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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分与情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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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情义”,日本人还有一点与西方借债还账相似。那就是如果逾期未报,就会像利息那样增长。埃克斯坦博士叙述过他与一位日本制造商的交涉经过,这位商人曾给埃克斯坦博士提供去日本的旅费,让他去收集野口英世的传记资料。埃克斯坦博士完成了任务,回到美国撰写传记,定稿后寄给日本,却既没有收到回执,也没有收到来信。博士自然担心:是不是书中有些地方触怒了这位日本人。他发出了好几封信,仍然没有回音。几年之后,这位制造商给博士打来电话说他正在美国。不久,他带着几十棵日本樱花树到埃克斯坦博士家拜
访。这份礼品实在可观。这就是因为回报延误太久,必须送厚礼。这位日本人对埃克斯坦博士说:“您当时大概不是要我立刻回报吧!”需要对日本多么的了解,才能懂得那个“立刻”的含义呀。
“份内的情义”,意思是份内理所当为,这个词代表日本传统的荣誉感,意味着使名声不受玷污的义务。这份荣誉感包含着一些具体要求,比如能够忍受痛苦,要在专业及技能上维护自己的名声。对于份内的“情义”,还要求消除毁谤或侮辱,因为毁谤会玷污名誉,必须洗雪,必要时也许要对毁谤者进行报复,或者自杀。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可以有多种方式,但肯定不应该置之不理。
“份内的情义”,日本人没有给它起一个专门用词,只把它描述为报恩范围以外的情理。它包含着善意和关切,也包含着洗刷耻辱,蓄意报复之心。西方语言中把上述两者区分为感激与报复两个对立的范畴,日本人对此则无所谓。为什么一种品德不能既包括对他人善意的反应,又包括对他人恶意或轻蔑的反应呢?
日本人认为这样最合理。一个正派的人对恩情和和侮辱都同样感受强烈,都要认真回报。他们认为,只要受到的侮辱、毁谤及失败未得到报复,或者没有雪耻,“世界就不平稳”。一个正派的人就必须努力使世界恢复平衡。这是人的美德,绝不是人性中的罪恶。
不过,“对份内的情义”而产生的敌意和伺机报复,绝不是亚洲大陆道德的特点。它不是所谓东方气质,中国人没有这种特点,暹罗人、印度人也没有。中国人把听到侮辱和诽谤就神经过敏者看作是“小人”,认为这种人气量狭小,道德水平不上层次。暹罗人相信对侮辱者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侮辱,这样能暴露出他有多卑鄙。他们不像日本把对名誉的敏感看作高尚理想的一部分。
要理解“份内的情义”,必须知道日本还有多种比较内敛的道德。复仇只是在特定场合应该采取的行动,此外还包括稳静的、克制的行动。一个自重的日本人必须坚忍和自我克制,这是他“份内的情义”的一部分。妇女分娩时不能大声喊叫,男人对于痛苦和危险必须处之泰然。当洪水冲到日本的村庄时,每个持重的日本人必须带好必需品,爬上高地,不能乱喊乱跑,张皇失措。秋分前后台风、暴雨袭来时,也能看到同样的自我克制。这种行为是每个日本人所具有的自尊心的一部分,即使他不能完全做到。日本人的这种自我克制中还具有“位高则任重”的含义。在封建时代,对武士的要求比对庶民要高,对平民虽不是那么严格,但也差不了多少。如果说,对武士要求能忍耐极端的肉体痛苦,那么对庶民则要求能极端顺从地忍受持刀武士的侵犯。
关于武士的坚忍,有很多著名故事。他们必须能忍耐饥饿,如果奉命不吃东西,他们要做到即使饿得要死,也要装出刚刚吃完饭的样子。俗谚说:“雏禽求食而鸣,武士口含牙签。”十分潇洒。日本人的态度恰似那少年兵回答拿破仑的话:“受伤了?不,报告陛下,我被打死了!”武士临死前不能显露出丝毫痛苦,要毫不畏缩。1899年去世的胜伯爵说过,他小时候睾丸被狗咬伤,当医生给他做手术时,父亲把刀戳在他鼻梁上:“一声也不许哭;要是哭,我就叫你死,要不愧为一个武士。”
“份内的情义”,还要求其生活方式配得上自己的身份。缺少这种“份所当为”,就丧失了自尊。德川时代的《取缔奢侈令》对各类人的衣着、财产、用品几乎都作了详细规定。对这种按世袭阶级地位规定一切的做法,美国人将大吃一惊。在美国,自尊是与提高自己的地位联系在一起的。一成不变的《取缔奢侈令》是否定我们这个社会的基础的。德川时代规定,某一等级的农民可以给他的孩子买某种布娃娃,而另一等级的农民则只能买其他种类的布娃娃。我们对这类法律会感到不寒而栗。但在美国也并不是全然没有类似的情况。我们心安理得地认为,工厂主的孩子可以有一列电动火车,而佃农的孩子有一个用玉米棒做的娃娃就心满意足了。我们承认收入的差异,并认为这是合理的。争取获得较高的薪金已成为我们自尊体系中的一部分。而在日本,有钱会令人疑惑,守本分才让人放心。即使在今天,穷人和富人一样,都以遵守等级制的习惯来保持其自尊。这在美国是无法理解的。
“份内的情义”,除了“守本分”之外,还需要尽到其他的义务。告贷者借款时也许要把“份内的情义”抵押给债主。直至二三十年前,借款者一般都要向债主表示:“如果还不了债,我愿在大庭广众面前受人耻笑。”实际上,即使还不起债,他也不会真的公开受辱。因为日本没有当众揭丑这种惩罚。但是,当新年来到,债务必须偿还之时,无力还债的人会用自杀来 “洗刷污名”。至今,除夕之夜仍有一些人以自杀挽回名誉。
名分与情义(3)
生
所有各种职业上的责任也与“对份内的情义”有关。比如,有许多校长会因学校遭火灾而引咎自尽。他们对火灾毫无责任,只因火灾使挂在学校中的天皇御像受惊。也有些教师为抢救天皇御像,冲入火中而被烧死。至今仍有流传说,有些人在庄严捧读教育敕语或军人敕谕时,偶尔读错,竟然自杀以洗刷污名。在当今天皇治下,也有人曾因一时不慎,误把自己的孩子起名“裕仁”(天皇的御名,在日本必须避讳,绝不能说),因而自杀并把孩子一起杀掉。
日本的专业人员,对其专业上“份内的情义”要求十分严格,但却不一定靠美国人所理解的高度专业水平来保持。教师说:“教师的名分,不允许我说不知道。”意思是,即使他不知道,也必须装作知道。“份内的情义”所特指的正是这种自我防御。实业家也是这样。“实业家份内的情义”决定他不能承认他的资产已经枯竭,或者他为公司制定的计划已经失败。外交家在“情义”上也不能承认自己外交方针的错误。有关“情义”的上述含义都是把一个人和他的工作高度地等同起来,对某人的行为或能力的任何批评,就自然地变成对他本人的批评。
日本人常常想出一些巧妙办法来避免直接竞争。日本小学中竞争机会之少是美国人想像不到的。日本的教师们奉命必须让每一个儿童提高成绩,不能为学生提供机会去互相比较。日本小学里没有留级重读一年的制度,同时入学的儿童,一起学习全部课程,一起毕业。小学生成绩表上记载的是操行品质,而不是学业成绩。一旦竞争无法避免,比如中学入学考试,其紧张程度是空前的。每一位老师都知道一些孩子们因没考上而企图自杀的故事。
这种尽量减少直接竞争的作法,贯穿于日本人的全部生活。而且以“恩”为基础的伦理,本身为竞争这种东西没留下多少空间。他们的等级体系有繁琐的规定,把直接竞争控制在最低程度。家族制度也限制了竞争,他们可能互相排斥,但没有进行竞争。日本人看到美国家庭中儿子与父亲比赛开车技术,是以惊诧的语气进行评论的。
在日本到处都有中间人,防止两个竞争者直接面对面。一个人因失败而感到羞耻时,随时都需要有个中间人。因而,在提亲、找工作、退职以及无数日常事务中,中间人都起着作用。中间人为当事者双方传达对方的意见。或者在诸如结婚之类的重要交往中,双方各自都请中间人,他们先做细致交涉,然后再分别向各方汇报。用这种方式进行间接的接触。当事者就不至于听到在直接的要求与责难,伤及名分与情义。中间人也会因发挥了这种重要作用而获得声望,并以其成功事例博得社会的尊敬。中间人还以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