶，两条长腿搁在茶几上。他在读报纸末版上的一篇评论。唱机里放着雅克·布雷尔的歌。时不时地，帕丽把脑袋挪到他胸前，于连便低下头，轻轻吻一吻她的眼皮、耳朵，或者鼻子。
“咱们得告诉妈芒。”
她能感觉到于连的身体一下子绷紧了。他合上报纸，摘下老花镜，把它们放到沙发扶手上。
“她需要知道。”
“我猜是吧。”
“你‘猜’？”
“不，不是。你说得对。你该给她打个电话。不过小心点。别请求她允许，也别要她祝福，肯定哪一样你都得不到。告诉她就行了。而且让她明白，这不是讨价还价。”
“你说得倒容易。”
“嗯，也许吧。还有，别忘了妮拉是个报复心很强的女人。很遗憾我这么说，但就是这个原因，我们分了手。她报复心强得惊人。所以我知道。这对你可不容易。”
帕丽叹了口气，闭上眼睛。一想到这事，她心里便揪得慌。
于连抬起手，抚摸着她的背。“别太较真了。”
第二天，帕丽给她打了电话。妈芒已经知道了。
“谁告诉你的？”
“科莱特。”
果然，帕丽想。“我正要告诉你来着。”
“我知道你会。你这不就告诉我了吗？这种事瞒不住的。”
“你生气了？”
“我生不生气要紧吗？”
帕丽站在窗前，伸出一根指头，心不在焉地放到于连破旧的烟灰缸上，摸索着它蓝色的镶边。她闭上眼睛。“不，妈芒，不要紧。”
“哼，我倒真想告诉你，那事儿无所谓，伤不了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不是才怪。”
“为什么我想伤害你，妈芒？”
妈芒大笑起来。一种空洞而难听的声音。
“有时我看你啊，在你身上看不到我自己。当然看不到嘛。话说回来，我想这也不意外。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帕丽。我不知道你是谁，也不知道你安的什么心。我觉得你好陌生。”
“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帕丽说。
可她的母亲已经挂断了电话。
《阿富汗夜莺》节选
——妮拉·瓦赫达提访谈录
作者：艾蒂安·布斯图勒
《视差》第84期（1974年冬季号），第38页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的法语是在这儿学的吗？
妮拉·瓦赫达提：小时候在喀布尔我母亲教的。她只跟我讲法语。我们天天上课。她离开喀布尔让我非常难受。
艾蒂安·布斯图勒：她回法国了？
妮拉·瓦赫达提：是的，1939年，我父母离了婚，当时我十岁。父亲就我一个孩子。让我跟母亲走，那绝对不可能。所以我留下来了，她去了巴黎，和她妹妹阿涅丝一起生活。父亲为了缓解我的失落，就请了家庭教师，还让我学马术，上美术课，就是不想让我闲下来。可是什么也代替不了母亲。
艾蒂安·布斯图勒：她后来怎么样了？
妮拉·瓦赫达提：唉，她死了。纳粹到巴黎的时候。不是他们杀的。他们杀了阿涅丝。我母亲死于肺炎。父亲没告诉过我，盟军解放巴黎以后他才说，可那会儿我已经知道了。我就是知道。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一定很难过。
妮拉·瓦赫达提：天塌了一样。我爱我母亲。我本来计划战争以后去法国，和她一起生活。
艾蒂安·布斯图勒：我猜您的意思是说，您和您父亲相处得并不愉快。
妮拉·瓦赫达提：我们的关系非常紧张。我们吵架，总是吵，这对他倒是个新奇的经验。他很不习惯有人跟他顶嘴，特别是女人。他申斥我，关于我穿了什么，去了哪儿，说了什么，怎么说的，对谁说的。我胆子大了，不管不顾，他倒越来越像个苦行僧，越来越禁欲。理所当然，我们成了死对头。
她咯咯笑着，伸头到脑后，紧了紧印花方巾的结。
妮拉·瓦赫达提：后来我就开始谈恋爱，一次又一次，不顾一切，而且我找的人总是不对头，可把我父亲吓坏了。有一回是个管家的儿子，还有一次是个低级别的公务员，他帮我父亲办过事。都是些草率而任性的感情，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厄运。我偷偷摸摸地约会，从家里溜掉，然后呢，自然会有什么人给我父亲通风报信，说在大街上看见我了。他们告诉他，我正在外面撒欢儿呢。他们总是这个样子讲话——我在“撒欢儿”。要不然他们就说，我在招摇过市。于是我父亲就会派出搜索队，把我弄回去。他把我锁在屋里。他会在门外说，你真让我丢脸。你为什么让我这样丢脸？我该拿你怎么办啊？有时候他用皮带，或是握紧的拳头来回答这个问题。他追得我满屋子跑。我想，他认为可以使用恐怖手段，来让我屈服。那段时间我写了大量的诗，很长的、让人脸红的诗，充满了青春期的激情，恐怕也相当地夸张和造作。笼中的小鸟啊，带镣铐的恋人啊，诸如此类的东西。我并不以此为荣。
我感觉虚伪的谦虚并不符合她的性格，因此只能假定，这番话是她对自己早期作品的诚实评价。若然如此，这种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