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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赫达提先生对客人热情有限，只是做个样子，应酬一下。大部分时间，他都待在角落里，脸上带着一种冷淡的表情，转动着手里的一杯苏打水，有人和他说话，他也只是客客气气地笑一笑，依旧闭口不言。等到客人们开始要求妮拉朗诵诗作的时候，他便像往常一样提前告退了。
直到那天晚上之前，这都是我最喜欢的节目。她开始朗诵的时候，我总能找到不必走远的工作，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侧耳倾听。妮拉的诗和我从小所知的大为不同。正如您所了解的那样，我们阿富汗人热爱诗歌，就算最没文化的人，也背得出哈菲兹、海亚姆或萨迪的诗篇。您还记得吗，马科斯先生？去年您跟我说过，您有多么热爱阿富汗人。我问您为什么，您大笑着回答：因为就连你们的涂鸦艺术家，也把鲁米往墙上喷。
可是，妮拉的诗违背了传统。它们不遵从格律，表现的也不是常见的事物，比如树啊，春天的花啊，夜莺一类的鸟啊。妮拉写的是爱情，而且这种爱情，也不是鲁米或哈菲兹笔下那种苏菲式的思慕，而是肉体上的爱。她写情人们在枕边私语，互相抚摸。她写肉体上的享乐。我从来没从女人嘴里听到过这样的语言。我站在那儿，听着妮拉略带沙哑的声音飘过走廊。我的眼睛合上了，耳朵烧得通红，想像着她在读给我听，我俩才是诗中的情侣，直到有人要添茶，要吃煎蛋，才会打破这种迷醉的状态，然后妮拉叫我的名字，我便赶快跑开。
那天晚上，她特意朗读的诗让我猝不及防。它写的是村子里一个男人和他妻子，正在哀悼他们死于寒冬的婴儿。客人们好像非常喜欢这首诗，不停地点头称道，屋里到处都能听见赞赏的低语，当妮拉从纸上抬起头的时候，他们热情地鼓掌欢呼。我的感觉却是惊愕与失望，因为我妹妹的不幸竟然成了来宾的娱乐。有种感觉在我心里挥之不去：我遭到了难以说清，却已伤人的背叛。
派对之后过了两天，妮拉说她要去买一个新的手提包。瓦赫达提先生正在餐桌边读报纸，桌上是我给他做好的午餐，扁豆汤和馕。
“你需要什么吗，苏莱曼？”妮拉问。
“不，阿齐兹，谢谢你。”他说。我很少听到他用“阿齐兹”以外的字眼称呼她，这个词的意思是“心爱的”、“亲爱的”，可是每次他这样叫她的时候，这两口子之间的距离都变得更加遥远，每回它从瓦赫达提先生的嘴里迸出来，原本用来表达爱意的这三个字，听起来都是那样生硬。
去商店的路上，妮拉说她要去接个朋友，然后告诉我去朋友家怎么走。我把车停在马路边上，看着她走进街区，走向一幢亮粉色外墙的两层楼房。一开始，我没熄火，可是五分钟过去了，妮拉还没回来，我便关掉了引擎。我这么做就对了，因为直到两个钟头以后，我才看见她苗条的身影，悄悄地沿着人行道走回汽车。我拉开后门，她钻进车里的时候，我闻到她身上有另一种味道，潜藏在我熟悉的、她自己的香水下面，有点像雪松，好像还有一丝生姜味儿，我记得这味道，两天前的那个晚上，我在派对上闻到过。
“我没找到中意的。”妮拉坐在后座上，一边重新涂着口红，一边说。
透过后视镜，她看到了我脸上的不解，便放下口红，从睫毛下盯着我。“你拉我去了两家商店，可我没找到自己喜欢的包。”
她的目光在镜子里死盯住我的眼睛，停留了片刻，等待着。我明白了，我已经被拉进了一个秘密。她在考验我的忠诚。她在要我做出选择。
“我认为您应该去了三家商店。”我有气无力地说道。
她撇撇嘴，笑了笑。“parfoisjepensequetuesmonseulami，纳比。”
我眯起了眼睛。
“意思是：‘有时候我觉得你是我惟一的朋友。’”
她朝我灿烂地一笑，可这样也没法提振我下坠的心。
那天余下的时间，我做家务的时候，速度只有正常的一半，平时的热情也只剩下了一点。当晚，男人们又过来喝茶，有一位还给大伙唱了歌，可是歌声也没能让我的心情好转。我感觉戴绿帽子的人是我。我也相信，我终于脱离了她的控制。
可是第二天一早，我醒来的时候，它又出现了，再一次填满了我的住处，从地板到顶棚，渗入四壁，浸润着我的呼吸，如同潮气。不管用啊，马科斯先生。
我没办法告诉您，具体是在什么时间，这个想法成了形。
也许是那个秋天的早晨，起了风，我在伺候妮拉喝茶，弯腰为她切下一片粗麦蛋糕，此时，放在窗台上的收音机里说，1952年的冬天可能比前一年更为寒冷。也许是在此之前的那一天，我拉她去有亮粉色外墙的那幢房子，或者还要往前，那一次在车里，她哭，我拉着她的手。
不管是哪一天，一旦我有了这个想法，就怎么也抹不掉了。
马科斯先生，我想告诉您，我那时绝对问心无愧，并且深信自己的提议是出于好心和真诚的目的。这样做虽然会有一时的痛苦，但是从长远来看，对大家都有好处。可我也有些不太光彩的，自私自利的动机。最主要的就是：我想给妮拉一件东西，一件其他男人，不管是她丈夫，还是粉色大宅的主人都给不了的东西。
我先跟萨布尔讲了。要是为自己辩解的话，我一定会说，如果我认为萨布尔能接受我的钱，那么我会很乐意把钱给他，而不是提出这个建议。我知道他需要钱，因为他跟我说过，他正在拼命找工作。我也可以从瓦赫达提先生那儿预支些工钱，借给萨布尔，帮他一家子挺过这个冬天。可是萨布尔像我的许多同胞一样，总是受到自尊心的折磨。这种折磨既幼稚可笑，又难以动摇。他永远都不会要我的钱。我本来一直给帕尔瓦娜汇款，可她一过门，萨布尔就不肯再接受这笔小钱了。他是男人，他要自己养家。后来他死就死在了这上面，还不到四十岁，他有一天出门，到巴格兰附近一个地方，下地收甜菜，一下子就垮了。我听说，他死的时候还拿着割甜菜的镰刀，满手的水泡，流着血。
我没做过父亲，因此没办法假装自己懂得萨布尔做出那个决定时，经历了怎样痛苦的思索。瓦赫达提两口子是怎么商量的，我也不知情。我把这主意告诉妮拉的时候，只是要求她和瓦赫达提先生商量时，别说这是我的主意，而是她自己的想法。我知道瓦赫达提先生会反对。我从来没在他身上瞧见一丝做父亲的本能。说实在的，我曾经怀疑过，也许正是因为妮拉生不了孩子，才让他下决心娶她。不管怎样，我远远躲开了这两口子之间的紧张气氛。每当入夜，我躺下睡觉的时候，那一幕总是浮现在眼前：我告诉了妮拉，她抓起我两手，泪水夺眶而出。她凝视着我，带着感激，还有——我敢肯定——某种像爱一样的东西。我只想到这是由于我给她的礼物，那些远比我更有前途的男人都给不了她。我只想到，我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了她，给得那么彻底，那么快乐。我还想，还希望——这当然很愚蠢——从此以后，她不只把我看成仆人。
瓦赫达提先生终于松了口，我对此并不吃惊，妮拉是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女人。我随即通知了萨布尔，并且提出开车去沙德巴格接他和帕丽。可我到现在也没完全理解，他为什么宁愿步行，送女儿到喀布尔来，又为什么允许阿卜杜拉同行。也许他想和女儿多待哪怕一点点时间，也许他想通过旅途中的艰辛来赎罪，也许这只是出于萨布尔的自尊，不想和买走他女儿的人同车。不过最后，他们还是到了，他们仨，满身风尘，按照事先的约定，等在清真寺前。我拉上他们，去瓦赫达提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