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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不出所料。
几天之后，夜半时分，我为雷声惊醒。利夫内常常有雷雨。当地居民说这是因为利夫内地下有铁矿，好象这个矿在“招引”雷雨。
夜在窗外折腾着，一会儿进射出急速的白色闪电，一会儿凝聚成漆黑一片。隔壁传来激动的声昔。然后我听到安菲莎气愤地喊道：“这是谁想出来的？在什么法律上写着我不许爱他？拿来给我看看！既然给了我一条命就别想夺回去。都是坏人！他一天比一天瘦，象一支小蜡烛似的。象一支小蜡烛！”她大声喊着，呛了起来。
“孩子的妈，你让她平静平静！”房东没大把握地对妻子大声说道。“让傻瓜顺着心意活着吧。由她去吧。可是钱哪，安菲莎，我是一个子儿也不给。你也别痴心妄想。”
“谁要你那臭钱！”安菲莎喊道。“我自个儿会挣，我把他带到克里米亚去。他在那儿或许能再多活一年。反正我非离开你们不可。你们怎么也免不了丢丑。你们可要明白这一点！”
我开始推测发生的是什么事情。房门外在小过道上有谁也在唏唏嘘嘘地哭泣着。
我开了门，在一个雷电闪光中，我看见了波琳娜。她前额贴着墙站在那里，围着一条长披巾。
我轻轻叫了她一声。一个霹雷劈开了天空，好象一下子把这座破房子齐屋顶打到地下去似的。波琳娜恐惧地抓住了我的手。
“天哪！”她嗫嚅着说。“这可怎么办呢？又下着这么大的雨！”
她悄声告诉我安菲莎全心全意地爱上了柯利亚，他是卡尔波夫娜的儿子。卡尔波夫娜挨家挨户给人洗衣服。她是一个性情平和、不爱讲话的女人。柯利亚有病，是肺结核。安菲莎脾气大、性子急躁，谁也管不了她。要不依着她，她就自杀。
隔壁的声音忽然沉寂下来。波琳娜跑回自己房里去了。我躺下来谛听着，久久不能入睡。房东那边默然无声。于是我也打起瞌睡来了。在蒙陇中，我听见了懒洋洋的雷声和狗吠声。然后我沉沉入梦了。
大概我刚睡了一小会儿。一阵猛烈的敲门声把我叫醒了。是房东敲门。
“我们家出了事情了，”他在门外说，声昔简直象个死人。“请原谅我打扰您。”
“怎么回事？”
“安菲莎跑了。就穿着那身衣裳。我到斯洛博德卡，到卡尔波夫娜家里去看看。八成她奔那儿去了。我求您照顾一下我家里人。我内人昏过去了。”
我急急忙忙穿上衣服，给老太婆送去了缬草酊。波琳娜喊了我一声，我跟她到台阶上来。我虽然说不出什么道理来，但我知道马上大祸就要来了。
“到河边上去，”波琳娜小声说。
“你们有灯笼吗？”
“有。”
“赶快拿来。”
波琳娜拿来一盏不大亮的灯笼，我们顺着泥滑的绝壁，往河那边走下去。
我深信安菲莎就在这左近。
“安菲莎！”忽然波琳娜绝望地叫了一声，不晓得为什么这声喊叫却把我吓了一跳。“她喊也没有用！”我想。“白喊！”
闪电在对岸无力地悄悄地闪烁着。雷声勉强能够听见。峭壁上的丛莽中，雨点在沙沙地响着。
我们顺着河往下流走去。灯笼勉强照亮了。不一会儿，正在头上—个迟来的闪电，好象把天烧着了，在电光中我看见前边岸上，有点什么东西发白。
我走到这个白东西旁边，弯下腰去。我看见了安菲莎的衣服和衬裙。她一双沾湿了的鞋子也扔在这里。
波琳娜尖叫了一声，往家里就跑。我跑到渡船跟前，叫醒了摆渡的。我们坐上了平底小船，漂流下去，不断从这岸向彼岸划，仔细看着河水。
“难道在夜里能找到吗，还下着这么大的雨！”摆渡的打着呵欠说，他睡意还没有消呢。“没漂上来以前，反正找不着。就是说，死神连漂亮的人儿都饶不过。就是这样，我亲爱的朋友。把衣裳脱了，就是说，好死得容易些。嘿，好个姑娘！”
第二天清晨，在堤堰旁边，找到了安菲莎。
她躺在棺材里，显得说不出的美丽，一双浸湿的沉重的金色辫子搭在两边，惨白的唇上挂着一抹歉仄的微笑。
有一个老婆婆对我说：“你不要看她，亲爱的，不要看。因为这是那种使人心碎的美。最好别看。”
但是我不能不看安菲莎。我生平第一次亲眼看到那比死还强的无限的女人的爱。在那以前，我只是在书本上看到过，但不大相信会有这样的爱情。不知为什么，当时我以为这种爱情大都注定落在俄罗斯女人身上。
出殡的时候有很多人。柯利亚远远地跟在后面——他怕安菲莎家里的人。我想走近他，他撒腿跑开，拐进一条小巷里不见了。
我的心灵整个为这件事扰乱了，简直一行也写不下去。只好从城郊搬到城里去，不过，说城里，莫如说是车站，搬到铁路上的医生玛利亚·德米德利叶夫娜·沙茨卡雅的一所潮湿的阴暗的小屋里去了。
在安菲莎死前不久，有一次，我打城里花园走过。在露天电影院旁边，有四十来个小孩子坐在地上。仿佛在等着什么，吵吵嚷嚷，好象一群麻雀。
从电影院里出来一个头发花白的人，把电影票分给孩子们，然后，这些孩子便挤着骂着拥进了电影院去。
这个头发花白的人，面貌倒年轻，看上去不到四十岁。他善良地眯缝起眼睛看看我，向我挥挥手走了。
我决意要问问这些孩子，这个奇怪的人是谁。我走进电影院去看了一个半钟头旧片子红色小鬼，听着这些孩子打哨、跺脚、欢呼、惊叫和哼哧。
散场的时候，我和小孩子们一齐出来，我就问他们那个头发花白的人是谁，为什么给他们买电影票。
立刻在我周围集聚了一个大喊大叫的孩子大会，情形大致弄清楚了。
原来这个头发花白的人是铁路医生玛莉亚·德米德利叶夫娜·沙茨卡雅的弟弟。他有病：“脑振荡”。苏维埃政府给他数目很大的抚恤金。什么原因却不得而知。每月在他领抚恤金这一天，他把车站附近的小孩子都集聚到一起，领他们去看电影。
小孩子们准确地知道哪一天发抚恤金。在这一天，他们一大早便挤在沙茨基的房前房后，坐在车站前的小园子里，装着完全是偶然来到那里的样子。
这就是我从小孩子那里能够知道的一切。当然，还有一些与本题无关的细节。譬如，扬姆斯卡雅镇的小孩子们也想混进来，但车站的小孩们无情地反击他们。
我的女房东在安菲莎死后一直没起床，总诉说她心里不好受。有一次，玛莉亚·德米德利叶夫娜·沙茨卡雅医生来看她，于是我便和医生认识了。她戴着夹鼻眼镜，身材高大，是一个很果断的女人。虽然上了年纪，但她仍然保持着女学生的外表。
从她那里我得知她的弟弟是一个地质学家，有神经病，确实是由于他写过在国内和在欧洲都有名的科学著作，领着个人抚恤金。
“您不要在这儿住下去啦。”玛莉亚·德米德利叶夫娜·沙茨卡雅用一种不惯于提出反对意见的医生的语调说。“快到秋天了，下起大雨来，这个地方泥泞得很，连行人都不好走。而且环境也阴沉，能写出什么来！搬到我那儿去吧。我家里只有一个老母亲，一个弟弟和我，铁路的宿舍里有五个房间。我弟弟很懂事，他不会打搅您。”
我同意了，便搬到玛莉亚·德米德利叶夫娜家里去。这样我就认识了地质学家华西里·德米德利耶维奇·沙茨基——他成了我后来的中篇小说卡拉布迦日海湾中的人物之一。
家里的确寂静得很，甚至有些死气沉沉的。玛莉亚·德米德利叶夫娜终日在诊疗所或到外面去看病人。老婆婆整天摆牌阵解闷，而地质学家很少走出自己房间。他从一清早起来，便把当天报纸从头到尾一字不漏地通读一遍，然后，很快地写着什么东西，差不多要写到深夜，一天写满一厚本笔记。
偶尔从荒凉的车站上，送来几声那部唯一的调车机车的汽笛声。
沙茨基一开始畏避我，后来熟了，便开始跟我攀谈起来。在谈话中，明白了他的病的性质。从早起，当沙茨基还没疲乏以前，他是一个完全健康的人，而且是一个有趣的谈话的对手。他博学广闻。但当稍微有一点疲乏的时候，便语无伦次了。这些谵语都是根据一种癫狂的思想的，而这种思想是按照严格的逻辑发展的。
玛莉亚·德米德利叶夫娜把他的笔记拿给我看。这些笔记簿上密密层层地写满了单词。没有成句的话。差不多是这样：“匈奴，德国，霍亨索伦，文明的毁灭”，“利夫内，狡猾，伪善，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