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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我们就天天交谈了，妮拉和我，通常是在上午较晚，她坐在游廊上喝咖啡的时候。我会晃悠过去，假装有这样那样的活儿要干，然后倚着铁锹，要么就守着杯绿茶，和她讲话。她能选我，让我感到格外受宠。要知道，我可不是惟一的仆人。我已经提到过那个寡廉鲜耻的癞蛤蟆扎希德了，还有个双下巴、大脸盘的哈扎拉妇人，她每个礼拜来两次，洗衣服。可是妮拉就选了我。我是惟一的人。我相信，连她自己的丈夫也没这福分，和他一起，只会增添她的孤独。一般情况下，都是她说我听，我觉得这样挺好的。能做她一口缸，让她往里倒故事，我已经备感幸福。比方说，她跟我谈起过她和父亲去贾拉拉巴德打猎的事，还说那些死鹿无神的眼睛如何好几个礼拜缠着她不放。她说她小时候和母亲一块儿去过法国，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事。一路上，她又坐火车，又搭船。她跟我讲了火车轮子咣当咣当，简直要震断肋骨的感觉。她还清楚地记得吊钩上垂挂的窗帘，相互分隔的卧车包房，以及蒸汽机车有节奏的喷气和嘶鸣。她告诉我，她得过一场大病，去年和她父亲一起，在印度住过六个礼拜。
时不时地，趁她扭头往茶碟里弹烟灰的当口，我便偷偷瞥一眼她那红艳艳的脚指甲，刮过毛的，散发出淡淡金色光华的小腿，还有她高高的足弓，而且，我总要多看一眼她那对饱满的，形状完美的乳房。我真觉得不可思议，有些男人抚摸完这两只乳房，和她做爱，亲吻过它们之后，竟然还能活在世上。难道你做完之后，这辈子还有什么别的追求不成？一个已经站上世界之巅的男人还能再往何处去？可一旦她回过头，面对着我，我便猛然警醒，下意识地收起目光，看着安全的地方。
随着她越来越放松，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就在那些上午的闲谈期间，她抱怨起了瓦赫达提先生。有一天她说，她发现他冷漠而傲慢。
“他对我一直非常宽厚。”我说。
她不屑一顾地摆了摆手。“得了，纳比。你用不着帮他说话。”
出于礼貌，我低下了头。她说的未必不是事实。的确，举个例子来说吧，瓦赫达提先生有一种习惯，老是用一种高高在上的语气，纠正我说话的腔调，也许是的，你可以把这理解为傲慢。有时我走进房间，把一盘甜点放到他面前，给他添上茶，擦掉他桌上的糕饼屑，可他呢，对我不理不睬，好像我都不如爬在纱门上的一只苍蝇。他对我完全无视，连眼皮都不抬一下。说到底，尽管像是小小的诡辩，可我也知道，那些住在同一个住宅区的人——我给他们做过工的人——是打自己仆人的，用棍子打，拿皮带抽。
“他没有幽默感，也没有冒险精神。”她说，百无聊赖地搅拌着咖啡。“苏莱曼是个暮气沉沉的老头子，空有一副年轻的皮囊。”
我被她突如其来的坦率吓了一跳。“确实，瓦赫达提先生非常罕见地安于孤独的状态。”我说，小心谨慎地选择着婉转的措辞。
“也许他应该和他妈住在一起。你觉得呢，纳比？我跟你说，他俩才是天生的一对。”
瓦赫达提先生的母亲是个难缠的，相当傲慢的女人，住在喀布尔另一个城区，有一群俯首帖耳的仆人，两条深受宠爱的狗。她对这两条狗格外溺爱，不让它们和仆人平起平坐，而是高过仆人们，高出好几个等级。这是一对矮小，无毛，丑陋的怪物，容易受惊，充满焦虑，动不动就发出刺耳至极的尖叫。我鄙视它们，因为我一进那房子，它俩就往我腿上扑，傻了吧唧地想爬上来。
我当然看得一清二楚，每次我载着妮拉和瓦赫达提先生去那老太婆的家，后座上的气氛都很紧张，颇为压抑。通过妮拉眉头那道痛苦的犁沟，我就能看出来，他俩刚刚吵过架。我还记得，我父母拌嘴的时候，非得有一方获得了完全的胜利，他们才会停战。这就是他们结束争执的方式，用一个结论来堵住怨气，不让它继续外泄，免得第二天没法收拾。瓦赫达提夫妇却不是这样。他俩吵到最后，与其说是吵完，倒不如说吵散了，就像一滴墨汁掉进水碗里，总会残留下一些颜色，久久不去。
用不着太聪明，也能猜得出来，那老太婆不赞成这门亲事，妮拉也知道这一点。
当我俩，妮拉和我，继续这些谈话的时候，有一个关于她的问题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我脑海中浮起。为什么她要嫁给瓦赫达提先生？我没有勇气去问。就我的本性而言，实在做不出这样一种逾规失礼的举动。我只能揣想，对某些人，特别是对某些女人来说，婚姻——即便是像这样不幸福的婚姻——是一种对更不幸福状态的逃避。
有一天，1950年秋的一天，妮拉把我叫去。
“我想让你带我去趟沙德巴格。”她开口道。她说她想见见我的亲属，看看我的老家。她说我给她做饭，拉着她满喀布尔地转，到现在已经一年，可她对我几乎一无所知。她这个要求把我弄得惊惶失措，退一步说，像她这种身份的人提出来，要大老远地跑去见一个仆人的亲属，也实在很不寻常。我也感到高兴，因为妮拉对我竟有如此强烈的兴趣，可同时我又害怕，因为我提前考虑到了我的不便——还有，是的，我的羞耻——到时候她就会看到我老家的贫穷。
我们在一个阴郁的早晨出发。她穿了高跟鞋和桃红色的无袖长裙，可我明白自己的身份，没有建议她另做选择。一路上，她都在问问题，问村子，我认识的人，我妹妹和萨布尔，他们的孩子。
“他们叫什么名字？”
“嗯，”我说，“有一个叫阿卜杜拉，快九岁了。他亲妈去年死了，所以他是我妹妹帕尔瓦娜的继子。阿卜杜拉有个妹妹，帕丽，还不到两岁。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天，帕尔瓦娜生了个小男孩——奥马尔，这是他们给他起的名字——可他死了，只活了两个礼拜。”
“出什么事了？”
“冬天，尊贵的太太。冬天作践这些村子，每年都要随随便便弄死一两个孩子。你只能希望它别进你家的门。”
“真主啊。”她低声道。
“说点高兴的吧，”我说，“我妹妹又怀上了。”
到了村里，光脚板的孩子们照例蜂拥而上，追着车欢迎我们，可等妮拉一从后座上下来，小孩们马上变得鸦雀无声，直往后退，也许是怕她骂人。可是妮拉表现得非常耐心和友好。她跪下来，微笑着，和每个孩子讲话，握他们的手，摸他们的脏脸蛋，抚弄他们的脏头发。让我尴尬的是，村民们聚拢过来，围观妮拉。其中就有我的发小巴依吐拉，他和他兄弟们一起，蹲在房檐上往这边看，活像一排乌鸦，全都在嘴里嚼着纳斯瓦尔烟末子。他父亲谢基卜毛拉也在，和三个白胡子老头一起，坐在一堵墙下的阴凉里，漠然地捻着手里的念珠，眼珠子却不嫌老，紧盯住妮拉和她裸露的胳膊，一脸的不高兴。
我把妮拉介绍给萨布尔，然后一块走向他和帕尔瓦娜的小土房，身后跟着一帮看热闹的。到了门口，尽管萨布尔告诉妮拉不必多礼，可她还是非要把鞋脱掉。大伙一进屋，我就看见帕尔瓦娜默默坐在角落里，紧绷绷地缩成了一个圆球。她向妮拉问了好，声音小得像蚊子一样。
萨布尔朝阿卜杜拉扬扬眉毛。“上茶，儿子。”
“噢，别麻烦了。”妮拉说着，一屁股坐到了帕尔瓦娜身边的地上。“不必了。”可是阿卜杜拉已经闪身进了隔壁，我知道那屋子既是厨房，又是他和帕丽睡觉的地方。门洞上钉着一块脏乎乎的塑料布，用来隔开我们待的这个房间。我坐下来，手里摆弄着车钥匙，后悔没机会提前和我妹妹说一声，告诉她有人要来串门，好让她有时间收拾收拾。煤烟熏黑了龟裂的土墙，妮拉坐的破床垫也沾了一层灰，屋里仅有的一个窗户上星星点点，全是苍蝇屎。
“这地毯多漂亮啊。”妮拉快活地说，用手指摩挲着那张小毯子。它是大红色的，图案是大象的脚印。这是萨布尔和帕尔瓦娜拥有的惟一值钱的物什，可那年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