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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现代战争电影也体现着这种传统。看过这些电影的美国人会以为，这是最好的反战宣传———这是典型的美国式反应。这些电影通篇都只讲牺牲和苦难，看不到阅兵式、军乐队、舰队演习和巨炮等鼓舞人心的场面，看不到胜利的镜头，看不到高喊“万岁”的冲锋，看不到英美骑兵那种壮观、激动人心的场景。不论是描写日俄战争还是描写中国事变，都是一个格调：在泥泞中行军，凄惨沉闷的苦战，胜负未卜的煎熬，等等。他们或描写泥泞深陷，夜宿中国小镇；或是描写一家三代、历经三次战争而幸存的代表，成了残废、瘸子、盲人；或是描写士兵死后，家人集聚在一起悲悼丈夫、父亲，失去了生计维持者，仍然鼓起勇气活下去。伤残军人的恢复健康也很少被写成剧本。这些影视作品甚至不涉及战争的目的。对日本观众来说，只要银幕上的人物时时刻刻处处都在“尽一切努力报恩”，这就足够了。所以，这些电影事实上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宣传工具。电影的制作者知道，这些电影是不会在日本观众中激起向往和平的反战情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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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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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人生观体现在他们的忠、孝、情义、仁、人情等道德规范之中。他们认为，“人的义务”可以像在地图上切分势力范围一样分成若干领域。用他们的话来说，人生是由“忠的世界”、“孝的世界”、“情义的世界”、“仁的世界”、“人情的世界” 及其他许多世界组成的。各个世界都有特殊详细的准则。一个人评价同伴不会评价其完整的人格，而是说他“不懂孝”或“不懂情义”等等。他们不会像美国人那样用“不正派”来批评某人，不会使用“自私”、“冷漠”之类的评语，而是明确指出他在哪个领域中行为不当，在哪个特
定领域里违反准则。他们不诉诸于绝对命令。一个得到赞许的行为总是跟该行为所表现的“世界”相联系的。一个人 “为了孝”而行动时是一种方式，而只是“为了情义”或者在“仁的世界”行动时就完全会用另一种方式。甚至各个“世界”的准则也会随着情况的变化而要求采取不同的行动。例如对主君的“情义”，在主君没有侮辱家臣以前，要求尽最大的忠诚；受到主君侮辱之后，就可以背叛主君。又如在1945年8月以前，“忠”要求国民对敌人作战直至最后一兵一卒；天皇广播宣布投降之后，“忠”所要求的行为就发生了变化，日本人马上对外来者表现出合作态度。
日本人从一种行为转向另一种行为绝不会感到心理苦痛。在日本人的生活里，矛盾已深深扎根在他们的人生观之中。对西方人来讲，特别应该重视的是，日本人所划分的生活“世界”是不包括“恶的世界”的。这并不是说日本人不承认有坏的行为，而是他们不把人生看成是善恶力量进行争斗的舞台。他们把人生看作是一出戏，在这出戏中，“世界”和“世界”，“行动方针”和“行动方针”，相互之间应该协调平衡。每个“世界”和每个行动方针，其本身都是善的。如果每个人都能遵循真正的本能，那么每个人都是善良的。他们甚至把中国的道德箴言看作是中国人需要那种道德的证明，认为那证明了中国人的劣根性。
日本人完全不认为自己需要那种包罗一切的道德伦理戒律。他们“不愿意抓住恶的问题”。按照他们的观点，不从宇宙的高度，也能恰当地说明坏行为。每个人的心灵本来都闪耀着道德的光辉，犹如一把新刀，但如果不勤于打磨就会生锈。这种“自身的锈”，跟刀锈一样，所以人必须像磨刀那样注意磨砺本性。但即使生了锈，心灵仍在锈的下边悄悄发光，只需加以研磨，就能使之重新生辉。
日本人这种奇特的人生观，令西方人很难看懂日本的民间神话、小说和戏剧。日本人的小说评论也总是围绕主人公陷入“情义与人情”、“忠与孝”、“情义与义务”的矛盾来论述：主人公的失败是因为溺于人情而忽视了“情义”的义务，或者是因为难以忠孝两全；他迫于“情义”而不能遵行正义或牺牲家庭……这些矛盾是具有约束力的几种义务之间的矛盾，都是“善”的。对它们的选择就像面对多如牛毛的债务，必须选择先偿还一部分。同时，还清一笔债务，并不意味着可以免除其他债务。
日本人对剧中人的这些看法，和西方人是根本对立的。我们认为剧中人之所以是好人，是因为他选择了善，并且与恶进行斗争。“有德者胜”，结局应该圆满，好人要有好报。日本人则酷爱这样的主角：他既拖欠社会恩情，又不能有悖于名分，无法调和，只好一死了之。这样的故事在许多其他文化中是在教唆人们屈从于残酷的命运，在日本却反而成为启迪主动精神和宣扬坚忍意志的题材———主人公在竭力完成肩负的某种义务时忽视了其他义务，最后又和他所忽视的“世界”进行清算。
如果日本人一旦接受了美国这种简单随便的行为准则，即使所受影响不深，也无法想像他们还能再回到那种规矩繁琐的生活状态中去。他们把过去的生活有时说成是失去的乐园，有时说成是“桎梏”，有时说成是“牢笼”，有时又说成是盆栽小树。这棵小松树的根培植在花盆里时，是一件为庭园增添雅趣的艺术品；但一旦移植到了土地上，就不再会是盆栽了。他们已感到再不能成为日本庭园的点缀，再不能适应曾经往昔的要求。他们最为剧烈地经历了日本道德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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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修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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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把自己吊在钩子上？为什么要全神贯注于丹田？为什么要如此自虐地节俭？为什么只集中锻炼一项苦行，对其他人认为确实重要、应当训练的某些行为却完全不要求克制？那些在本国从未学过修养方法的观察者，来到高度信赖修养方法的国家里，最容易产生种种误解。
日本人认为，无论是参加中学考试的少年，还是参加剑术比赛的成人，甚至是贵族，都
要在学习应付考试所必需的内容之外，进行“自我修养”。不管考试成绩多好，剑术多么高超，礼貌如何周到，都必须放下书籍、竹刀或社交活动，进行特殊的“修炼”。当然并非所有的日本人都接受神秘的修炼。但是即使那些不修炼的日本人，也承认“自我修养”的术语和实践在其生活中的地位。各个阶级的日本人都运用普遍流行的一套有关自我克制的概念来判断自己和他人。
日本人的“自我修养”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培养能力，另一类不仅培养能力，还有更高要求，我将其称为“圆熟”。这两者有区别，有不同的根据，其目的是要产生不同的心理效果，并通过不同的外部标志来加以识别。
第一类，即培养能力的自我修养。如前面提到的那位陆军军官说：“他们都知道怎么睡觉，现在要训练他们不睡觉。”他讲的是一种公认的原理，即精神驾驭术，认为意志应当驾驭肉体。他们完全不理会“忽视健康肉体必受损害”的规律。日本人的整个“人情”理论都建立在这种观念之上：肉体的要求必须服从于人生大事，不管健康是否允许，不管肉体本身是否受过训练，总之，一个人应当不惜任何代价“自我修养”，来发扬日本精神。
在日本，为他人服务，也有着相互的强制力，既要求等量，也要求彼此承担相辅相成的等级责任。他们自我牺牲的道德和美国迥然不同。日本人特别反对基督教传教士关于自我牺牲的说教。他们极力主张，有道德的人不应该把为别人服务看成是在压抑自己。有位日本人对我说：“我们做了你们称为自我牺牲的事情的时候，觉得是自愿的，或者认为那是对的。我们绝不感到遗憾。我们不会认为我们在实际上作出了多大牺牲，这是为了提高我们的精神境界，或者这应当受到回报。”日本人把如此缜密细致的相互义务作为核心来组织社会生活，当然不会理会什么“自我牺牲”。他们要求自己履行极端的义务。关于相互义务的传统强制力，阻碍他们拥有 “自我怜悯”和“自以为是”的感情，而这种感情在个人主义竞争的国家中极易出现。
日本培养“能力”的自我修养，是为了改善他驾驭生活的能力。他们说，修养初期也许会感到难以忍受，但这种感觉很快就会消失，终究能够学会享受其中的乐趣 ———否则就会抛弃修养。徒弟要在生意上有出色表现，少年要学习“柔道”，媳妇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