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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后仍有白光在荧屏上恋恋不舍。这也不坏，有点类似迷失方向的印度大象的脚印，但坏确乎不坏。最后一种形式——人没死名字便已消失，即穷婶母们。
但我偶尔也会陷入这种穷婶母式的失名状态中。在傍晚拥挤不堪的中心车站，自己的目的地、姓名、住所突然从头脑中消失一尽。当然时间极短，五秒或十秒。
也有以下情况：
“你的姓名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一个人说。
“没关系的，别介意，又不是多么了不得的名字。”
他指了好几次自己的喉结：“哎呀，都已经到这里了。”
这种时候，感觉上自己就像被埋在土里面，只有左脚尖探出地面。偶尔有人被绊了一下，随即道歉：哎呀对不起都已经到这里了……
那么，失掉的名字到底去哪里呢？在这迷宫一般的城市里，它们继续生存的概率想必是微乎其微的。它们之中，有的在路上被卡车碾成肉饼，有的仅仅因为没有零钱乘电车而魂断街头，有的连同满口袋的自尊沉入深水河中。
尽管如此，它们之中的几个也还是有可能碰巧活下来而赶到已失名字之城，在那里创办一个与世无争的共同体。的确是小小的、很小很小的小城。入口处想必立有一块这样的牌子：
闲人免进
进入的闲人，自然要受到相应的轻微处罚。
也许那是为我准备的轻微处罚——我的脊背有小小的穷婶母贴了上来。
最初觉察到她的存在是在八月中旬。并非因为什么才觉察到的，只是忽有所感，感到背上有穷婶母。
那决非不快之感。既不太重，耳后又没有呼出的臭气。她只是如漂白过的影子紧贴在我的后背。若非相当注意，别人连她贴着我都看不出。和我住在一起的猫们在开头两三天固然以狐疑的眼神看她，但在明白对方无意扰乱自己的疆域之后，便很快适应了她的存在。
几个朋友好像沉不住气了，因为在我和朋友对坐喝酒当中，她不时从我身后一闪探出脸来。
“叫人心里不安啊！”
“不要介意，”我说，“又没什么害处。”
“那是那是。可有点心慌意乱。”
“噢。”
“到底从哪里背来的，那玩艺儿？”
“哪里也不哪里。”我说，“只是，我一直考虑很多事情，顾不上别的。”
朋友点点头，叹息一声。“知道的。以前你就这性格。”
“呃。”
我们很不来劲地继续喝了一个小时威士忌。
“我说，”我问，“到底什么地方让你那么心慌意乱？”
“就是说，总好像给老娘盯着似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他显得大为不解，“因为你背上贴着的是我母亲嘛！”
综合几个人的这类印象（我本身看不见她什么样），我背上贴的并非某个特定形象的穷婶母，而是能够随所看之人心中图像不断变换的类似乙醚的东西。
对一个朋友来说，乃是去年秋天死于食道癌的秋田狗。
“十五岁了，老得一塌糊涂。可干嘛偏偏得什么食道癌呢？可怜！”
“食道癌？”
“是的，食道里的癌，够受的！这玩艺儿可千万别沾我。成天唏唏嘘嘘地哭，甚至声音都发不全。”
“唔。”
“真想给它来个安乐死，但母亲反对。”
“那又何苦？”
“天晓得！肯定是不想玷污自己的手吧。”他兴味索然地说，“靠打点滴活了两个月，在贮藏室的地板上。地狱啊！”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
“倒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狗。胆小，见人就叫，百无一用，光是讨人嫌。皮肤病都得了。”
我点点头。
“倒不如不是狗，托生为蝉什么的说不定对它更幸福——怎么叫也不让人讨厌，又不至于得皮肤病。”
然而它依然是狗，口里插着一根塑料管贴在我背上。
对于一个不动产商来说，则是很早以前的小学女老师。
“昭和二十五年（注：一九五○年。），记得是朝鲜战争开始那年，”他边说边用厚毛巾揩脸上的汗，“她带我们班，带了两年。令人怀念啊！怀念归怀念，实际上差不多忘光了。”
看样子他把我当成了那位女老师的亲戚或别的什么人，劝我喝冷麦茶。
“想来人也够可怜的。结婚那年丈夫就给抓去当兵，坐运输船途中‘嘣’一声完了。那是昭和十八年。她一直在小学教书，第二年空袭当中身上着了火，从左脸颊烧到左臂。”他用指尖从左脸颊往左臂划一条长线，一口喝干自己的麦茶，再次拿手巾揩汗。“人像是蛮漂亮，可怜啊……性格都好像变了。若是活着，也怕快六十了。是的，是昭和二十五年……”
这么着，如同绘制街区地图或安排婚礼座席，穷婶母的范围以我的背部为中心一圈圈扩展开去。
但与此同时，一个人又一个人如梳齿脱落一样从我身边离去。
“那家伙本人倒不坏。”他们说，“问题是每次见面都不得不看老娘（或死于食道癌的老狗或留下火烧伤痕的女老师）那张让人心慌的脸，实在吃不消。”
我觉得自己仿佛成了牙医的椅子。谁都不责怪我，也不怨恨我，却又全部躲避我，偶尔见面也都找出冠冕堂皇的理由赶紧逃之夭夭。跟你在一起觉得挺别扭的——一个女孩老实说道。
不是我的责任。
知道。说着，她难为情似的笑笑。若是你背着立伞架什么的，我想倒还可以忍受……
立伞架。
也罢，我想，本来我就不善于交往，较之背什么立伞架活着，眼下这样岂不好得多！
另一方面，我陷入了不得不应付几家杂志采访的困境。他们每隔一天来给我和婶母拍照。一旦她的相照不好，对方便气急败坏，提一大堆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我本身当然不会翻看刊登这类报道的杂志，如果翻看的话，肯定把绳子套到脖颈上去。
一次还上过电视的晨间节目。早上六点就被拖下床，用车拉去演播室，喝了杯不知什么味道的咖啡。主持人是个仿佛能从身体此侧看到彼侧的中年播音员，每天笃定刷六次牙。
“好了，这位是今天早晨的嘉宾……先生。”
鼓掌。
“早上好！”
“早上好！”
“呃——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得……先生背上了穷婶母。请您谈一下事情的经过和个中辛苦……”
“其实也谈不上有多么辛苦。”我说，“既不重，又不至于把我敲骨吸髓。”
“那么肩酸背痛什么的……”
“没那回事。”
“从什么时候开始赖在那里不动的呢？”
我简单介绍了独角兽铜像广场上的事，但主持人似乎没能吃透我的意思。
“也就是说，”他清清嗓子，“您坐在池边，而池中潜伏着穷婶母，穷婶母附到您背上去了——是这样的吧？”
我摇摇头。说到底，人们所需求的不过是笑话或蹩脚的鬼怪故事罢了。
“穷婶母不是幽灵。既不会潜伏在什么地方，又不至于附到谁身上。不妨说，那仅仅是词语。”我很无奈地予以解释，“只是词语。”
谁也不置一词。
“也就是说，词语这东西类似连接意识的电极。只要通过电极持续给予同一刺激，那里必然发生某种反应。反应的类型当然因人而异，就我而言，则类似独立的存在感，恰如舌头在口中急剧膨胀的感觉。而附在我背上的，归根结蒂乃是穷婶母这一词语，既没有含义又无所谓形式。说得夸张些，好比概念性符号。”
主持人一副不无困惑的神色。“您说既没有含义又无所谓形式，然而我们可以在你背部清楚地看见某种形迹，我们心中因之产生各所不一的含义……”
我耸耸肩：“所谓符号便是这么个东西吧。”
“果真如此，”年轻的女助手打破了僵局，“如果你想消除，就能以自己的意志把那个印象或者存在什么的随意消除喽？”
“那不可能。一度产生的东西，必然脱离我的意志而存在下去。”
年轻的女助手现出费解的神情，继续发问：“比方说吧，您刚才所说的词语，莫非我也能将其化为概念性符号不成？”
“能的。”我回答。
“假如我，”主持人此时插嘴进来，“每天无数遍重复概念性这个词语，那么我背部就迟早可能出现概念性形迹，是吧？”
“想必。”
“概念性一词转化为概念性符号啰？”
“完全如此。”演播室强烈的灯光弄得我头开始痛了。
“可是，所谓概念性究竟是怎么一副尊容呢？”
不晓得，我说。这个问题超出我的想象力，光是穷婶母一个人已经压得我够呛了。
当然世界上滑稽是无所不在的，有谁能从中逃脱