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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不断地练习，直至娴熟且成为习惯。长辈们从不认为孩子们到时候就能“自然而然地学到”正确习惯。杉本夫人描写她14岁订婚后如何学习伺候未来的丈夫用餐。在此之前，她一次也没见过未来的丈夫。丈夫在美国，她在日本的越后。在母亲和祖母的监看下，她一而再、再而三地“亲自下厨做几样据我哥哥说是松雄（未婚夫）特别爱吃的菜。我假想他坐在我身旁，为他夹菜，并总是劝他先吃。我学习关心未来的丈夫，使他感到愉悦。祖母、母亲也总是装作松雄就在眼前似地问这问那。我也很注意自己的服饰和动作，好像丈夫真的在房间里。如此这般，让我学会尊重丈夫，珍视我作为他妻子的地位。”
男孩子虽然不像女孩子那么严格，也要通过实例和模仿接受细致的习惯训练。习惯一旦“学会”，就不能有任何违反。进入青年期，男孩的生活中有一个重要领域主要是靠他自己的主动性：长辈从不教他求爱的习惯。家庭禁止一切公开表现性爱的行动。而从9岁或10岁起，没有亲属关系的男孩女孩就完全不同席。日本人的理想是双亲要在男孩对性感兴趣之前为他订下婚约。因此，男孩接触女孩的最好态度是“害羞”。农村常常用这个话题取笑男孩，让他们总是“害羞”。
但男孩子仍然设法学会了求爱。过去，甚至最近，农村中许多姑娘在出嫁之前就已怀孕。这种婚前的性经验是不属于人生大事的“自由领域”。父母议婚时也不太在乎这些事。但在今天，就像须惠村一位日本人对恩布里博士讲的那样，甚至连女佣人都受到了必须保持贞洁的教育。进入中学的男孩被严禁与异性有任何交往。日本教育和舆论都在竭力防止两性在婚前的亲密接触。日本电影把那些对年轻妇女随便表示亲昵的青年看作是“坏”青年，而所谓“好”青年则指那些对可爱的少女采取在美国人看来是冷酷甚至粗野态度的青年。对女人表示亲昵，就意味着这位青年“放荡”，或是追逐艺伎、娼妇、咖啡女郎的人。
到艺伎馆是学习情事的“最好”方法，因为“艺伎会教你，男人只需悠然观看”，不用顾虑自己笨手笨脚，也不指望能跟艺伎发生性关系。不过能到艺伎馆去的日本青年并不很多，他们多数是去咖啡馆去看男人怎样亲昵女人。但这种观察跟他们在其他领域的训练不是同一类型，男孩有很长时间担心自己这方面的笨拙。性行为是他们生活中无需由长者亲手指导而学会的极少数领域之一。有地位的家庭在年轻夫妇结婚时会交给他们《枕草子》和绘有各种姿态的画卷。正如一位日本人所说： “看书就可以学会。好比庭园布置，父亲并不教导如何布置日本式庭园，但你上了年纪就会学会这种嗜好。”他们把性行为和园艺都看成是到时候看书就能学会，虽然大部分日本青年是通过别的办法学习性行为的。总之，这方面他们不依靠成年人的悉心教导。这种训练差异使青年深信，性属于另一领域，与人生大事无关，根本不需要长辈亲自指教。这是一个可以自由控制的领域，尽管他也时常迷惑，惴惴不安。由于这个领域跟其他领域有不同的规则，男子结婚后完全可以毫无顾忌地在外面寻花问柳，并不认为侵犯了妻子的权利，也不会威胁到家庭关系。
妻子没有同样的特权。对丈夫保持忠贞是她的义务。如果被勾引了，只能悄悄偷情。日本妇女很少能隐瞒私情不被发现。神经过敏或心绪不宁的妇女被认为患有 “歇斯底里”症。“妇女最经常遇到的困难不是社会生活，而是性生活。很多精神不正常的妇女以及大多数歇斯底里症患者，显然是由于缺乏性协调。妇女只能靠丈夫的意愿来满足性欲。”须惠村的农民认为，大多数妇女病“始于子宫”，而后蔓延到头部。丈夫如果只迷恋其他女人，妻子就会求助于手淫。从农村到上流家庭，妇女都秘藏有传统的手淫工具。在农村，生过孩子的妇女可以很随便地谈论性。当母亲之前，她是一句关于性的玩笑也不能说的。这种玩笑随着年龄的增长充斥在男女混杂的宴会之中。她们甚至会配合猥亵小曲的节拍，搔首弄姿，毫无顾忌地大跳艳舞。“这种余兴必定引起哄堂大笑。”在须惠村，村人到村外迎接服役期满回乡的士兵时，妇女们会女扮男装，互相开着下流的玩笑，假装要强奸年轻的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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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学习（7）
生
这样，日本妇女在性问题上也有着某种自由，出身越是低微，自由就越大。她们一生多数时间必须遵从各种禁忌，但并不忌讳男女性事。在满足男人性欲时，她们是淫荡的；同样，在满足男人性要求时，她们又能克制性欲。女人到了成熟年龄，就会抛开禁忌。如果她的出身低微，其淫荡毫不逊色于男子。日本人对妇女行止端正的要求根据年龄和场合而有所不同，不要求妇女的性格一成不变，不会像西方人一样把妇女简单地分成“贞女”和“淫妇”。
男人们也同样既有恣意放纵的时候，又有谨慎克制的时候，这些都视场合的不同而定。男人最大的乐趣是跟男人一起喝酒，如果有艺伎侍奉在侧就更加惬意。日本人乐于醉酒，两三杯下肚，就会放开平时的严肃拘谨，喜欢相互倚躺，亲密无间。醉酒者除了极少数“难以相处的人”会发生吵闹之外，很少能看见粗暴行为或者打架。除了喝酒这种“自由领域”，日本男人决不能干别人讨厌的事。如果一个人在生活的重要领域被人指责为讨厌，那就是仅次于日本最常用的骂人话“马鹿”（混蛋）。
教育方式使日本人的人生观具有两面性，每一面都不应忽视。他们在幼儿期过着娇纵的特权生活，此后在接受各类训练的过程中，他们始终留存着“不知耻”的年代的快乐记忆。他们无需为未来描绘天堂，他们过去就曾有过天堂。他们描绘童年时代所用的是他们的特殊术语，他们说人性本善，说众神慈悲以及做一个日本人无上光荣。这使他们很容易地把自己的道德建立在一种极端观念上，认为人人身上都有“佛种”，死后都能成神。这种观念使他们固执、自信，这是他们不顾自己的能力是否足够就去干任何事情的思想基础，是使他们敢于坚持己见，甚至反对政府、以死证明自己正确的思想基础。有时，这种盲目自信会使他们陷入集体性的狂热。
六七岁以后，“谨言慎行”、“知耻”这类责任逐渐带着强大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这种压力虽然不是普鲁士式的纪律，却无法逃避。在具有特权的幼儿时代，有两件事情为必须履行的义务奠定了基础：一是父母固执地训练其便溺的习惯和纠正各种姿式，二是父母常常嘲弄孩子，吓唬说要遗弃他。这些经验使孩子们有所准备，能够接受严格的约束，以免被“世人”耻笑、遗弃。他要抑制幼儿时期的无拘无束的冲动———那些冲动并不是不好，只是已不合时宜了。他逐渐进入严肃的生活，随着幼年特权被逐渐否定，他被允许享受成人的享乐，但幼年时代的经验决不会真正消失。他们的人生哲学随时从童年吸取经验。他承认“人情”，这是幼年时代的经验；在成年生活的“自由领域”内，他又重新体验幼年时代的感觉。
日本儿童生活有一个显著的连续性贯穿着儿童时代：取得伙伴的承认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正是这一点，而非绝对的道德准则，深深扎根在了儿童的心灵之中。在儿童时代的前期，孩子大到会向母亲撒娇的时候，母亲就把他放在自己的床上睡觉。他会计较自己和兄弟姐妹们所得点心的多少，以此判断自己在母亲心目中的地位。他能敏感地察觉遭到冷遇，甚至会问姐姐：“你是不是最疼爱我？”在童年的后期，他要渐渐放弃个人满足，以得到“世人”的赞许和接纳，否则会遭到“世人”的讥笑。大多数文化教育儿童都会施加类似压力，但在日本，这种压力特别沉重。被“世人”抛弃，这在孩子心里类似母亲嘲弄威胁要丢弃他。因此，在他一生中，被伙伴排斥比挨打更可怕。他对嘲笑和排斥的威胁异常敏感。事实上，由于日本社会不容易保持私密，“世人”对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几乎尽知，如果不赞成其言行，确实可能把他排斥掉。这绝不是主观想像。日本的房屋结构，薄薄的板壁不能隔音，白天又敞开着，没有能力修筑围墙和庭院的人家，私生活是完全暴露的。
而日本人使用的某些象征，有助于了解因儿童教养的不连续性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